《第二性》 内容整理

《第二性》内容整理

（一）

她把女性（？）放置于处境中，尝试着从生物学，精神分析学，历史，神话等方面对女性的处境加以剖析，探讨女性从“他者”中释放，成为“主体”的可能的出路，参与人类“共在”中去。自然，这样的剖析与探讨是基于一个限制前提的，即探讨女性“自主的自由”，而非“幸福”（任何不加限定性与目的性的对象研究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全人类所可能出现的各种状况是我们无法全部掌握的，纵使是有了很明晰的限定性与目的性，也会很大程度上受主观影响），而在这个限制之前又有个基础，即基于存在主义理论。

这个限制很重要。“自主的自由”真正把女性从男人的附庸之中脱离开了，是独立的主体。而女人的幸福却有很多种，而其中又有许多种是在社会道德的评判体系之下形成的，是不具备有独立自主之根本意识的。当然，在此，我们基于存在主义（？）的理论评判体系（？），而我们所讨论的是在此前提之下，即实现“自主的自由”的幸福问题。

（二）

但该以怎样的身份来提出这样的问题？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是“当事人”与各自的“法官”。波伏娃提出一个可能的可靠对象即“天使”，但同时，她对此可能性提出质疑，并相信，“要廓清女性的处境，仍然是某些女人更合适。”关于究竟“某些女人”指的是哪种，或说是具有哪些方面特质的并没有说明。但倘若我们将“天使”与“某些女人”融合为一体，我们也许可以找到一个特别的答案，即拥有极度男性气质的女人（？）。波伏娃在导言处就提及“女人究竟是什么”，

提出两个关键词，“子宫”及“女性气质”。致使女性今日处境的究竟是在于女性自然的生理结构还是由此衍生出来的“女性气质”？倘若女人身上的“女性气质”逐渐淡化（这有一个争议，关于女人究竟是什么的讨论），是否就可以争取到“主体”地位。乃至说，两性关系在婚姻生活中的主导附庸地位表现地最为频繁明显，倘若是女性之间的同性婚姻（那么我们就相对排除了“子宫”的影响），那么是否会存在二者相对平等，参与“共在”，还是人仍旧是男性气质的主导与女性气质的附庸。如果是后者，那么女性如何成为主体的问题便变得更为棘手了。（？）

(三）

波伏娃将“同性恋”放在了“成长”一部的最后一章，前三章分别是“童年”、“少女”、“性的启蒙”。波伏娃否决了将“天使”与“女人”融合在一起，作为最佳的法官的想法。她将同性恋视作是一种在处境中选择的态度，既不是一种蓄意的反常，也不是一种诅咒。这是一种可供选择的实现自身主体性的方式：渴望脱离男性的支配，渴望平等，静置的爱。但同时，大多数情况下，这是逃避自我处境的一种方式，是消极的。选择这样一种方式，非但没有达至主体，相反，它还进入了女同性恋的处境中，面对着社会谴责，因女性身份带来生理与精神的双重性障碍，她们往往孤立，羸弱，自卑而矛盾。许多情况下，她们都无力于自然地体验而选择而带来的理想中的自由——除非她们牢牢掌握了主动权，在可能发生的一切障碍面前时清醒、慷慨、自由。事实上，如此的“慷慨”是难致，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处的客观社会环境的包容度。

（四）

在此章节中，波伏娃牵引到一个比较对象：即主动、独立的异性恋女人。波伏娃对其精神特质的描述丰满而理想。

她指出“”目前据我所知，并没有女性兼并了男性世界的确定的显性特征与表现。但这里的兼并，仅是对女性个体而言的，女性可以选择软弱，依存于她的男人，这最有意志的，最有支配欲的女人，不惮与男人对峙，所谓‘具有男子气的女人’往往是一个坦率的异性恋者。她不想弃绝自己的女性气质，她选择进入男性世界，甚至兼并它。是大多数将得到男人的爱或对于男人的爱视为自己“存在”，或是基于道德约束、性格约束的女人所常见的选择；也可以选择强大，不依存于男人，并且更有甚者，表现男人的风骨。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男性世界中占据主导。女人或许无心于这样的较劲，但对某些男人，这是一个威胁，男人会因此动用他的权威来限制争取独立的女人的自由。女人要如何才能抵抗住至今仍为主宰的男人的强势压制，不使自己的理想陷入绝望，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体？

（五）

波伏娃通过近当代小说中的典型女性形象，海伦妮多伊奇精神病专家所提供的案例，以及自己的生活经历，分析了当代女性所身处的几大处境：已婚女人、母亲、社会生活、妓女和高级妓女、从成熟到老年。这通常成为致使女人只能是“他者”，而无法获得自身的主体身份的困境。

从传统而言，婚姻是女人的命运。随着妇女参加生产，女性经济状况的改变，婚姻制度在随之改变。大多数情况下，婚姻仍旧被认为是女人该有的目的。相较

于男人的可选择性，未婚的少女显得尤为被动。她们对婚姻存有更多的恐惧，先是离开家的恐惧，新婚之夜失去贞操的恐惧，后是怀孕的恐惧，分娩的恐惧。女人在婚姻之后更容易被束缚，纵使她们幸运地不必忍受肉体上丈夫的施暴与精神上的冷漠。在她们怀孕，拥有了孩子的一刻，她们除却“妻子”，多了一层“母亲”的身份。从传统意义而言，作为“母亲”，养育孩子，是女人发展的最高阶段。

传统道德认为正是通过生儿育女，女人完整实现她的生理命运；这是她的“自然”使命。这个自然使命是女人与生俱来，生命在子宫中孕育，受着神秘力量的驱使。黑格尔说“孩子的出生是父母的死亡”，对母亲而言尤是。女人一旦怀有身孕，孩子便成为一个自主的存在，不属于母亲，基于这个观点，在许多国家，堕胎被视作犯罪。这于许多“失足”或未婚母亲是不利的。但黑格尔的话语存在偏颇，波伏娃用许多例子证明了“不存在母性的‘本能’。成为怎样的母亲取决于本是怎样的女人或更泛一步，本是怎样的人。有些母亲将孩子作为“拥有和支配的对象”，她预期弥补自己人生的缺憾。她是这么理想化以至放弃了所有的个人生活，她想她的孩子成为英雄她想掌握她孩子的人生。这是对自身的迷恋，她将自己推向了死亡。许多母亲努力调和孩子与工作的关系。这是现代劳动妇女所必须面对的一个大问题。许多人为此焦头烂额，同样的，她们沉迷在反复不断的困境与埋怨之中。唯有不“迷恋自我”，乃至“忘记自我”，可以勇敢地“承受”自己的状况的女人才可在怀孕，在育儿的过程中得到解放，这是波伏娃所推崇的，拥有慷慨的快乐的母亲，才赋有创造性。

女人们总要通过服装，首饰，现今的化妆品来装饰自己的美，用以表现她的“社会尊严”（她的生活标准，她的社会地位，她的财富）。纵使这花费了她大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