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产能过剩的制度根源与治理对策

中国式产能过剩的制度根源与治理

对策

关于《中国式产能过剩的制度根源与治理对策》，是我们特意为大家整理的，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摘要：中国超大规模的工业项目投资并未得到充分利用，相当一部分企业选择较低的产能利用率，导致产能过剩时有发生，造成了要素闲置浪费和产业效率损失。中国式产能过剩的根源在于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面临着有缺陷的制度环境。无论是企业层面、市场层面还是国家层面的制度，都未使关于中间产品、生产要素、公共资源的交易成本控制在最优范围，企业为了适应这种扭曲的制度环境而不得不做出错误的产能决策，进而导致产能过剩加剧。要使中国工业发展摆脱产能过剩困扰，需加快制度创新，着力矫正制度对企业的误导机制，让企业在良好的制度环境下做出理性的产能决策。

下载论文网

关键词：产能过剩；制度根源；交易成本；治理对策

一、中国产能过剩成因的直观理解

企业预先投入的生产能力难免高于或低于超出了均衡产量所需要的水平，当高于均衡产量所需时，便可能发生产能过剩，反之则有可能发生产能短缺。中国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后，产能过剩常常成为工业经济运行的主流。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我国经历了多轮大范围产能过剩，在内外部因素交叠作用下，2009年起产能过剩被拖入了新一轮高潮中，至今仍未得到彻底控制。不仅涉及到金属冶炼、矿物制品、机械设备等传统重化工业，一些轻工业行业也未幸免，甚至风电、光电设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因无序竞争而发生了产能过剩。中国式产能过剩是长期以来经济粗放式增长后果的突出表现之一，化解产能过剩矛盾必须充分掌握产能过剩的多元成因，结合现实进行全面考察并加以甄别。

1. 企业盲目扩大要素投入。很多研究都发现了过度投资、产能重复建设同产能过剩存在密切关联。我国工业企业的效益提升更多的是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由技术进步、劳动力素质提高、管理创新推动的质量型增长仍无法全面实现，多数企业有着明显的“投资依赖症”。这背后的逻辑是我国的投资成本过低，政府有足够的动机和能力运用公共权力向企业提供多种财税优惠补贴。地方政府为追求GDP增长和充分就业等政绩目标，更加乐于看到当地工业企业的规模扩张，以巨额的固定资产投资来拉动当地GDP和就业。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快速推进当地的城镇化进程，又为了应对城镇化带来的就业压力，并填补已征用的工业用地，从财政、贷款等方面干预企业的投资行为，促使其扩大

产能，而不顾企业由此而可能面临的产能过剩风险，因为这并不严重妨碍其政绩目标。与此同时，我国生产要素的个体所有者的议价能力极度薄弱，生产者作为强势方能够相对廉价地购进要素。比如，尽管我国劳动力成本已显著上升，但劳方在工资博弈中仍处于弱势地位，企业总能以低于劳动力边际产出的报酬获得劳动力；再如，储户是资本要素的最终所有者，但存款利率难以实现自由浮动，而即便信誉欠佳的企业也能够依托政府介入而获得金融资源。

2. 投资热情与行业真实前景发生错配。过度扩大产能规模只是产能过剩的成因之一，但不能成为充分条件。如果新增产能可以得到充分利用，也不会发生产能过剩。只有当新增产能带来的产品供给超出了市场容纳能力时，企业迫于产品滞销和库存剧增的压力，才容易选择调低产量、保持产能闲置。一些企业通常对于个别行业的市场前景过于乐观，分散的投资决策最终导致“合成谬误”，使得部分行业发生大规模“投资潮涌”。从整体来看，国内消费能力增长远远跟不上生产能力的增长，企业进入某一行业首先必须谨慎预测该行业的市场前景，但是我国相机抉择、频繁变动的产业政策很容易误导投资者的决策。一是赶超战略和比较优势战略在我国产业政策中并存，投资者因此而无所适从，只能根据有限信息而选择投资领域，当国内市场无法消化其产品供给时，假使外需景气尚可借助外部市场，倘若出口受阻则只能忍受产能过剩；二是当中央政府对某一行业表示出支持倾向时，各

地政府为了提升本地产业地位，过分地夸大了该行业的市场需求，盲目地规划建设专业园区，想尽办法进行对口招商引资，企业受到错误激励会大规模投资扩产，因而类似项目集中上马的情形屡见不鲜，市场的有限性决定了每个企业得到的份额绝没有预想的那么大，产能过剩也就不可避免了，近年来个别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能重复建设便是例证。

3. “窖藏”部分产能更符合一些企业的理性。除了上面描述的企业在政府等外部因素下盲目扩张产能，又因市场制约而被迫闲置部分产能这一成因外，还会有一些企业出于特殊考虑而主动降低产能利用率，即使市场允许它们满（高）负荷地利用既有产能，但它们也可能会选择“窖藏”部分产能。对此有三种解释：一是上游供应与下游需求总是有很多不确定性因素，有的企业对这种风险高度厌恶，为了维持自身生产经营的平稳性和连续性，就加大原材料的购入，宁可将其闲置浪费，也不愿忍受上下游的制约和威胁；二是企业并非都是处在完全竞争市场中的，一些具有一定垄断优势的在位企业为了通过较高的平均生产成本来保持市场份额，通常会利用闲置产能来构筑进入壁垒，把多余且又能随时利用的生产能力作为与潜在进入者博弈的威胁承诺，从而把均衡价格维持在自身生产者剩余最大化的水平上；三是赶超型的企业为了能够采用“最优惯行技术”，宁可忍受过剩产能而进行“强制投资”，Crotty曾以全球汽车产业破坏性竞争的案例证明了这一点。

二、制度因素对产能过剩的传导机制

1. 企业层面的制度缺陷使企业在中间产品交易中逆向选择。企业层面的制度是指在企业在节约中间产品交易成本与内部交易成本之间做出取舍所依据的制度变量，这一过程中交易成本来源于契约不完全。如果中间产品交易中的契约是完全的，那么企业间可以毫无顾虑地进行专业化分工，单个企业只需从事很小一个环节的生产。而当契约不完全时，由于资产专用性，企业很可能面临被上下游企业“敲竹杠”的风险，“剩余权利”被交易对象拿走。为避免这一风险，企业可以选择垂直一体化，把中间产品供销置于企业内部完成，或者选择水平一体化，扩大自身生产规模，以增加制约上下游企业“敲竹杠”的筹码。但是，企业边界不可能无限扩张，因为规模越大，企业的内部治理成本就越高，节约了中间产品交易成本的同时，内部交易成本会随之增加。企业边界的最终确定就是它们在中间产品交易成本和内部交易成本之间权衡的结果。

2. 深化要素市场改革，矫正要素价格扭曲的动因，以正确的价格信号引导产能决策。我国的要素市场改革滞后于产品市场改革，地方政府的政绩竞争使其在企业低价投入生产要素过程中起到了助推作用，这给企业带来的短期超额收益，但长期中必然使企业付出更高的产能过剩代价。为此，在后改革时代，我国应当加强顶层设计，坚持平衡式改革路线，为生产要素交易中的弱势方提供合法维权的制度环境，让要素价格能够体现多方意愿的同时更加符合市场持续发展的普适逻辑，增强要素所有者自发提升要素质量的动机。政府财政应逐渐让出准公共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