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分异调查_以广州市为例_高军波

〔文章编号〕1002－2031（2011）08－0055－07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分异调查———以广州市为例高军波余斌江海燕〔摘要〕社会经济体制综合转型以来，市场机制逐步取代行政命令成为我国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主体方式，其空间分布形态也由空间均衡趋向社会分异。

以广州市为例，基于3954份有效问卷和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专项调查数据，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分布进行了社会生态学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的社会分异特征显著，中心城区116个街镇单元可以划分为6个类型，不同阶层社会群体居住单元的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及可达性存在显著差异；受旧城区社会经济持续繁荣及历史沉积效应影响，社区地位与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及可达性之间呈非完全一致性，体现出类似西方国家城市公共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城市生态法则”的作用特征。

〔关键词〕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社区类型社会分异；广州市〔中图分类号〕F299．24〔文献标识码〕A〔作者简介〕高军波（1979―），男，河南信阳人，信阳师范学院城市与环境科学系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城市与区域发展规划；余斌（1963—），男，河南信阳人，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区域发展与城乡规划；江海燕（1973—），女，湖北京山人，广东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城乡绿地与景观规划设计。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097109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10YJC840036）；信阳师范学院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

〔收稿日期〕2011－01－27〔修回日期〕2011－04－06一引言城市公共设施是城市公共服务的依托载体，就其空间分布特征差异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定点设施、如教育、医疗、文体、公园绿地及其他休闲设施等；非定点设施，如警察巡逻、消防、街道环卫设施等；网络设施，如给排水、电力、电信设施等。

其中，定点设施是城市社会性服务业的物质载体，具有典型消费性服务业特征，其外部性场呈圆锥形分布，其非均质的空间布局将导致定点设施的服务效益凸显空间差异和社会不公平。

因此，城市定点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分布成为激发不同社会群体在住房市场中竞争和冲突，并引发城市空间隔离、加剧居住分异的重要因素［1］。

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供给事关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和社会公共资源分配的公平公正，其空间分布的社会生态学分析历来是西方城市地理学研究的热总第193期城市问题2011年第8期点。

结合西方国家福利政策变革进程，相关研究可以分为如下三个阶段：二战后至1970年代，在福利国家政策模式下，均等享用是城市公共服务供给的核心目标，公共服务设施分布的地域公正和空间均等是研究重点，强调公共设施地理空间的均等分配，忽视服务的实际需求及供给效益［2－3］；1970－1990年代，在新公共管理改革的驱动下，城市公共服务注重供给的经济和效率，主要基于区位公平和空间公平的视角探讨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的效益最大化［4］。

可达性是服务设施空间公平度量的重要手段，集中在对学校、医院、体育馆及公园绿地等设施的研究［5－6］；20世纪末叶至目前，随着新公共服务理念的深入人心，城市社会的文化多元化、社会群落的马赛克化对公平、公正提出新的要求，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配置更加关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平等性和公正性，其研究视角逐步从环境公正过渡到社会公平，偏重现状格局形成过程的探讨［7－8］。

研究结果表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个人对公共服务的获取数量及质量取决于其购买能力，公共服务设施强烈的正外部效应使其成为居住选择的共同吸引物。

基于较强的空间迁移选择能力，高层次、高收入阶层通过“用脚投票”的居住空间选择过程，实现对公共服务设施净外部效应享有的最大化，并引导城市公共服务投资的空间指向［9－10］。

当前，国内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的社会生态学分析还处于起步阶段，集中在医疗、教育及休闲娱乐设施领域，主要分析方法有极差法、劳伦兹曲线、基尼系数和集中曲线等，大多仅从服务设施供给和需求数量的角度探讨其分布的均衡程度，忽略了服务设施空间外部性、设施规模等级、交通网络及研究空间尺度的差异。

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公共服务设施，公园绿地空间分布的可达性和公平性研究受到较多关注，在研究方法上利用GIS空间分析工具，尽量考虑交通路线和成本、不同性质公园差异化服务半径和规模等因素［11－12］。

此外，基于可达性公平原理，林康等提出了区域公共产品空间公平性的定量评价方法［13］。

马林兵、朱华华等分别实证分析了GIS技术在公共服务设施公平分布规划及布局优化领域的应用［14－15］。

陶海燕基于医患者比值构建了医疗设施分布公平性指标，用克里金插值方法考察了广州市海珠区各街镇居民享有的卫生服务公平性的空间分布［16］。

王松涛等则进一步实证探讨了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对商品房价格所形成的差异化影响［17］。

以广州为案例地，徐秀玉、高军波等分别对城市休闲娱乐设施的区位类型和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分异特征进行了相关探讨［18－19］。

总体看来，基于不同社会群体阶层差异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社会分异系统研究成果不多，在实证研究和理论总结方面与国外存在明显差距。

本研究以广州中心城区为研究地域，基于不同阶层社会群体的人口属性及公共服务设施分布特征数据，进行阶层差异化的社区类型划分，并与国外进行对比，以期为认识我国转型期城市内部生活空间结构规律、社会空间极化特征以及维护社会公共资源配置和权利分配的社会公平提供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参考。

二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1．研究区域及数据来源本研究的范围确定为2005年广州行政区划调整之后的城中心七区，分别是荔湾、越秀、海珠、天河、白云、黄埔、萝岗，共116个街镇。

研究数据包括不同街镇人口的社会经济数据和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规模及空间分布数据两类。

前者依据统计学原理对每个街镇1ɢ常住人口进行分层随机抽样，获取涵盖户籍、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婚姻及家庭结构、家庭月收入和住房7个类别共32个人口属性变量数据（表1）。

问卷调查完成于2009年4月，回收有效问卷3954份。

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数据提取于“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专项调查数据库”（2007年），共选取了6类18种城市公共服务设施（表1）。

在数据处理上，本研究利用arcgis9．3进行公共服务设施距离计算和空间分析，用软件spss16．0完成相关数据统计和分析。

2．研究方法可达性是人文地理学评价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的关键概念，也是我国政府对公共服务设施布局评价的重要原则，其本意为一个地方到达另外一个地方的容易程度［20］；而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是指其空间分布区位与使用者之间相对靠近和接近的空间关系［21］。

由于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可达性不但是实现出行费用成本最小化和休闲时间最大化的有效方式，而且对维持社会再生产及相关社会形态的稳定具有重要作用［1］，因此，保罗·诺克斯等认为，最优的居住区位并非仅仅由住宅本身及其社会环境所决定，而同样要考虑其相关服务设施的配套，如商店、学校、医疗、消防、邮局及各种休闲娱乐设施等［22］。

表1人口社会经济属性及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类型人口社会经济属性变量年龄结构指标家庭月收入指标婚姻与家庭结构指标20岁以下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家庭月收入2000元以下人口比重（%）单身人口占总人口比重（%）20－29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家庭月收入2000－5000元人口比重（%）结婚有0－13岁子女人口比重（%）30－39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家庭月收入5000－10000元人口比重（%）结婚有14－18岁子女人口比重（%）40－49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家庭月收入10000－20000元人口比重（%）结婚有19岁以上子女人口比重（%）50－59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家庭月收入20000元以上人口比重（%）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文化程度指标住房指标职业结构指标高中及以下学历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居住单间人口比重（%）退休或未就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大专学历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居住两房一厅人口比重（%）公司企业、服务业一般工作人员比重（%）本科学历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居住三房一厅或两厅人口比重（%）公务员、企业管理层、教师及科研人员比重（%）研究生学历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租房居住人口比重（%）金融、地产、高科技企业及演艺界专业人员比重（%）人口户籍指标单位提供住房人口比重（%）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自建房居住人口比重（%）外来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个人购买住房人口比重（%）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类别及细分教育设施商业设施市政设施小学中学职业培训小型商业网点大型商业设施消防设施体育设施医疗设施市级体育设施区级体育设施省级体育设施综合医院专科医院市级体育设施博物馆图书馆影剧院青少年活动中心综合文化中心妇幼保健院、社区卫生中心本研究基于不同阶层社会群体享有的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差异进行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的社区类型划分。

基于现实生活中服务设施的利用选择差异，本研究采用了两种方法度量不同类型服务设施的可达性。

一是临近距离度量法，用于测算不同街镇单元的中小学、零售商业网点、社区卫生中心、青少年活动中心、消防设施和综合文化中心的可达性。

二是基于潜能模型，对不同街镇的大型、高层次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度量，设施类型包括专科医院、综合医院、妇幼保健院、省级体育馆、市级体育馆、区级体育馆、博物馆、影剧院、图书馆、综合文化中心及大型商业设施。

其计算公式为：A i =∑nj =1（S jD k ij）其中，Ai 是街镇单元i 某种服务设施的可达性，S j 是街镇单元j 中某种服务设施的“吸引力”（设施规模、设施等级），D ij 是街镇i 和街镇j 之间的距离，k 表示距离衰减函数，在这里取值1．5［1，21］。

三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社区类型1．社区类型划分基于广州中心城区116个街镇单元的18种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变量与32个人口社会经济变量构成基本数据矩阵，利用spss16．0的聚类分析技术实现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社区划分。

如图1所示，根据不同街镇居民的社会经济及服务设施可达性差异化特征，116个街镇可划分为6种社区类型（括号内为街镇数目），继而分社区类型对50个变量进行多样本非参数Jonkheere －Terpstra 分析和T图1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的社区类型检验（表2），以进一步确认同类型社区之间的变量相似度以及不同类型社区之间的变量差异性。

其中，非参数分析J－T值越大，表明同类社区的各街镇在某项指标上的变化越小，相似程度越高；而T值越大，则说明同类社区各街镇的某指标均值与研究范围内所有街镇均值的差距越大，正值意味着社区均值高于总体均值，负值则表明其低于总体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