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作者：刘洪志,江程铭,饶 ...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题目：“时间折扣”还是“单维占优”？——跨期决策的心理机制作者：刘洪志，江程铭，饶俪琳，李纾第一轮审稿人1意见：意见1：对于公式P C = P（Inclusion）–P（Exclusion）；P A= P（Exclusion）/ （1 –P C）：（1）理论上可能为负数，如果是负数，又如何解释？（2）决策中分析式策略和启发式策略应该不是彼此独立的，而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如不存在双高的情况），此时PDP范式的推论是否会受影响？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
（1）虽然根据文中的公式，P A和P C可能是负数，但该公式是根据原始公式P（Inclusion）=P A + P C - P A ×P C，P（Exclusion）=P A - P A ×P C推导而来，由于原始公式假设P A和P C是属于区间[0, 1]的，因此理论上P A和P C是正数。
在实际数据中，如果出现了P（Inclusion）< P （Exclusion）的情况，那么P C确实有可能为负值。
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就说明PDP范式的算法是有问题的。
但是，本研究的实验数据没有发现负值，因此可以使用该算法。
（2）正如审稿人所说，确实存在一些模型认为启发式系统和分析系统并非彼此独立，但PDP范式认为二者是独立的，正如Ferreria等人（2006）所说：“The PDP conceptualization of RB (rule-based reasoning) and H (heuristic reasoning) processes as two independent and parallel reasoning modes differs from models that conceive of them as mutually exclusive. For example, a number of dual-process models have argued that heuristic and rule-based processes represent distinct alternatives and that the processes do not co-occur (e.g., M. B. Brewer, 1988; Fazio, 1990; Kahneman & Tversky, 1972, 1973; Petty & Cacioppo, 1981). Other models (e.g., Fiske, Lin, & Neuberg, 1999; Fiske & Neuberg, 1990) have argued that RB and H represent two ends of a continuum and that movement toward one end of the continuum (e.g., H or RB) necessarily coincides with diminished activity on the other end (e.g., RB or H). In contrast, the PDP approach assumes that all judgments reflect the joint and independent contributions of RB and H. Increases in one process do not imply decreases in the other. ”Ferreira, M.B., Garcia-Marques, L., Sherman, S.J., & Sherman, J.W. (2006). Automatic and controlled components of 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1(5), 797-813.意见2：文中的实验三中，无关启动组的启动题目，如“两选项的时间相加后为多少年？”“两选项的金钱相加后为多少元？”这实际上也可能会诱发被试基于特征的比较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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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题目：中国礼文化的具身隐喻效应：蜷缩的身体使人更卑微作者：黎晓丹，杜建政，叶浩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一轮审稿人1意见：该研究将中国文化与具身认知的研究范式相结合, 通过三个社会情境实验考察了礼文化中蜷缩身体姿势与评价人物社会地位的双向隐喻效应, 在此基础上还考察了礼文化中身体与空间双重隐喻效应的作用机制, 结果发现身体与空间的双重隐喻启动时其联结效应独立产生作用。
该研究设计合理, 三个实验逻辑清晰, 结论可靠, 为中国文化具身认知研究领域提供了新的证据。
但是, 还有以下一些问题值得商榷：意见1：“中国礼文化”是本研究的关键概念, 它的核心要义是什么？它与一般的礼仪文化（中西方）有什么区别？文中缺少交代。
回应：感谢审稿人的意见, 已在文中引言第三段处补充相应的内容。
意见2：在引言中, 作者写道：“在现代中国社会, 礼依然存在。
纵然其面貌有所改变, 但人们仍遵循着礼的大部分社交规则, 例如在与社会地位高的人交谈时, 其身体倾向蜷缩状(低头、弯腰); 在与社会地位同等或者低的人交谈时, 身体倾向扩张状(抬头、挺腰)。
”这是论文研究假设的来源的重要基础, 应标明文献的出处。
回应：感谢审稿人的意见, 已对该处补充了参考文献。
意见3：在引言中, 作者用张静(2009)和黄光国（2006）等有关当代大学生对儒家传统价值观的较高认可度的结论来说明现今大学生大致上是认可中国礼文化所体现的价值体系, 说服力稍显不够, 儒家传统价值观与中国礼文化价值观是什么关系?回应：可以说是儒家传统价值观包含了本研究所定义的中国礼文化的价值观。
礼文化的含义与表象较为复杂。
礼是儒家修身的主要实践渠道, 同时, 礼也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手段之一。
在古代社会, 儒家身体力行地提倡与传承以“礼”为核心的身心实践, 然而经过多年的社会演变, 礼文化的总体形态与影响均在产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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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题目：多级评分的认知诊断计算机化适应测验作者：蔡艳，苗莹，涂冬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一轮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细致审稿及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这些都促进了本文的进一步完善。
根据专家们提出的意见及建议，我们对文章做了认真修改，现就文章修改了的部分做如下详细说明，所有修改了的部分我们均在文中用黄色进行了标注。
审稿人1意见：论文中方法正确，推导过程无误，表述清楚，结构合理，逻辑缜密，是一篇较好的学术论文。
存在的问题在于：意见1：对于EAP方法的估计结果，形式上是否存在不足，0,1表示的知识状态？回应：专家的这条意见非常好。
在认知诊断中，如果采用EAP方法估计被试的知识状态，则估计值一般是介于0-1之间的概率，即每个被试在每个属性上的期望后验掌握概率；而在认知诊断中，一般会根据被试在每个属性上的期望后验掌握概率划分为掌握或未掌握，而划分的依据一般是以0.5为标准，即当被试期望后验掌握概率小于0.5则断为没掌握（即ˆ0α=ik ），否则判为掌握（即ˆ1α=ik）。
在本研究中，被试参数估计方法采用是MLE/MAP法，这两种方法估计的结果则直接是0－1二分化的。
意见2：进一步修改正文稿格式，错别字错误。
回应：非谢谢专家的意见，根据专家的建议我们又通读了全文，并对相关格式及错别字做了修改，详见文章第11、13、21、22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审稿人2意见：作者基于涂冬波等人（2010）提出的P-DINA模型，针对多级评分项目提出了GP-DINA模型，这个模型比P-DINA模型更合理些。
作者还基于0-1项目的选题策略KL、PWKL和HKL给出多级评分的相应选题策略PS-KL、PS-PWKL和PS-HK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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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题目：大学生自伤行为的强化敏感性基础作者：应梦婷江光荣于丽霞鲁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一轮首先在此感谢各位审稿专家认真严谨的审稿，为我们的稿件提供了许多宝贵建议，并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对我们进一步改进稿件提供了很大帮助。
下面是我们针对各位审稿专家的意见作出的回复以及修改情况说明，同时，在稿件正文中也用蓝色对相应修改内容进行了标记。
审稿人1意见：文章写作规范，概念准确，有一定的创新，行文清晰简明，使用的范式具科学性，对无关变量的控制也很细致。
但是本文仍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建议修改后再审。
意见1：研究一没有报告描述性结果，不知道两个研究的被试是怎样的被试，也会影响对文章结果的理解，比如：研究二的对照组与实验组之间在其他人口学变量上是否有差异？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
已补充研究一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并对研究二的被试组成作了更细致的说明。
见2.2.2描述统计结果和3.1.1（2）被试的组成，蓝色标记部分。
意见2：研究二的入组标准中，有“入组的自伤被试必须同时满足2个条件：（1）自伤问卷总分大于9；或自伤问卷总分大于6且至少有一种自伤行为的发生次数在5次及以上”，为何制定这样的标准？这一标准是否有文献支持？回应：针对审稿专家的意见，对此标准进行说明和修改完善如下：本研究所用自伤问卷是国内研究者在质性研究的基础上参考国外自伤量表编制而成，目前以此问卷为研究工具的研究表明，该自伤问卷上得分越高，情绪表达不能、情绪调节困难、冲动性等核心病理特征的程度越严重（冯玉，2008; 于丽霞，2013; 于丽霞等，2013）。
然而，目前尚缺乏对问卷划界分的相关界定，且由于是中国版问卷，缺乏国外研究证据的支持。
本研究起初制定筛查标准时，主要是结合DSM-5对自伤行为的界定，采用经验划分法选取的划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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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题目：选择多多益善？——选择集大小对消费者多样化寻求的影响作者：刘蕾郑毓煌陈瑞第一轮审稿人1意见：本文通过三个实验研究，探讨了消费者多样化寻求行为与选择集数量之间的关系。
从论文选题来看，是消费行为领域的重要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所汇报的实验结果也支持了作者的假设。
论文优点在于：作者对相关文献有很好的把握和梳理，实验设计严谨规范，尝试利用moderator（研究三）来验证机制的尝试也值得肯定。
但是论文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需要在修改中加以完善。
意见1：论文摘要部分需要修改，现在的版本中有多处表述语意不清楚的地方。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建议！我们将论文摘要部分做了细致的修改，以确保语意清晰，语句流畅。
详情请参阅论文摘要部分。
意见2：论文引言的第二段的出现非常突兀。
可以考虑放在最前面作为引出―多样化寻求行为‖在企业管理中的重要性，或者直接删除，或者在论文的discussion部分提及。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细心审阅和建议，的确引言第二段内容与前后文逻辑关系不强，论文作者也非常认同评审专家的建议，已将该段内容放在文章开头作为引出―多样化寻求行为在企业管理中的重要性‖。
意见3：论文第四段的相关讨论（―因此，作为生产企业和供应商，应找到倒U形的临界点，只要供应临界点的产品种类数量，就可以通过减少生产和供应成本而使总收益最大化‖）没有事实根据，建议作者谨慎。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认真严谨的审阅和建议。
为周密起见，我们已将该段表述删除。
意见4：第4页倒数第5行，―柯学‖的引用需要注明年份。
回应：特别感谢评审专家如此细心的审阅并耐心的指出文中不足。
已注明所引用论文的年份。
意见5：第5页作者提到―消费者多样性寻求行为随选择集增大而增加（McAlister，1982；Pessemier，1978；Simonson，1990；Walsh，1995）‖，这部分内容与本文立意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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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题目：女性生理周期对条件性恐惧习得和消退的影响作者：金艳；郑希付第一轮审稿人1意见：意见1：本研究以临床常见的经前期综合征为切入点，研究其可能的理论机制；研究区分了条件性线索恐惧和条件性情景恐惧，比较了经前期和经期女性在2种条件性恐惧习得和消退的特点，得出了经前期女性对条件性情境恐惧易习得难消退的结论，结果分析和讨论合理。
文章中一些地方用词不严谨：如“老鼠”，具体是大鼠还是小鼠？“以往研究显示雌激素调节条件性恐惧，而黄体酮对条件性恐惧的研究较少”句子不完整，请对文章中类似问题进行修改完善。
回应：感谢审稿人指正。
首先，文章中用的“老鼠”一词，经过文献查证，已在修改稿中具体区分了小鼠和大鼠。
其次，对于文中句子不完整处，经多次通读，已做了相应的修改。
意见2：图3和4未做差异显著性标记，请补充。
回应：感谢审稿人指正。
修改稿中图3和图4已做差异显著性标记，补充了图注。
审稿人2意见：意见1：实验具有可行性，经前期和经期数据具有可对比性。
采用的NPU研究方法，增加了数据的可信度，虽然样本数太少，仍建议发表。
回应：感谢审稿人的认同。
本实验中样本量确实较少，主要是因为经期女性自主参加实验的人数不多。
但在国内外期刊曾发表了不少小样本的条件性恐惧的论文。
例如，《心理学报》2012年，vol.44，No.3，条件性恐惧记忆消退返回的性别差异，作者孙楠：实验中采用男性和女性被试各20名；又如国外期刊Neuroscience Letters,2011年, vol.487，No.3，Effects of intensity and positional predictability of a visual stimulus on simple reaction time，作者Carreiro, L. R. R., Haddad, H., & Baldo, M. V. C.：实验中只有16名大学生参加行为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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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题目：新生儿情绪性语音加工的正性偏向——来自事件相关电位的证据作者：张丹丹陈钰敖翔孙国玉刘黎黎侯新琳陈玉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一轮审稿人1意见：意见1：我仅对实验范式有一个疑问：作者利用中性声音作为odd-ball范式中的标准刺激，而情绪语音（高兴、愤怒、恐惧）作为偏差刺激。
结果发现高兴会诱发一个更大的失匹配反应。
但因为这三种偏差刺激的声音是不同的，作者如何能确定观察到的现象是因为对不同情绪语音的处理引起的，还是因为三种不同的声音底层属性引起的？现odd-ball范式对这个问题公认最好的解决办法是，用同样的声音即做标准刺激又作为偏差刺激。
比如可以在一个block里用高兴做偏差刺激，中性做标准刺激。
而在另一个block里反过来，这样可以直接比较高兴这同一个刺激在不同条件下的差异，进而避开因不同声音引起的可能混淆变量。
当然，各种声音可以自由组合。
另一种简单的办法是做一个baseline run。
就是把高兴、愤怒、恐惧三种声音在一个独立的block里混合随机播放，来确定其反应。
再用这些反应作为相应的baseline与odd-ball里的反应做对比。
回应：审稿人的意见非常正确，本研究的设计的确存在不足，我们也准备在后续的相关实验中加入两种刺激位置反转的session。
由于参加此次实验的孩子已经长大了，不是新生儿了，现在也不可能把他们找回来补测，因此此次实验的缺陷请审稿人原谅。
本次修改我们将此项不足在讨论中明确指出了（见讨论倒数第二段）。
不过，Cheng et al (2012)在研究中还使用了对照刺激(control stimuli)，他们通过语音处理软件抽提出情绪语音材料的基频(f0)作为对照刺激，采用中性材料的f0作为标准刺激，情绪材料的f0作为偏差刺激，发现新生儿的大脑并不能分辨不同情绪材料的f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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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题目：具身认知视角下软硬触觉经验对性别角色认知的影响作者：易仲怡杨文登叶浩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第一轮非常感谢审稿专家为稿件提出的建议，也感谢编辑部编委、老师的辛勤工作。
以下为作者针对专家意见所进行的修改说明：审稿专家1意见：作者从典型的社会语言现象入手，基于具身认知理论，旨在探讨触觉经验与性别角色认知的隐喻式关系，并通过三个实验揭示了触觉经验与性别认知间的双向作用关系：软硬—性别隐喻的心理现实性—性别隐喻的内隐程度性—抽象概念的心理模拟性。
考虑到当前热点词的流行、内化程度，进行这样一个本土化的实证研究很有必要。
同时作者以具身视角从进化适应及传统文化方面对该现象进行了合理的解释。
总的来说，有一定的创新性和理论贡献，但仍有几个需修改的地方：意见1：引言中问题的提出应与总讨论相呼应，综述部分的段落建议精简一些。
突出重点。
回应：感谢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
修改稿针对性地做了如下两点修改：（1）精简了引言的综述部分。
稿件从具身认知的视角切入，对性别角色认知进行了探讨，主要目的在于揭示身体触觉经验与性别角色认知之间的双向作用关系，为整合社会性别角色认知的生物性与社会性提供一定的启示。
专家的意见让我们重新审视了文章的思路和侧重点，在引言对“性别角色的生物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之间的争议”段落进行了删节，并对“性别角色的概念是否会通过软硬进行隐喻表征”段落进行相关研究的补充，突出从具身认知视角研究软硬触觉对性别角色认知形成与发展影响的必要性。
具体删补如下：①删除“如Paul和Perryjenkins (2016)对109个美国家庭进行的7年追踪研究发现，父母的性别行为和性别意识预测了儿童的性别角色态度，当父母在儿童生命的第一年时间里报告了更多的传统性别行为和意识时，孩子们就自己的性别报告了更多关于传统性别角色印象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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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题目：亲子依恋与青少年的问题性网络使用：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作者：陈武，李董平，鲍振宙，闫昱文，周宗奎第一轮审稿人1意见：该研究通过大样本的调查考察了亲子依恋对青少年问题性网络使用的影响机制，并对青少年的同伴因素（越轨同伴交往）的中介作用，以及意志控制的调节作用进行了分析。
研究的理论逻辑清晰，模型构建依据充分，研究也具有一定理论和实用价值。
但仍然需要在一些概念的完善，数据分析和结果解释方面进行提高。
详细请见审改稿。
意见1：1.1中―社会控制‖的具体含义是什么？为什么它会导致沉迷网络？在这里应该做些简单地交代，在讨论中也需要抓住这个议题。
在依恋理论中，依恋回避和依恋焦虑是两个基本维度（Brennan et al., 1998），温暖支持和社会控制与这两个维度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回应：感谢专家的意见。
社会控制是指社会成员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影响他人行为以符合社会规范和期望的一种调节功能，即使他人主观上不愿意做出相应的改变（Lewis & Rook, 1999）。
在本研究中，良好的亲子依恋提供了社会控制的功能，此时个体担心沉迷网络及相伴出现的问题（如学业失败）会让父母伤心（Hoffmann, 2011），因而减小了PIU的可能性。
这里仅对其做出简单交代。
1.3 意志控制的调节作用第三段对社会控制作了更多介绍：根据社会控制理论（social control theory），家庭相关变量具有社会控制的作用（Hirschi, 1969）。
在实证研究中，研究者最为关注直接社会控制和间接社会控制两种具体形式（Oxford, Harachi, Catalano, & Abbott, 2001）。
当个体较为年幼时，父母作为一种权威对孩子更多施加直接控制（如父母监控），随着个体从童年期到青少年期自主性的增加，直接控制减少，间接控制增加（Oxford et al., 2001），且后者的作用更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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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题目：阅读水平调节儿童阅读眼动注视模式的发展：基于9～11岁儿童的证据作者：梁菲菲;王永胜;杨文;白学军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一轮审稿人1意见：总评：该篇文章探讨了阅读模式的发展变化，分别以年级和阅读水平作为两个变量，每个变量分为三个水平，来探讨阅读模式的发展即由不成熟到成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作者区分了两个重要理论，基于阅读水平发展的熟悉型的假设，以及基于年龄变化的眼球运动协调假设。
总体来看，作者探讨的问题具有较大理论价值，文笔较为流畅，但研究方法和控制手段存在一定瑕疵。
一些问题需要澄清。
意见1：3-5年级的划分，是否能够对应眼球的生理成熟度的等级划分，3年级的同学可能8岁，四年级的同学也可能8岁或者九岁，这些信息需要呈现出来。
此外，希望有一个更客观的指标来衡量生理成熟度。
回应：3-5年级的划分是严格对应儿童生理年龄的。
在选择被试时，我们首先做的是在各年级中选取入学年龄相同的儿童作为测试对象，根据其语文水平的高低，分别选取阅读水平高、中、低三组被试参加正式的眼动实验。
例如，在三年级被试的选择上，我们首先选择2006年9月1日-2007年8月31日出生，并在2013年9月1日正式进入三年级的儿童作为测试对象。
由于眼动实验是在三年级下半学期进行的，因此，统计出来的平均年龄是在9.1岁。
非常抱歉在撰写论文的时候，未注意到用“年级”一词表达儿童的生理年龄会带来理解上的偏差。
感谢专家提出并予以修改的机会，为了明确这一点，在文中，我们摒弃以“年级”作为区分生理成熟度的说法，而改用儿童的实际生理年龄作为生理成熟度的反映，即在文中用儿童的“生理年龄”来代替“年级”，具体修改详见文中蓝色字体部分。
意见2：阅读材料选择评分都比较容易，是否因为比较容易，在平均注视时间等指标上达到了天花板效应，导致没有出现阅读水平的主效应。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说明书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题目：辩证领导行为及其对企业创新能力和绩效的影响:一项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领导行为研究作者：王辉王颖季晓得纪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一轮审稿人1意见: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评审这篇文章。
本文提出了一个新的领导概念——辩证领导行为, 并试图通过概念分析和实证数据, 论证辩证领导行为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依据及对组织变量(一般绩效与创新能力)的影响, 研究设计严谨, 数据收集和统计方法科学合理。
尤其值得肯定的是作者在本文的题目中明确提出了“基于中国传统文化领导理论的探索”, 表明了作者的理论自信和探索勇气。
我有几个疑问和建议, 提出来供作者参考。
不过, 这些疑问只是本人的意见, 不代表编辑部, 如果与其他评审专家的意见有冲突或不一致, 请忽略本人的意见, 听取编辑部的意见。
意见1: 本文开头的铺垫似乎没有必要。
黄鸣鹏和王辉早在2017年就提出了辩证领导行为的概念, 与2020年的疫情蔓延没有任何关系。
本文也没有提供解释疫情应对的关于领导作用的内容。
所以, 这一段与本文的主题没有直接关系, 建议删除。
回应: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诚如您所说, 新冠疫情的蔓延与辩证领导行为的提出没有非常直接的关联。
但是, 新冠肺炎疫情无疑对当前中国经济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从零售餐饮、住宿旅游、交通运输、文化娱乐等行业营收大幅下滑, 到制造业、房地产、施工建筑行业等因人流、物流受限而复工复产缓慢, 再到远程办公、在线教育、在线医疗、生鲜物流等科技公司的异军突起, 疫情给中国各个行业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挑战与机遇, 而这些变化可能会深刻影响到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和竞争格局。
开头铺垫的初衷是想说明在疫情背景下, 企业坏境变得更加复杂, 领导者需要权衡矛盾、应对变化、关注大局的需求变得愈发迫切, 这为研究辩证领导行为及其影响提供了前提, 故在问题引入时做了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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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题目：知觉负荷对面孔多重社会范畴加工的影响作者：王冠周霈张凯莉王沛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一轮审稿人1意见：本文采取侧抑制范式，比较了面孔种族和性别特征的加工特点，揭示了二者的加工过程分别具有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性。
实验设计严密，结果客观，整体逻辑基本合理。
现有以下建议：意见1：实验1，实验2a的材料筛选，需要提供数据结果。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专业的审稿意见！在实验1和实验2a中，作为目标刺激，除真名之外总共制作了72个假名，由假字和生僻汉字组成.在前侧实验材料包括72个假名和24个真名（6个欧洲男姓名和6个中国男姓名，6个欧洲女姓名和6个中国女姓名），混合在一起要求被试通过7分量表评价真假名的程度。
7为最像真名，1为最像假名。
结果显现，72个假名的均值为M=6.21，SD=0.78，24个真名的均值为M=1.64，SD=0.75。
配对样本t检验的结果为t(23)=17.47, p<.001，Cohen's d=5.97。
这说明真名假名的区别明显，材料操纵有效。
同时，男性姓名和女性姓名配对样本t检验的结果为t(11)=.081，p=.937, Cohen's d=.048表明男名和女名的真名识别度无差异。
欧洲姓名和中国姓名的配对样本t检验的结果为t(11)=.102, p=.885, Cohen's d=.044，表明中欧姓名的真名识别度无差异。
对此我们均已在文章中做了补充报告（以黄色标明。
其他修改内容亦然。
）。
意见2：个别语句联结逻辑跳跃过大或存疑,比如：“……当名字本身的性别属性不典型的时候，如果面孔性别自动被加工，那么必定对中性名字的性别判断应该会倾向于面孔一致。
这样更能进一步证明性别的自上而下的选择性注意加工”；“……这似乎与Bruce和Young(1986)的面孔信息加工模型相符，认为面孔性别的加工要发生在面孔结构编码之后的注意加工阶段，是自上而下的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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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题目：特质焦虑对急性心理性应激反应的预测作者：彭惠妮; 吴健辉; 孙小方; 关青; 罗跃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一轮审稿人1意见：本研究采用特里尔社会应激测试，以心率和皮质醇作为应激指标，探讨特质焦虑对急性应激反应的预测作用，结果验证了假设：特质焦虑对急性应激状态下的心率具有显著负向预测，对皮质醇变化的预测未达显著。
并对特质焦虑水平较高者的交感神经系统反应较小提出了可能的解释。
本人认为这是一篇设计较好的研究论文。
是对前人相关研究的一个较好补充。
现有如下问题供参考：意见1：本研究采用的是Spielberger编制的状态-特质焦虑量表中的特质量表部分，虽然特质焦虑是一种相对稳定且有个体差异的焦虑，但状态焦虑也很重要，特别是有本研究中特里尔社会应激测试引发的焦虑中，状态焦虑也许更为显著，文中并未讨论状态焦虑部分，在文献综述中也未涉及，有何考虑？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解释如下：（1）被试到达实验室后，首先安坐在沙发上30分钟，期间填写量表。
状态焦虑是在应对不利情况时产生的一种不愉快反应（Spielberger et al., 1983），我们在休息平静阶段所测的状态焦虑可能水平较低，并且个体差异较小；（2）状态焦虑本身是应激心理反应的指标之一（Hellhammer et al., 2012）。
因此，我们认为用平时的状态焦虑预测应激情况下的状态焦虑可能不太具有意义；（3）状态焦虑是一种不稳定的状态性变量（Spielberger，1970），可能不适合作为稳定的预测因子。
而特质焦虑是一种稳定的心理特质，具有跨时间跨情境的相对稳定性，因此本文采用特质焦虑作为个体应激反应的预测因子。
意见2：文章结尾局限性的讨论中，对于实验室引发的人类被试应激水平过低时提到，应该探讨对自然发生引起的严重应激反应进行研究，事实上，汶川地震后已经有很多研究者从这一角度进行了探讨，希望作者综述更多的相关文章，获取更进一步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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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题目：抑郁障碍和焦虑障碍治疗的神经心理机制——脑成像研究的ALE元分析作者：任志洪阮怡君赵庆柏张微赖丽足江光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一轮审稿人1意见：意见1：焦虑、抑郁障碍患者在治疗前不同状态下激活脑区的异同，在治疗后变化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进一步分析讨论其可能的生物和心理机制。
回应：感谢专家建议。
对于治疗后变化的相同之处，在本研究“3.2.1总体数据分析”，就是针对焦虑和抑郁障碍二者在治疗后的共同激活变化情况；而对于治疗后变化的不同之处，本研究3.2.2两种精神障碍数据分析，进一步探讨二者在治疗后脑区激活变化的不同之处。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只关注治疗后脑区激活的变化，而焦虑和抑郁障碍患者治疗之前脑区激活的异同，前人已有较多的相关研究，并非本研究关注的重点。
比如，以下两个研究就是对未接受治疗的抑郁和焦虑障碍的脑区异常情况的探索：Williams, L. M. (2016). Defining biotypes for depression and anxiety based on large-scale circuit dysfunction: a theoretical review of the evidence and future directions for clinical translation. Depression & Anxiety, 33, 1-16.该研究对抑郁和焦虑障碍的相关文献进行综述，探讨二者在大范围的神经回路上的功能联结性异常情况，结果发现了二者一致在默认模式回路、突出回路、消极与积极情感回路、注意回路及认知控制回路的功能联结性上存在异常。
Bishop, S., Duncan, J., Brett, M., & Lawrence, A. D. (2004). Prefrontal cortical function and anxiety: controlling attention to threat-related stimuli. Nature Neuroscience, 7(2), 184-188.该研究主要探讨了对与威胁相关的刺激物进行加工时，注意控制的情况，最终发现了焦虑障碍与抑郁障碍一样，都被认为在发病过程中前额叶、杏仁核和海马有相似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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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题目：中英流行背景音乐对大学生中英词汇记忆的影响作者：高淇，白学军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一轮审稿人1意见：探讨音乐与记忆的关系，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但研究总体而言在问题提出上缺乏应有的逻辑，在实验设计上欠严谨，具体如下：意见1：虽然研究指出“...前人研究中区分了不同音乐类型及歌词语言对不同学习任务的影响，但针对不同歌词语言信息与所学语言之间是否有交互作用，及这种交互作用是否会影响学习效果的研究较少...”，但事实上，从研究的实验设计来看，“音乐类型3(中文流行音乐，英文流行音乐，无音乐)×词汇类型2(中文词汇，英文词汇)”，所探讨的本质上而言仍然是与前言部分所提及的Pierre 和Alan(1989)的研究同样的问题，即背景音乐语言熟悉性的干扰问题。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所提出的宝贵意见。
诚如审稿人所言，Pierre和Alan (1989)的研究的确也是背景音乐语言熟悉性的干扰问题，但是Pierre和Alan (1989)研究的是英语和意大利语的背景音乐对英语母语者单词记忆影响，而意大利语对被试而言是完全不懂的语言。
做过类似研究的还有：Takahashi (2006)以日语母语者为被试，学习材料为日语，无关言语材料为日语背景音和韩语背景音；Marsh，Hughes 和Jones (2009)以英语母语者为被试，学习材料为英语，无关言语材为以英语背景音和威尔士语背景音；Hyönä和Ekholm(2016)以法语母语者为被试，学习材料为法语，无关言语材料为法语背景音和意大利语背景音。
这些研究均探讨了不同熟悉度的背景音语言产生干扰大小的问题，且所使用的背景音材料均为母语或者外语。
但是，以上研究中使用的外语均为被试完全不懂的语言，实际上与无意义言语没有差别（慕德芳,宋耀武,高江峰;2013; Hyönä & Ekholm, 2016）。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任务证据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题目：部分线索效应的认知抑制过程：情绪Stroop任务证据作者：白学军刘湍丽沈德立第一轮审稿人1意见：意见1：研究目的“对部分线索效应的提取抑制假说进行了重新检验”这种提法降低了研究的价值，建议进一步提炼研究主旨。
回应：虽然本研究也是对提取抑制假说的重新验证，但更重要的是对抑制的发生时间进程的考察，正如外审专家认为的，原文中试图通过“对部分线索效应的提取抑制假说进行了重新检验”这一论述表达本研究的目的，并不十分准确，同时也降低了研究的价值。
现把研究目的更改为“对部分线索效应的认知抑制进程进行了考察，同时为提取抑制假说提供证据”。
意见2：研究提出当前有关线索效应有两个假说，但后文设计仅对抑制假设着力，如何在2个假说中完成了二择一的关注，目前文稿稍显突兀。
回应：正如专家指出的意见，原文对于两个假说的综述，并不能很好的呼应后文中仅对抑制假说的验证。
策略破坏假说和提取抑制假说的关系是这样的：策略破坏假说（Basden, Basden, & Galloway, 1977; Basden & Basden, 1995; Reysen & Nairne, 2002）的提出较早，而提取抑制假说（Anderson, Bjork, & Bjork, 1994; Bäuml & Aslan, 2004, 2006; Aslan, Bäuml, & Grundgeiger, 2007）是最近提出来的。
策略破坏假说虽然得到了部分研究的支持，但该假说存在一些含糊不清的问题，基于此，研究者从抑制的角度提出了提取抑制假说，相较于策略破坏假说，提取抑制假说得到了更多研究的支持，特别是采用fMRI技术的研究也支持提取抑制假说，表明该假说能对部分线索效应的本质进行更好的解释，所以本研究把部分线索范式和Stroop 范式相结合对部分线索效应的抑制假说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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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题目：《二语情绪概念理解中的空间隐喻》作者：沈曼琼谢久书张昆李莹曾楚轩王瑞明第一轮审稿人1意见：意见1：2.3 结果与分析部分中“根据以往数据处理的方法(Meier, Robinson, 2004)，删去词语判断准确率低于75%的被试10名(王穗苹, 迟毓凯, 王瑞明, & 吴岩, 2005)”，但是，Meier 和Robinson（2004）的研究中，并没有删去准确率低于75%的被试，而是“Latencies were then log-transformed to normalize their distribution (Ratcliff, 1993). Next, we replaced trials that were 2.5 SDs below or above the grand latency mean”。
另外，值得思考的是，在只有30个被试参加的实验中删去10个被试是否合适？Meier和Robinson（2004）的研究中，只是“Inaccurate trials were dropped from the analysis. ”；在Outlet等人的研究中，是“Trials with errors in any of the two tasks (8.79%, 743 trials) were excluded from the latency analysis.”。
是否这两个研究中用的方法会更为合理、可行？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人的宝贵意见，为了验证实验结果是否稳定并增加有效被试量，同时针对审稿人提出的补充相关变量实验结果的要求，我们重新收集了实验数据。
先前实验中的被试只是通过大学英语四级，所以对二语情绪词汇的判断正确率低，导致删除的被试较多。
新实验中使用的被试均通过了大学英语六级考试。
实验结果中有效被试人数显著增多，最主要的是，实验结果与之前版本的结果相同，证明本实验结果稳定，具有可重复性。
同时，在按照不同数据标准处理时，实验结果基本保持稳定。
本研究报告中最终选择的数据处理标准和依据具体如下：（1）删除准确率低于75%的被试。
Meier and Robinson (2004) 在数据处理时没有删除被试，主要因为被试在实验中是使用母语进行反应。
所以，被试的正确率都很高，无需删除被试。
然而，本研究是一项跨语言的研究，被试使用二语进行反应。
因此，有些被试的正确率太低。
根据先前的有关研究，错误率高于20%的被试一般需要删除(Gozli, Chasteen, & Pratt, 2013)。
Connell（2007）在语言理解的颜色表征研究中指出，被试的错误率高于25%的必须删除；而在知觉加工影响概念加工的研究中，Dantzig, Pecher, Zeelenberga, & Barsalou (2008)删除了准确率低于70%的被试。
所以，本研究参考前人的方法和本研究的具体情况，删除了准确率低于75%的被试。
根据这一标准，实验1使用32名被试，最后有效被试27名（删除5名），实验2使用40名被试，最后有效被试36名（删除4名）。
（2）删去两类实验任务反应错误的数据。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任务一（空间位置判断任务）中的反应时和准确率。
任务二（情绪概念词一致性判断）的作用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掩蔽实验的真正目的，预防被试效应对实验结果的影响；另一个是辨别被试对前面的情绪词是否进行了认真的加工。
根据审稿人的意见，并参考以往研究（Ouellet, Santiago, Funes, & Lupiáñez, 2010），我们在修改稿中采用了这一标准，即删去两类实验任务反应错误的数据，然后再进行统计分析，从而使实验结果更加的纯净。
（3）剔除3个标准差以外的极端数据。
首先，舒华教授的《心理学研究方法》中指出，“原则上，我们尽量使用所有的有效数据来进行统计分析。
但是根据样本分布，在进行统计检验分析之前，往往需要先将那些被认为不是来自于该样本总体的数据剔除掉”。
在经验操作上，可以按照平均值加减三个标准差的原则来处理。
在这个范围之外的数据，我们称之为极端数据，统计上有理由认为它不是来自抽样样本所代表的总体，需要对这部分数据进行特殊处理。
其次，在前人的研究中，也多采用剔除3个标准差以外的极端数据的标准( Vega, 2013; Pecher, Dantzig, Boot, Zanolie, & Huber, 2010; Zwaan & yaxley, 2003; 莫雷, 伍丽梅, 王瑞明, 2007)。
本研究中，我们已经删除了错误率较高的被试，并删除了两类实验任务反应错误的数据，因此，相对于剔除2.5或者2.0个标准差的极端数据的处理方法，剔除3.0个标准差可以保证更多的有效数据参与分析，因此本研究最终采用平均值加减3个标准差的原则来剔除极端数据。
我们在修改稿中对最终使用的数据处理标准进行了明确说明。
（请见P5-8）意见2：对于每一个trial，被试需要有两个反应，一是判断白点出现的位置，二是判断情绪词的正负性。
显然，结果中词语判断的正确率是有关第二个判断的结果，而反应时和正确率是第一个判断的结果。
但是，由于在现在对结果的描述中，没有很明确地对二者进行区分，很容易让读者误解。
回应：感谢审稿人的宝贵意见。
在修改稿中，我们进一步在实验设计、结果与分析部分中明确指出本研究的因变量是空间位置判断任务中的反应时和准确率。
同时，我们也在实验程序中进一步明确了实验中的两个任务。
本实验中，每个被试有两个反应，任务一是判断白点出现的位置，任务二是情绪词一致性的判断。
任务二中，被试的任务是判断屏幕上出现的“？积极？”或者“？消极？”与之前出现的情绪词表达的情绪是否一致。
具体我们在修改稿中做了修改（见P6、8）。
意见3：建议补充词语正负性判断的结果，以表明该结果确实是由情绪词的正负性引起的。
回应：感谢审稿人的意见。
正如问题2中所提到的，本实验中，每个被试有两个反应任务，任务一是判断白点出现的位置（如上或下），任务二是情绪词一致性的判断。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考查情绪概念理解中空间信息的激活情况，所以因变量是空间位置判断任务中的反应时和准确率，最后统计分析时主要呈现的也是该实验结果。
在任务二中，被试的任务是判断屏幕上出现的“？积极？”或者“？消极？”与之前出现的情绪词表达的情绪是否一致，主要是保证被试能够认真理解前面出现的情绪词。
该任务的判断结果主要用来筛选被试和有效数据。
为了避免漏掉一些重要信息，我们在重新实验时，结合两位审稿人的意见，增加了情绪概念词这个因素，该因素有两个水平：积极情绪概念词和消极情绪概念词。
因此，实验一的实验设计变为2 (情绪概念词：积极和消极)×2 (空间位置方向：水平和垂直)×2 (隐喻一致性：一致和不一致)的三因素被试内设计。
实验二的实验设计变为2 (情绪概念词：积极和消极)×2 (隐喻一致性：一致和不一致)的两因素被试内设计。
最后结果中更加详细地报告了两个实验的实验结果。
最主要的实验结果与之前的结果完全一致，证明了本实验的假设以及实验结果的可重复性和稳定性。
具体请见我们在修改稿中做的修改（见P6-8）。
意见4：以往的研究都会具体报告上和下或者左和右分别引起的反应时和正确率变化，并且，上下或者左右的结果往往有差异。
而在本研究中，则只是报告了一致和不一致的效应，似乎遗漏了较为重要的数据，建议进行添加。
回应：感谢审稿人的意见。
在本研究中，我们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在垂直和水平这两个不同方向上，二语情绪概念词是否存在空间隐喻性，以及垂直方向的空间隐喻和水平方向的空间隐喻的强度差异。
因此，比较垂直与水平方向上的隐喻，是本研究的重点。
目前专门研究上下（即垂直方向）或左右（即水平方向）的研究已经很多，研究结果也比较一致。
在上下方向上，研究发现人们倾向于分别利用上和下的空间来表达积极和消极效价，比如使用“high on life”形容一个人很开心，而使用“down in the dumps”形容一个人心情很差(Lakoff & Johnson, 1980, 1999)。
Chasteen (2010)等人先在注视点位置出现一个单词，之后出现目标刺激X/O，这个刺激可能出现在注视点上面，也可能出现在注视点下面，被试的任务就是对目标刺激做反应。
实验结果表明，当前面出现的单词与后面的目标刺激有隐喻一致时，被试的反应更快。
类似的，Meier and Robinson（2004）的实验中，情绪词呈现在注视点上面或者下面，被试直接对单词的效价进行反应。
研究结果表明，积极情绪词出现在屏幕上方时会判断的更快些，消极情绪词出现在屏幕下方会判断的更快些；并且，积极情绪词会促进上方空间刺激的识别，消极情绪词会促进下方空间刺激的识别。
在道德概念的研究中，抽象的汉语道德概念可以激活垂直空间的具体概念(上或下)，形成汉语道德概念的垂直空间隐喻，即“道德是上，不道德是下”的感觉-动作经验(王锃, 鲁忠义, 2013)。
在左右方向上，研究发现与身体右半边有关的动作与积极情感有关，比如收缩右手的肌肉、观看右视野刺激，而一样的动作，用左边身体来做，则与消极情感有关(Davidson,1992; Natale, Gur, & Gur, 1983)。
由于比较上和下、左和右的差异的研究比较多，结果也比较一致，本研究最主要的的目的不在于比较上和下、左和右的差异，而是从跨语言和跨通道的角度上，探讨情绪概念词是否存在垂直或者水平方向上的隐喻。
因此，在修改稿中，我们没有直接报告上和下、左和右的差异。
实际上，本研究中，在水平位置方向中，隐喻一致指的是积极情绪词后面紧跟右边的白点或者是消极情绪词后面紧跟左边的白点，隐喻不一致指的是积极情绪词后面紧跟左边的白点或者是消极情绪词后面紧跟右边的白点；在垂直方向中，隐喻一致指的是是积极情绪词后面紧跟上边的白点或者是消极情绪词后面紧跟下边的白点，隐喻不一致指的是积极情绪词后面紧跟下边的白点或者是消极情绪词后面紧跟上边的白点。
所以，不同空间位置上情绪概念词（积极和消极)2×隐喻一致性（一致和不一致)2的检验结果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左右和上下的差异。
先前研究是在不同实验中分别比较水平位置和垂直位置的空间隐喻情况，所以可以用上下、或左右直接作为研究变量，但本研究中位置作为被试内变量在同一个实验中，并且研究主要关注二语情绪概念词是否存在空间隐喻性，以及垂直方向的空间隐喻强度和水平方向的空间隐喻的差异，所以用隐喻一致性作为研究变量更为妥当。
我们在修改稿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说明（请见P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