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主义的现实意义

三民主义的现实意义
孙中三的三民主义包括三个部分：民族、民权、民生。

民族主义与中国传统的民族主义不同，是近代性质的民族主义。

最初的民族主义被概括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1905年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提出：“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首先是将反满的口号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奋斗目标始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列强蹂躏的中国，清政府对列强的态度由轻视到对抗再到依附，使得中国人民处于内外双重压迫之下。

民族主义当时的意义在于，唤起中国至鸦片战争后萌发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主义思想，反满情绪与反帝国主义列强的情绪在二十世纪得到了很好的契合，这就给孙中山提出推翻满清政权，从而推翻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载体，为他发动辛亥革命、建立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中华民国奠定了思想基础。

民权主义包括“民权平等，主权在民”的民主思想孙中山民权主义主要包括“民权平等，主权在民”的民主思想；“五权宪法”“权能分立”的国学家学说；“民主自治”、“直接民权”的政治理论。

民权主义的核心来自西方的自由观，平等观。

孙中山把建立一个“主权在民”“人人自由平等”的共和国作为民权主义的主要标志。

主权在民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之一，人民拥有参与政权的权利，是实现民主制度的关键。

给予人民以权力，也是当时先进知识分子所倡导的，宣传民权主义有利于孙中山拉拢与知识分子的距离。

再者民权主义的提出，对于当时长期处于无权状态的中国人民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为民国的建立提供了一定的群众基础。

民生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核心内容，也是孙中山对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伟大贡献。

三民主义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

所谓平均地权就是“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

我们都知道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家，农业一直都处于主导地位，土地是人民来意生存的根本。

“平均地权”从儒家的大同思想到近代天平天国运动的理想社会，一直是都人民所向往的社会。

民生主义的最大的现实意义就在于，争取到了人民的支持，为革命的顺利进行奠定了一定的社会基础。

但后来的国民党并没有很好的实践民生主义的重要精神。

蒋介石独裁统治时期，特别是在三十年代初期，社会动乱加剧。

国民党把重心放在剿共上，在蒋介石看来，共产党是当时最棘手的问题，并且需要以军事打击给主要手段来消灭共产党。

但孙科认为应加强经济建设“如果革命而没有建设，实在可说是完全失掉了革命的真意义”。

孙科认为打击共产党的主要手段在于政治而并非军事上的打击，而关键就是在于在基层建立国民党的群众基础。

孙科惊呼，土地问题的不到解决，对国家的前途是不堪设想的。

孙科认为，国民党的民生政策，“不管是从积极建设方面，或是消极治标方面均没有做到”。

总的来说，三民主义(1)顺应了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要求。

20世纪初，世界上很多国家实行了资本主义制度，完成了资产阶级政治革命，一改封建制度下的专制政治，推行民主政治，但中国却逆历史的潮流而动，依然推行封建的君主专制，与整个世界的潮流格格不入。

（2)顺应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的需要。

近代中国社会矛盾重重，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贫者与富者的矛盾突出，社会的各种不平等现象严重，人民群众对这些不平等现象已是痛恨不已，迫切希望能够改变这样的现实。

两次国共合作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不同点：意识形态上：中国的“左翼文化”或者“革命文化”的兴起，在于1927年以后，所以1927年以前国共两党的意识形态是一致的，都强调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主义，当时没有红军和国军之分，是“国名革命”而不是“人民革命”。

而在1927年以后,特别是在三十年代，左翼文化得到迅速地发展，形成“红色的三十年”。

随着日本的大肆入侵，国共两党再次合作，但其中的意识形态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左翼革命的主题已经完全凸显，共产党强调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强调用暴力革命来改变社会。

合作形式不同：第一次国共合作是通过“党内合作”的方式进行，也即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国民党称之为“熔共”。

这是苏联共产国际和孙中山各自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达成的妥协。

在《孙文越飞宣言》中就已经明确的提出：“共产党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应用于中国⋯⋯。

”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式主要是以“党外合作”的方式。

在合作之前蒋介石已经承认了中国的合法地位，在五届三中全会上，在最后通过的宣言和议案中提到““凡服膺三民主义，遵奉革命方略，而原共同努力于国民革命者，无不引为同志，而竭诚容纳”，这就基本上承认了中国的合法地位。

中国共产党保证了其在政治和组织上的独立性。

相同点：合作的政治原因相同：国共两党都有共同打击的目标，第一次合作的目标是进行北伐打击军阀。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卷土重来，各个国家支持不同的军阀，使得中国国土上长期处于分裂和战争状态。

国共两党中的任何一方都没有足够的力量来统一中国。

第二次是拯救中国，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

继九一八、一二八和华北事变之后，日本的进一步灭亡中国的目的彻底显现出来，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成为各个阶级所追求的共同目标，第二次国共合作就是在这种形式下诞生的。

共产国际在两次国共合作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1922年8月25日，孙中山与马林会晤。

马林再次劝孙中山联合苏联，并通报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两党开展合作的决定，还提出改组国民党的建议。

在法西斯势力的扩张下，1935年7月25日—8月20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的代表大会。

30年代上半期，法西斯势力日益成为世界人民的主要威胁，迫切需要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等政党联合起来，建立工人阶级统一战线，共同反对法西斯。

为适应这一变化，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以确立新的战略和策略路线。

七大关于抗战统一战线的确立，为国共两党的合作建立了基础。

抗日战争胜利后，三种不同的政治力量及建国方案
抗战胜利后，中国存在三个主要力量，即共产党、国民党和国共以外的各党派人士。

他们站在不同的阶级和政治立场提出了不同的建国方案。

国民党：国共两党的合作只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结果，在这种历史环境改变之时也便是国共分道扬镳之日，在抗战胜利胜利之后，国民党坚持在孙中山的之时建立的理论，即在胜利之初先进性训政并在逐渐过渡到宪政时期。

孙中山的“以党治国”意在强调由革命党来领导与治理国家并防止个人独裁的一项重要原则，但这个口号本省没有具备能够有效防止一党专政的内在机能。

在抗战胜利之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坚持抗战时期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机制，所以其建
国方案是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独裁国家。

关于蒋介石的独裁，我们可以从孙科对蒋的评价来看，孙科职责蒋介石“违背总理民主集权制精神”，“胸襟狭隘卑鄙”。

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新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1945年4月，毛泽东所作的中共七大政治报告，全面阐述了关于民主联合政府的思想以及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步骤。

毛泽东指出：“目前时期，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建立临时联合政府”，“将来时期，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为达此目的，“愿意团结各阶级各党派，在一个民主共同纲领之下，为现在和将来的建国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三制”联合政权性质转变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组织形式也由“参议会制”向“人民代表会中国共产党建国理论与实践探索的考察议”制度过渡。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对新民主主义建国模式的基本特征作了全面详尽的阐述。

以民盟为中心的中间力量：抗战胜利后，中间势力在国共两党力量相对均衡的局面下，异常明显地活跃起来，并在一部分民主党派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他们认为，“国民党固然不能消灭共产党，共产党也不能打倒国民党，国共两党力量相对均衡的时局正是中间党派在“中国建立民主国家千载一时的机会，他们号召一切中间力量，“在民盟的旗帜下，分别组织，联合行动”，在时局斗争中起“决定的作用。

他们主张在改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前提下，建立党派联合政府，由政协路线过渡到民主宪政，把国民党也纳入联合政府之中。

确立一种“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中间的政治制度”是中间力量的最终目标。

1919年前后中国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选择和如何选择？
中国至1840年以来，经历了在物质层面上的“洋务运动”，在十九世纪末经历了在制度层面上的改革即“维新变法”，但是这两种实践都在八国联军侵华之时宣告失败。

我们都知道，改革有三个层面，其中最核心的层面是文化上的改革，西方国家经历的是从文化到制度再到物质上的改革，而中国则逆着西方的道路，文化上的觉醒是在物质和制度改革失败之后。

进入二十世纪之后，中国开始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在社会理论方面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依据。

其原因在于：
（1）、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给中国知识分子在心理上以巨大的打击，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社会并不是那么的完美，所谓的“民主”只是空话。

他们期待高唱“保护弱小民族的”、“公平解决一切殖民地纠纷”的美国总统威尔逊，能够帮助中国“一雪国耻”。

然而中国的知识分子等来的只是，4月30日英、法、美、日等国在《凡尔赛条约》第156—158条中明文规定：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范围“放弃以与日本”。

就这样，社会理论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的崩溃，造成了在中国的理论真空。

（2）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传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就迅速填补了中国只是分子的理论真空部分。

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和五四运动的实践，使知识分子看到了救国救民的新路径。

“另起炉灶”，“另一种新社会”的呼声，日益高昂。

如何选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是通过现代媒体的方式在知识分子
中间传播。

1899年，上海的外国传教士主办的中文期刊《万国公报》，第一次提到了马克思的名字。

之后，马克思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是通过日本，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中国留学生，经过日本这个中转站，向国内介绍了西方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的生平及其学说影响较大的有《民报》、《江苏》等刊物。

五四运动后，就在救国救民新途径的感召下，更多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涌现，如《新青年》，以《新青年》为载体。

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重要城市，如北京和上海得到很大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知识分子层面上得到传播之后，再由知识分子到工厂中，向工人阶级宣传属于工人阶级的理论，这种以工人为主体的理论，在工人阶级中得到很大的响应。

这就实现了理论的普及。

中国历次对战争的和战之争
如何看待中国近代的对外战争，一直存在两种观点：主和和主战。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和”被看做是卖国的行为，而“主战”被视为爱国的表现。

以鸦片战争为开端的中国对外战争，面对西方强尖利炮，当时中国的很多人都认为不能容忍退让，姑息纵容只会带来更大的祸患。

“俄约甫定则议琉球，琉球未归则议越南，此岂长治久安时哉?欲长治久安．非出于一战不可”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即使在当时中国军事技术落后的情况之下，战也是有益的。

那种姑息的观点，在中法战争时任兵部尚书的彭玉麟看来是“虽汉臣诸葛亮再生，亦不敢言操胜算”。

但从另外一部分人的观点来看，以战争的方式来反抗外国侵略，只会=带来更大的损失，战后的条约只会增加中国财政的负担，在政治上会使得中国主权的进一步丧失。

因此这部分人主张对外和好，避免战争。

曾为近代中国首位驻外公使的郭嵩焘也写道．“值衰弱之时，外有强敌，而侥幸一战之功者．未有能自立者也⋯⋯弱则一以和为主”。

在主和这方面的理论实践上，主持中国一切事务的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实践最具有代表性。

曾国藩这样道““我能防御一口，未必能遍防各口；能幸胜一时．未必能力持多年；能抵一国，未必能应付各国”，因此在曾国藩看来，对外主和是最好的应对方式。

李鸿章也有类似的言论：“居今日而日攘夷．日驱除出境．同虚妄之论，即欲保和局、守疆土．亦非无具而能保守之也。

”在主和派看来，林则徐之类的主战派被视为“不识时务”、“昧于大势”、“狂妄自大”
关于对“和”“战”之争，在一段很长的时期将其与爱国与卖国划等号，这就是将其简单地绝对化了。

并没有看到双方各具有的合理性。

在我看来，虽然近代中国在十九世纪没有能力战胜资本主义侵略者，但必要的战争还是很有必要。

战争不仅只是一个手段，还是一个政治问题，是实现政治统治的必要手段。

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说，“战争不是消遣，不是一种追求冒险和赌输赢的纯粹的娱乐．也不是灵槐一动的产物．两楚为了达到严肃的目的而采取的严肃的手段。

”主和派提出在条约体制下，维护现状，就可以得到和平。

马克思说过：“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

”在早期的资本主义，掠夺式的侵占别国领土是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共性，主和派企图以条约来满足其需求，从而达到和平的目的，在资本主义的早期行不通，在资本主义过度到自由资本主义阶段更是不可能。

进入帝国主义时期，资本输出成为剥削这些国家、民族和地区的主要形式。

5次侵华战争的经过，结果的特点
中国的禁烟运动，使得以英国为首的鸦片贸易遭到严重的损失，禁烟运动传到伦敦，英国资产阶级立即掀起了战争的叫嚣。

英国资产阶级的既定政策，是以大炮保护鸦片贸易，1839年10月，英国召开内阁会议，正式决定向中国出兵。

1940年6月，英国组成“东方远征队”封锁广东江面和海面，广州防护严密，英国军队沿海而上，北犯厦门、定海，并进一步逼近天津，直接给清政府施加压力。

道光帝转移立场，对外承诺严惩林则徐，并派琦善前往谈判。

英军撤回广州。

在一系列的战争之后，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就此诞生。

条约主要规定：强占香港；勒索贰仟壹佰万元赔款；开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五个通商口岸等。

第一次鸦片战争虽然实现了列强在中国的要求，但中国传统的体制和儒家文化，在更高的程度上抵制了列强势力在中国的渗透，资本主义商品在中国的滞销就证明了列强的侵略要求没有完全达到。

于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在修约交涉失败后，英国通过“亚罗号事件”，法国通过“马神甫事件”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列强侵华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
列强侵华破坏了中国的领土、主权的完整和独立，使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造成中国近代贫穷、落后的根源；另一方面，他们把西方技术带人中国，给中国的旧制度、旧观念以巨大的冲击，激发了中华民族的民主意识，刺激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探求救国道路。

同时，还促进了自然经济的解体，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但西方列强只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其主观动机不希望中国成为独立自主的近代化国家，因此，它们千方百计阻挠、破坏中国社会的发展。

总之，其消极作用是主要的，其积极作用是次要的。

列强侵略的思想是先把中国打残，再和中国讲道理。

其中有军事侵略，政治侵略，经济侵略。

军事侵略：指发动侵华战争和制造侵华事变。

侵华战争有：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日本全面侵华战争。

政治侵略：①强迫中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如《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

②以各种方式强占中国领土：如英国割占香港岛；日本割占台湾、澎湖列岛及附属岛屿等。

③破坏和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在辛亥革命中，先后支持清政府和袁世凯对革命进行破坏；在国共对峙和解放战争时期，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的内战政策；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后，又对新中国进行包围、封锁。

④扶植代理人以达到侵略目的。

在共同镇压太平天国的基础上，中外反动势力开始勾结。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帝国主义转而扶植袁世凯为新的代理人；袁世凯死后，帝国主义扶植直系、滇系、桂系、奉系等军阀，使中国陷于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

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掀起瓜分狂潮，镇压中国人民反抗，控制中国内政外交，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政府完全沦为洋人的朝廷，随着社会性质的变化，主要矛盾变为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

经济侵略：总体上可分为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两大类。

商品输出指资本主义企业向国外倾销商品并掠夺原料的经济渗透方式。

这个特征鲜明地体现在19世纪中期至19世纪末列强对华进行的经济活动中。

其具体手段有开辟通商口岸、降低关税和控制中国海关等，同时列强在华取得很多政治特权以维护这种侵略方式。

资本输出指用过剩资本向他国投资或放贷的经济渗透方式。

该特征在列强对华进行的经济侵略中日益明显。

其具体手段有开设银行、政治性借款、控制铁路修筑权、开采矿山、投资设厂等，并在政治上通过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以适应这种经济侵略方式。

每一次侵华战争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是近代中国落伍的最主要根源。

尤其是两次鸦片战争和日本发动的两次侵华战争，不仅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灾难，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华民族的不断觉醒，在历次侵华战争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从影响来看：中国的主权被破坏殆尽，逐步沦为列强的半殖民地。

大规模的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使中国逐步沦为外国侵略者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掠夺地，是造成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长期落后的根源；列强在进行侵略的同时，也把西方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传人中国。

对中国的旧制度、旧观念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促进了自然经济的解体，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主要有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方面。

一．军事方面
“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前期，以自强为旗号，采用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后期，以自强为旗号，兴办了一批近代民用工业，以辅助军事工业，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洋务派开始筹划海防，创建中国近代海军。

虽然它失败了，但是它是中国近代化军事进程的开端。

二．政治方面
封建政权开始向资本主义近代化倾斜。

由君主专制向君民共主转化，反映了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呼声。

康梁为首的“百日维新”，把早期改良派君民共主要求，通过光绪皇帝的诏书，付诸实施，虽然也失败了，但毕竟是中国新兴资产阶级企图登上政治舞台的一次尝试。

三．经济方面
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体制，已开始解体。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五口通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陆续输入，外商企业陆续在通商口岸出现。

使用机器的近代工矿企业、近代交通运输业、近代商业陆续出现。

受外商企业的刺激，中国一些官僚、地主、商人，开始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和机器，投资于近代企业。

四．文化方面
西方资本主义的近代科学技术以及社会文化的书籍，逐步输入。

传播西学的各种新式学堂陆续开办，并开始派遣留学生出国深造，中国的教育制度逐步实现近代化。

作为舆论工具的报刊杂志，陆续出版发行，反映了要求政治民主的呼声。

中国维持了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思想，已开始从根本上发生动摇，人们的价值观念，逐步在向近代化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