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存在无效率的制度――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述评

为什么会存在无效率的制度——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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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3-21 13:38:05《人民日报》网友之声心文整理阅读5次

近些年来，以科斯为代表的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在我国特别地流行，这一方面是出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科斯派新制度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界日益扩大的影响，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两个代表人物科斯和诺斯分别于1991年和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其学派的影响更是与日俱增。

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主要由这样三个关系很近的理论所组成：

（1）交易成本经济学；

（2）产权经济学；

（3）制度变迁理论（或称“制度创新理论”）。在今天这个讲座上，我只打算把其中的制度变迁理论中的一些主要观点，给大家作一点简单的介绍和评论。

故事应当是从1973年讲起。1973年，美国出版了一本名为《西方世界的兴起》的经济史学著作。尽管这本书的篇幅并不大（中文译本也不过13万字左右），但它却在西方经济史学界乃至整个经济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有人甚至称它是“一书激起千层浪”。

那么，这本书到底写了些什么呢？用两句简单的并且是极不全面的话来概括一下这本书的内容和意义，那就是：

它运用当代最先进的经济学理论工具，从全新的角度对欧洲经济发展的历史作了令人耳目一新的重新考察和解释，并且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制度这一被传统经济学所长期忽视的因素在近代欧洲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从而引起了人们对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重视。这本书的作者之一，就是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North）。

（该书的另一位作者是罗伯特·托马斯（RobertThomas）。）

《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虽然揭开了制度变迁理论登上经济学舞台序幕，但是这部著作还仅仅是以历史考察为主，还没有提出一套很系统的理论。因此，诺斯在1981年又独自撰写和出版了一本名为《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的专著。在这本书中，他不仅对自己在前一本书中的观点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正和完善，而且还对他的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并由此提出了在新经济史学派中独领风骚的制度变迁理论。此后，他还在1990年又出版了《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又对他的理论作了更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诺斯认为，在他的这后两本书中，“制度理论得到了最透彻的阐发”。

那么，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的主要内容究竟是什么呢？从总体上看，制度变迁理论是一个涉及面极广的理论体系，它所研究的内容不仅包括经济问题，而且还广泛涉及到政治、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等诸多领域的问题。但如果就其研究的目的或所要回答的问题来看，我们可以把它大致（但也可能是极不全面）地概括为两个基本问题：

（1）制度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是如何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的？

（2）制度是如何发展变化的，影响制度变迁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而在这第二个基本问题中，又包含着这样一个令我们十分感兴趣的问题，它也是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主题，那就是：

为什么在一些有着大体相同的悠久历史的国家或民族之间，经济发展的水平会存在着令人惊异的巨大差异？换句话说，为什么有些国家或民族的制度不断向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方向演进，并大大促进了其经济的发展，而有些国家或民族的制度却对经济发展起着阻碍的作用，并且这种无效率的制度还能够长期稳定地存在，难以产生变革？在讨论我们的这个主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将制度变迁理论在前两个基本问题方面的观点，作一个简略的介绍。

一、制度与经济增长

我们知道，从斯密以来，经济学家们一直是把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发展、生产技术的进步以及由此产生的市场规模的扩大看成是经济增长的原因。正统

的新古典经济学则用生产函数来解释经济增长，即产量是劳动、资本、土地和技术的函数，产量增加取决于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和生产技术的进步。而制度因素始终被看成是一个外生变量而被排除在经济增长模型之外。

但是，用劳动分工和技术进步来解释经济增长实证研究结果总是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在实际统计和计算出来的经济绩效中，总有一部分“剩余因素”得不到说明。而基于这种增长模型所提出的政策措施，往往也解决不了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这使得传统的发展经济学陷人困境。

诺斯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发现，在1600－1850年的250年间，世界海洋运输业中并没有出现用轮船代替帆船之类的重要技术进步，但是这期间的海洋运输的生产率却发生了大幅度的提高。也就是说，用生产要素和技术的变化，根本解释不了这种现象。诺斯认为，出现解释不了的“剩余因素”的原因，是经济学家在构造他们的增长模型时，忽略了制度因素，而合理的制度能够降低由专业化和分工的发展所带来的交易成本，减少个人收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差异，激励个人和组织从事生产性活动，最终导致经济增长。于是，他于1968年发表了一篇题为《1600-1850年海洋运输生产率变化的原因》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通过对当时的船运制度和市场制度的巨大变化的考察，对这一问题作了完美的解释。这篇文章不仅成了新经济史学的一篇代表作，而且也启发了诺斯对制度因素的重视，激发了他此后对制度变迁问题进行深入和全面研究的兴趣。

1973年，他又与托马斯合作，发表了著名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在这本书中，他对欧洲经济发展的历史作了重新的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批驳了那种把近代欧洲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归结为是产业革命的结果的传统观点。他指出，产业革命所包含的技术创新、规模经济、教育发展和资本积累等等现象，本身就是经济增长，或者说，产业革命并不是近代欧洲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恰恰是其结果；而近代欧洲经济增长的真正的决定性的原因，是私有产权制度的确立。而这种经济增长之所以发生在欧洲的某些国家，而却没有发生在其他一些甚至历史文明更悠久、资源更丰富的国家，就是因为在那些国家里始终没有能够建立起一整套能够激励人们的生产性活动，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私有财产制度。这种观点的提出，引起了整个西方学术界对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重视，尤其是在经济史学领域，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而诺斯的学说也因此被冠以了“新经济史学”的称呼。那么，一定的产权制度为什么能影响一个社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