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对古代文学的影响

神话对古代文学的影响

可以说，神话与文学血脉相连。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在古代，不问小说或诗歌，其要素总离不开神话，印度、埃及、希腊都如此，中国亦然。”作为原始先民认知和表达方式的神话，一诞生便将人类的形象思维推向极至，焕发无限光彩。鲁迅先生《破恶声论》其中写道：夫神话之作，本于古民，睹天物之奇觚，则逞神思而施以人化，想出古异，淑诡可观，虽信之失当，而嘲之则大惑也。太古之民，神思如是，为后人者，当若何惊异瑰之大。

至于神话的缘起，不同学术派别各持高见，力圆其说。而我以为大可不必耿耿于此，重要的是我们能从远古神话中了解出什么，抑或获取些什么。因为神话为其所属群体提供了基本的价值观念与行为准则。而无须穷究其是否“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所以，鲁迅先生说：“倘欲究西国人文，治此则其首事，盖不知神话，即莫由解其艺文、暗艺文者，于内部文明何获焉？”因为“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美术所由起，且实为文章之渊源”。譬如说，脍炙人口的先秦神话，产生在文字发明以前，神话中充满了丰富奇特的想象，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在这种程度上可以说它开创了我国古代文学的一大先锋，引领着我国古代文学朝着浪漫、神秘、幻想的方向前进。对于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色彩鲜明的部分，先秦神话实在是功不可没。

神话正是以其以己观物、以己感物的具体形象的思维方式、渗入其浓烈的情感体验，为后世艺术虚构和浪漫主义创作方法提供了开了先河。就说天下第一才子书《庄子》吧。庄子自称其创作方法是“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可以说全书充满了“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将博大精深的思想蕴藏于想象和虚构的形象世界中。这种以奇崛的想象构成奇丽诡谲的艺术境界、以隐喻和象征代替逻辑推理的风格，不正和远古神话一脉相承吗？再看稍后的屈原所写的“楚辞”，浪漫炽热，想象大胆奇幻，将其高洁人格与爱国忠君的情操寄生于缥渺迷离的意象中，开启了中国文学以言志抒情诗歌为传统的文学主流。且不说《九歌》里的巫祭文化明显带有远古神话的影子（不同神话形象陆续登场），单看其《天问》，不仅直接记载了不少神话片断，而且像远古先民一样大胆无忌，对天发问。

如“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厥利惟何，而顾菟在腹？”“鲧何所营？禹何所成？康回凭怒，地何故以东南倾？”鲁迅先生在《摩罗诗力说》中称此诗“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正是在屈原创作楚辞以后，充满浪漫色彩的言志抒情文学成为传统，与以《诗经》为滥觞的现实主义文学分庭抗礼。像汉大赋、魏晋风骨、李白的飘逸与李贺的谲怪以及苏轼等“豪放派”宋词之类皆可溯根于此。实际上《诗经》中民族史诗也有不少神话色彩，就连《史记》中也有记载，如筒狄吞燕卵而生商，刘媪得交龙而孕季，便是。

文学创作既是一种理性行为，同时也是一种直觉活动。克罗齐的“直觉即是表现”在某种意义上确是合理的。而神话作为人类集体无意识的产物，能够给作家带来意料不到的灵感与启示。正如莫言自述的那样，他只有深入到历史的昨天才浮想连翩，写出疯狂和浪漫，一步入现代时，便想象枯涩。

只可惜中国本土神话并未形成完整体系，仅零星散见于《山海经》、《穆天子传》、《逸周书》、《燕丹子》、《楚辞·天问》等书中。鲁迅先生以为中国神话之所以仅存零星者，除原来说的“二故”外，“详案之，其故殆尤在神鬼之不别。天神地祇人鬼，古者虽若有辨，而人鬼亦得为神祇。人神淆杂，则原始信仰无由蜕尽”。神话中这种以人为本的意识，对后来的“文学为人生”的艺术观颇有影响。实际上，早在神话被历史化的过程中，便对中国文学中的功利主义倾向产生了无可磨灭的影响。这大抵可以归功于以救世主自诩的“儒学大师”们。孔子首倡“不语怪力乱神”，（后来清代的袁枚干脆把专记鬼神怪异之事一书题名《子不语》）并直接参与了神话的改造。这样一来，原本幻化无端、意出尘外的神话意蕴沾染了人烟，甚至与某种政治目的纠缠不清。南北朝刘勰鼓吹“神思说”便是对此作了批判。

实则，不只神话精神为后代文学所延缓、光大，很多神话及其奇诡的意象原型还为文学作品提供了素材。如曹植《洛神赋》中洛水女神宓妃的形象，魏晋大量的志怪小说，李商隐更是赋予神话新的意蕴，渗透了自身莫名忧伤的心绪。小说、戏曲采用神话作素材也比比皆是。或直接沿用，

或进行再创作。有名的如唐朝李朝威的《柳毅传》，整个一爱情神话。明代神魔小说的巅峰之作《西游记》则溶进了大量的神话因子，构造了幻化无穷的三界世界。即便是近代也不乏佳作，鲁迅先生的《故事新编》即是。

神话作为原始先民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先民对自身和外界的思考和感受，其本身便包含着浓郁的情感体验。而一旦这些神话意象通过文化积绽固定下来，便可以产生浓烈的情感共鸣，具有强烈有审美体验。像屈原《离骚》中的香草美人，已经成为后代文人的某种精神寄托。有人认为，只有表达了一个国家或民族集体的信念与行为方式，表达了该民族最深处的集体情感，才能得到集体的共鸣。而神话和民俗发掘了某种集体无意识，唤醒了该种族最深层的记忆和想象，自然更容易拨动读者的心弦。清代蒲松龄在《聊斋志异》在运用梦境和上天入地、虚无变幻的大量虚构情节，冲破现实的束缚，寄托自己的理想，抒发对现实的愤懑情绪，甚至可以看作是作者对这个不公平的世界的厌弃和对神话世界的皈依。正是因为这样，《聊斋志异》才有了感人的力量和现实意义。现代学者马瑞芳甚至以女性视角从中见出蕴含着的先锋女性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