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安事变发生的前奏分析

关于西安事变发生的前奏分析

摘要西安事变在国共两党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性事件，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十年内战的局面由此结束，国内和平基本实现，推动了国共第二次合作。本文就西安事变发动者张学良的转变及西安事变发生的前奏进行讲解和分析。关键词西安事变张学良不抵抗政策延安会议统一战线

一、前言

1936年12月12日当时任职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当时任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扣留了当时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为的是实现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中共为从民族大义出发，为了两党团结，决定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派周恩来等到西安进行和平谈判，最终已蒋介石被迫作出了停止剿共、练共抗日等六项承诺而结束。西安事变使当时看上去胜券在握的蒋介石被迫放弃了安内攘外的政策，让几乎被逼上绝境的共产党获得的喘息的机会，历史的天平经由此渐渐倒向有利于共产党的一边。而对于国共两党历史上如此重要的一个转折性事件，课本上短短几段话的描述显然有许多问题和细节没有解释清楚，下面就我认为要正确认识西安事变有必要讲清楚的几个问题。

二、张学良——从不抵抗将军到联共抗日

1.不放一枪撤出东北

不能不提事件的发动者张学良，说到张学良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不抵抗将军”的恶名。1931年9月18日，日军发动了震惊世界九·一八事变，在沈阳北大营南约800米的柳条湖附近，将南满铁路一段路轨炸毁，称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以此为借口对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动进攻。率领东北军的张学良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致使日军轻易便沈阳全城，东北军撤向锦州。此后，东北各地的中国军队继续执行张的不抵抗的命令，使日军得以迅速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

关于“不抵抗”究竟是蒋介石电报中的指示，还是张学良自己的命令，还存在很大的争议，按课本所述，乃是蒋介石的命令。虽然张学良晚年多次在公共场合承认所谓的不抵抗，是自己下达的命令。1990年12月9日，张学良在台湾软禁几十年后首次接受记者采访（日本nhk电视）时也是这样解释：“当时的中央不是蒋总统，是孙科（蒋介石那段时间下野，国民政府主席是林森，行政院长是孙科），当时中央给我的指示是，相应处理，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承认那时判断错误。我下令不抵抗是为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直到张学良去世他也没有拿处早年他自己所说的蒋介石的秘密电报，但是问题不在于是谁下的命令——指挥当然是他自己指挥的，问题在于，当时的情况下，无论是张学良还是蒋介石，在这个事件之前，都讲过类似的话：“不能够抵抗，不能与日本发生冲突冲。因为一旦发生冲突，日本就能占领东北”。两人都希望可以

通过外交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不抵抗政策是蒋介石和张学良的共识。

2.联共抗日想法的萌生

丢掉了自己的老家，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张学良引咎辞职，去欧洲“考察”，但从欧洲考察回来后的张学良，不仅没有被派去抗日，反而被任命为西北剿共副总司令，负责“剿共”。他本想通过抗日洗刷“不抵抗将军”的污名，现在不仅无法实现，而且东北军和红军交手两次，两次大败，张的两个师被歼灭。此时，共产党方面开始逐渐意识到统战工作的重要性，改变了之前使自己孤立无援的指导方针，意识到联合其他力量“反蒋抗日”的必要性。意识到抗日救国的宣传对东北军会有巨大的影响，中共便积极开展了统战的宣传工作，毛泽东甚至开始尝试对其高级将领进行统战工作。机缘巧合之下，张学良也有了了解中共统战思想的机会。已归顺红军的东北军将领高福源对甘泉进行劝降的事被七十六军军长王以哲知道后，急邀他前往七十六军军部一谈，结果不仅王以哲对中共的想法深表赞同，连亲自乘飞机来与他谈话的张学良也表示愿意和中共方面就共同抗日问题进行商谈。如果说王以哲为了避免部队继续损失而有次表示，那么被认为和蒋介石是一丘之貉的“不抵抗将军”张学良也有这样的想法，确实大大出乎中共的意料。这也更加坚定了中共继续统战工作的决心。

几经周折之后，1936年4月9日，张学良、王以哲在延安于中共

方面代表周恩来、李克农、刘鼎进行了长达6小时的会谈。据当事人刘鼎的回忆，会议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抗日救国道路、联蒋抗日、联苏、停止通商、培养干部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根据刘鼎的回忆，张学良在会议上最为关心的即是“联蒋抗日”的问题，他劝中共放弃“反蒋抗日”的主张。他提出：蒋介石是国内最大的实力派，抗日力量若不包括他，他以中央政府名义反对，不好办；蒋介石有民族情绪，据他观察，蒋可能抗日；蒋错就错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扭转过来就可能实现“停止内战，一直抗日”。根据周恩来对会议的记录，张学良对联苏问题也十分关心，一再询问“苏联是否必帮中国？苏联是否真心助中国？”

张学良心里清楚，凭自己的军事指挥能力加上东北军的战斗力，想要再打回东北只能是奢望，要蒋介石出兵得等到剿灭红军，但是何时能够剿灭是个未知数。他明白抗日的唯一希望就是联苏。但他内心实在担心苏联是否会帮助他。苏联对张学良不信任，因为1927年在北京抄苏联大使馆，杀李大钊，是张学良的父亲干的。1929年在东北抄苏联领事馆，收中东铁路，是张学良干的。所以他认为联共是联苏的唯一途径，他认为苏联会爱屋及乌。虽然这时候他联共的主要目的很可能是作为一个军阀想要保存自己的军队，但不可否认，他确实是想抗日的，而且对于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共产党的统战工作对他的影响，无疑是西安事变发生的必要前提。

三、西安事变的“前奏”

1937年11月，红军宁夏战役失利，主力被中央军围攻于甘北一隅之地，形势危殆，而且打通国际路线，接取苏联援助的计划也失败了，这不仅使红军陷入重大的危机之中，也使张学良进退两难。当时红军三个方面军已会合在甘肃北部，但国民党中央军也围追堵截过来，把红军逼到很小的一块地方，已难以继续生存，中共中央不得已决定重新再来一次长征，突破包围圈后设法进山西、河南、陕西，经过一年左右再回来。张学良跟中共中央已经秘密合作了很长时间，想要通过中共联合苏联，一旦中共撤离，张学良的这个计划也就难以实现了。要阻止这样的事发生，他能做的就是要劝蒋抗日，但蒋介石一再坚持“匪不剿完，决不抗日”的政策。蒋介石10月末在西安时，便有刘鼎与叶剑英的电报称张劝蒋抗日。电报称：“蒋张会谈结果亟恶。蒋表示匪不剿完，决不抗日，谁以红军打（劝）他，他不准谁剿匪。此路已绝，张将无能作为。……此间人士对蒋之张主（主张）大为不满，正酝酿反对言论。……杨于也毅（也于谒）蒋时为提停止剿匪话碰钉子，及（至）今沉闷，有主驻蒋说”。不难看出，当时张学良已有扣蒋逼其抗日的想法，不过，严格地说，张学良这个时候似乎还没有准备好与蒋对抗的条件，真正促使他决心主动行动的应该是11月底蒋介石下令逮捕上海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和史良等七人，宣布查封各种反对剿共和主张抗日统一战线的救亡报刊，拒绝了张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