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需要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的互动平衡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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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教师工资要及时发放,尽快形成农村教师工资保障机制,有条件的地区可以统筹考虑城乡教师工资和待遇。同时,要改善教学和办公条件,使现有农村教师安心工作,并不断吸引新毕业或城镇教师到农村工作。要不断调整和优化教师结构,在教师学历、年龄、学科、地区等方面形成
合理的比例结构。要通过脱产进修、在职
学习、举办培训班、远程教育等各种形
式,加强对农村教师的培训,提高农村教
师综合素质。要进一步完善城镇教师支援
农村教育的制度,通过出台各种优惠政
策,引导和鼓励城镇教师积极参加对农村
的支教活动。
作者简介:郭振宗(1968—),男,博士,中共山
东省委党校管理学部副教授,主要从事农村经济与社
会发展研究。
公司治理需要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的互动平衡之美
张鲁彬
(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天津300071)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危机的本质、产生的根源和治理的方法作了大量研究,笔者从公司治理的视角谈一点粗浅的认识。
德鲁克曾经说过,管理就是效率和人性的调和。这句话可以从西方经济学科的发展脉络中找到印证。大家都知道,西方经济学先驱亚当斯密有两部旷世巨著,一部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另一部是《道德情操论》,有的经济学家将这两部巨著联系起来称之为斯密难题。或许这两部著作以不同的人性假设为前提从而体现出一定的悖论现象,但笔者认为这恰恰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反映出效率和伦理分别都是实现“富国裕民”的重要因素,也可以看作这是两个重要的分支。在第一个分支里,从古典、新古典经济学到现代西方经济学,有一个争论一直贯穿始终,那就是市场和国家之争,也正是这个争论使得“无形之手”和“守夜人”在资源有效配置上相得益彰,也推动西方经济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斯蒂格利茨就主张要在市场和政府之间寻求一个恰当的平衡,这也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区别于古典经济学中放任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在第二个分支里,经济伦理学犹如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史一样漫长而复杂。不论是在经济学内部,还是从政治学、社会学等角度,诸多学者都讨论了经济发展的伦理问题。当然,经济学和伦理学之间关系的争论在学界也由来已久,有的学派认为经济学研究无需涉及伦理学,有的学派恰恰相反,批评了这种分离造成了“经济学的贫困化”。本文无意探讨二者的关系,只是希望以此借鉴到一种综合的研究维度和分析视角来看待企业问题。
南开大学以李维安教授为代表的公司治理研究团队提出“泛公司治理”的研究框架体系,将公司治理从内部治理扩展到外部治理,即将公司治理的研究视野从企业内部扩展到企业之外的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将治理结构扩展到治理机制进而扩展到治理伦理。这进一步赋予公司治理以刚柔相济之美,使得该学科理论体系更加完整更加成
熟。
众所周知,美国的次级贷款抵押危机
引发的美国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并有愈演愈
烈之势,甚至引发了全球金融动荡。美国雷
曼等大型金融机构破产,欧洲方面冰岛出现
了罕见的国家破产;受其影响,亚太地区日
本“大和生命保险”也已破产,全球股市
普遍呈现暴跌。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在
哪里?笔者认为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从内
部到外部,从制度到伦理,有着其深刻的公
司治理问题根源,主要有以下五个层面的原
因:一是从外部治理的国家宏观政策层面
上看。美国宏观政策的低利率政策,使房产
市场一度繁荣,泡沫不断放大。微观层面企
业资产负债率高达万亿并持续恶化,而C D S
信用违约互换又使之雪上加霜。政策因素作
为公司外部治理的一个重要维度,由其引发
的危机累计时间长、释放能力大。雷曼兄弟
的破产只是一个危机爆发的引子,由其引发
的骨牌效应则是危机发生的必然结果。二是
从外部治理的政府监管层面上看,监管缺失
也是危机产生的一个根源。金融体系具有不
稳定性,诸如房产业和股市产生的泡沫累计
在金融体系里很难用兼并重组等金融手段去
解决,由此,政府对于金融体系的监管显得
尤为重要。而在美国,金融业自我风险控制
体系的盛行和华尔街所谓自律之风的鼓吹,
给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产品放松监管以可
能。由于这种企业内部治理依赖,政府对金
融市场以及企业行为疏于治理,问题出现解
决不及时,导致危机进一步恶化。三是从超
国家治理层面上看,世界经济一体化和金融
自由化的推进,使国际资本市场的关联度越
来越高,金融衍生产品的渗透力很强,使金
融风险相互传染并在世界范围内蔓延。而相
关的国际经济组织,难以有效发挥出跨国治
理,甚至是超越国家治理的角色。四是从公
司内部治理层面上看,金融业对高管层的过
度激励是金融从业人员盲目追求金融扩张成
为必然,使风险防范遭遇到“金融创新”便
成为一纸空谈,公司治理的监督机制一再弱
化,科学决策也就成为空中楼阁。五是从
公司伦理治理层面上看,金融业作为一个尤
其生存决定于声誉的行业,在逐利动机的驱
使下不计风险地过度追求金融产品“创新”
而脱离了伦理治理的轨道,为泡沫的不断放
大和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回顾我国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在
经济转型的历程中,中国企业的公司治理也
正经历着发展和转型。这期间,从内部治理
到外部治理,各利益主体由于治理目标的不
统一,责权利的不对等,往往会发生在公司
治理中越位、缺位和错位的现象。李维安教
授在九十年代末期提出,行政型治理的三个
重要特征是资源配置的行政化、人事安排的
行政化和决策目标的行政化。从治理的范围
上来说,就是“外部治理内部化,内部治理
外部化”。在这种模式里,政府、市场、企
业之间的关系难以做到清晰有序。政府既是
治理规则的制定者,同时也是治理行为的参
与者,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等市场型治理
的治理主体发育不成熟,作用难以发挥。企
业的自主治理意识较差,内部治理结构和治
理机制不够健全,内外部治理的失衡和无序
造成法制环境和市场诚信机制的不完善,企
业内部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的扭曲变形,结
果往往是“治的多,没的治,治不了,治不
好”。当然,今天看来,行政型治理中所表
现出来的这三个特征与当时的外部环境和外
部治理,即企业所处的计划经济时代特征是
吻合的。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不
断深化,这种治理模式越来越表现出一种不
适应性,客观需要一种更加适应发展需要的
新型治理模式来转型替代。
公司治理的目标是通过有效的监督和
激励实现企业科学决策。而这种监督激励和
决策机制的科学有效是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
共同作用的结果,公司治理目标的实现既不
能完全依靠在内部治理中解决,也不能完全
依靠外部治理,内外部治理各自发挥作用,
又需要有效互动,这也是个难以寻求的平衡
点。在内部治理中,通过股东会、董事会
和高管层对公司权力进行合理配置,通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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