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与娜拉的艺术形象分析(比较文学论文)

比较文学结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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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不在于走或留,而在于是否有独立人格]

[安娜与娜拉的艺术形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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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玩偶之家》的娜拉一直以来是妇女觉醒与解放的代名词,列夫·托尔斯泰笔下《安娜·卡列尼娜》的安娜在一定意义上呈现了一个出走后的娜拉。

文章侧重这两个人物形象的比较研究,剖析当时的社会制度与人性善恶,进而结合其他文学文本中的女性形象探寻妇女解放的根本路径,阐明对觉醒的女性而言,自由不在于走或留,而在于是否有独立人格。

关键词：出走；形象；社会阶级；独立人格；觉醒；形象分析

1“我是个人，我要生活，我要爱情！”

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创作于19世纪70年代，主人公安娜出身于一个贵族家庭，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17岁时，姑母做主把她嫁给了大她20岁的省长卡列宁。这时的安娜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爱情，只是尽着别人告诉她的应尽的妻子职责，维持着夫妻名分。表面上看这个家庭是彼得堡上流社会的楷模，实际上卡列宁压抑着她身上一切有生气的东西。安娜履行了教育儿子、爱护丈夫、参加必要的家庭社交的义务，但是从来没有享受过一个妻子应该得到的爱与温馨。在这个表面上高贵体面的家庭里，安娜长期忍受着无爱的苦痛和精神上的压抑。在这种无爱婚姻中，女性只是以男人的物件身份生存于世，不具有和男性一样的自由、平等。

不甘心永远被这种无爱婚姻束缚的安娜，走出了家庭，也与此同时她舍弃了自己的家庭、自己在上流社会的地位、自己的人格尊严。然而，与安娜毫无保留地付出不同的是，渥伦斯基对待安娜的态度却没有那么坚决。他对安娜是有所保留的，他可以忍受与社会一时的对立，但为了自身的利益绝对不可能维持长久。因而，当上流社会让他在地位和安娜之间选择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自己的名誉。安娜搏尽人生所有换来的爱情竟成了取她性命的“刽子手”。她企图用生命的代价来惩罚渥伦斯基，但实际上，她惩罚的只有她自己。

安娜是一个追求新生活，具有个性解放特点的贵族妇女形象，她的悲剧是她的性格和社会环境产生尖锐冲突的必然结果。在作者的最初构思中，安娜是一个堕落的女人。但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改变了这种构思，赋予了安娜许多令人同情的和美的因素。安娜还

是少女的时候，由姑母做主嫁给了比她大20岁的省长卡列宁。卡列宁伪善自私，过于理性化而生命意识匮乏。他的主要兴趣在官场，是一架“官僚机器”。相反，安娜真诚、善良、富有激情、生命力强盛。她与这样的丈夫生活在一起，不知爱情为何物，这种生活窒息了她的生命活力。在和渥伦斯基邂逅之后，她那沉睡的爱的激情和生命意识被唤醒了。此后，她身上总流露出一种纯真的、发自内心的对真正生命的热切向往之情。

安娜最初的内心冲突，来自于她对生活的狂热渴望，来自于她对人与人之间纯真的关系的追求，来自于她对周围人当中比比皆是的谎言和伪善的厌恶。她的不同凡响，首先在于她不屈从于她认为不合理的环境，勇敢地追求和保卫所向往的幸福生活。对渥伦斯基的爱激起了她对真正有价值的生活的强烈渴望，那埋藏在心底的被压抑的东西驱动着她。她不愿意再克制自己，不愿再像过去那样把自己身上那个活生生的人压下去。

2“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

娜拉是个觉醒中的资产阶级妇女的形象。她出身中产阶级家庭，从小就是她父亲的玩偶，结婚以后又是她丈夫的玩偶。她热爱生活，她热爱她的父亲、丈夫和儿子，为了他们的幸福，她不惜牺牲自己。她为了偿还给丈夫治病的债务而又不让丈夫发觉，费尽心机节省家用，甚至夜晚偷偷领些抄写工作来干。她同情那些遭遇不幸的人。她相信海尔茂所说的为了爱她会毫不踌躇地牺牲自己的生命的诺言。可是，事实最终使她醒悟过来，海尔茂原来是一个极端自私和虚伪的人，她幻想出现的所谓奇迹并没有出现。当海尔茂用一个妻子和母亲的责任来约束她时，她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我还有别的同样的责任”，那就是“我对自己的责任”。“现在我只信，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

《玩偶之家》戳穿了资产阶级在道德、法律、宗教、教育和家庭关系上的假象，揭露了在“幸福”、“美满”等表面现象掩盖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本质，并提出了妇女解放这样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它是一篇抨击资产阶级男权中心思想的控诉书，是一篇妇女解放的宣言书。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通过层层剥笋的手法展开故事情节，分析人物心理，展示人物性格。第一幕开始时，娜拉给观众的印象是个美丽、活泼、无忧无虑的家庭主妇。她对女友林丹太太谈到她为拯救丈夫而自我牺牲的往事，使观众立即感到娜拉是个善良而坚强的女性，为了丈夫和家庭不惜忍辱负重，甚至准备牺牲自己的名誉。随着同海尔茂、柯洛克斯泰的谈话，娜拉的性格和思想层层揭示出来，一个头脑清醒、渴望独立自由、愿为真理而奋斗的高尚的女性形象活生生地站立在观众面前。剧中的次要人物林丹太太同娜拉一样高尚。她自食其力，富有牺牲精神。为了维护生病的母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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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幼的弟弟的生活，她嫁给了一个有钱但她不喜欢的男人。丈夫死后，她开小铺，办小学，为母亲养老送终，抚养几个弟弟自立，最后剩下她孤单一人仍在为寻找工作到处奔波。易卜生笔下的这两位妇女形象栩栩如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充分显示出易卜生对妇女命运的深切同情。

娜拉走出家庭，她说：“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1879年《玩偶之家》首演之后，娜拉离家出走的摔门声惊动了整个欧洲，“娜拉走后怎样?她将怎样生活下去?是堕落还是回来?有没有其他解决途径?如此之类的问题不一而足”。后来也惊醒了“五四”之后积极探索的中国知识分子，由此成为世界妇女解放的宣言书。女性要摆脱生活中固定地发挥妻子、母亲的社交功能，要能够说出自己的意愿，走到社会中，积极争取自己的尊严，而不是男人呼之则来，挥之则去的玩偶。女性不再是爱情生活的奴仆，而应该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者。正如舒婷《致橡树》中所说：“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相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娜拉的出走不是为了寻找爱情，而是要寻找作为一个女人的独立性。她告诉人们，妇女的人格高于妇女所珍惜的爱情。她所否定的已经不是建立在浮华上面的无爱家庭，而是对传统的夫权思想的否定。

3娜拉与安娜对比

娜拉和安娜有相同，也有不同。同样是在一个令人窒息的社会，同样是在婚姻家庭中扮演妻子的角色，同样是反叛社会对于女性从属地位的传统观念。

3.1身份、地位

娜拉和安娜两人在作品中都是以一个婚姻家庭中的妻子形象出现的，她们都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过着中产阶级稳定优裕的生活，也具备做母亲和妻子的幸福。

娜拉是一个好母亲，她可以和她的孩子们疯玩，而不顾及到一个母亲的严肃性。在送走了林丹太太后，孩子们回来了，娜拉就和自己的孩子们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还居然可以躲在桌子底下。在圣诞节前夜出去买东西，买的全是孩子们的礼物，还有佣人们的礼物，给她自己什么都没买，唯一的就是那包偷着买的杏仁饼干。

安娜也很爱自己的孩子。在她得不到丈夫的爱的情况下，安娜把所有的爱都倾注在儿子谢辽沙的身上，儿子曾经是她生活的全部意义，她全身心地爱着谢辽沙，甚至连离开他一刻都不行。安娜和别的夫人一路同车,各自说着自己的儿子.象每个母亲一样,安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