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玄论战”中玄学派形成原因探析

“科玄论战”中玄学派形成原因探析

1923年，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人生观论战”，因论战双方分别被称为“科学派”和“玄学派”，故又称“科玄论战”，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末期中国各主要思想派别就有关哲学、科学和东西文化问题的一次全面论战。九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再度审视这次论战，会发现玄学派提出的许多问题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近年来，也有许多学者注意到了这一方面，开始反思玄学派的一些主张，但很少有人专门从“科玄论战”爆发的历史背景方面来重新认识玄学派。试从当时国际国内的社会文化根源出发，寻找玄学派的形成原因。

标签：西方文化；东方文化；玄学派；科学派

一、论战的经过和结果

1923年2月14日，北京大学教授张君劢在清华大学做了题为《人生观》的演讲，提出了“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的论题，对当时流行的唯科学主义“科学万能”的思想倾向提出批评。同年4月，地质学家丁文江（丁在君）发表《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人生观”》一文，主张科学可以解决人生观。随后，许多科学家、思想家纷纷加入了论战，并逐渐形成了玄学和科学两派。玄学派的主要代表有张君劢、梁启超、梁漱溟、张东荪等，科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丁文江、胡适、吴稚晖、任鸿隽等，双方围绕“科学能否支配人生观”这一中心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这里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科学派的代表人物并不总是科学家或科学哲学家，“他们是一些热衷于用科学及其引发的价值观念和假设来诘难，直至最终期待传统价值主体的知识分子”[1]，中国的知识分子始终都关注着国事民痨，并且出于对国家富强的盼望，纷纷漂洋过海去接受西方教育。所以他们骨子里都渗透着一种传统的人生观。

1923年11月，论战接近尾声，上海亚东图书馆编辑出版了《科学与人生观》一书，由陈独秀、胡适分别作序。同年12月，上海泰东图书馆也出版了内容基本相同的《人生观之论战》文集，由张君劢作序。关于这场论战的最后结果，没有人裁判输赢，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这场论战很明显地以广大知识青年支持和同情科学派而告终，玄学派被当时的人们唾骂为“玄学鬼”。

尽管如此，玄学派的出现其实是合乎当时情与理的，是真正切合当时世界发展需要的，而且他们在论战中提到的一些问题至今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二、西方文化新思潮在中国

自从19世纪中叶开始，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日益显露：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贫富悬殊、阶级对立日益尖锐；另外，传统道德逐渐被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所取代，社会关系极其脆弱。尤其是到了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人类惨剧的发生更使欧洲人的心灵经受重创，自启蒙运动以来扶摇直上的理性

主义发生了严重危机。

面对这样的严重社会危机，欧洲社会文化思潮内部呈现出了一种重要取向：反省现代性。它主张反省18世纪以来借理性征服自然来追求效益最大化的价值取向，更多地关注包括情感、意志、直觉等在内的人的内心世界和精神家园。它将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归结为理性对于人性的禁锢，提出重新再次寻求思想的解放。而以法国柏格森、德国倭伊铿为代表的生命哲学思潮正是反映了反省现代性在欧战前后产生巨大影响的一种社会文化思潮。“生命哲学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流传于德、法等国的一种试图用生命的发生和发展来解释宇宙，甚至解释知识或经验基础的唯心主义哲学流派。”[2]而玄学派的主将张君劢就恰好在这一时期师从倭伊铿。1918年底，梁启超与张君劢等七人自上海启程考察欧洲，考察归来后，梁陆续发表了《欧游心影录》，在国内引起重大反响。

1920年1月至1921年底，张君劢曾在德国耶纳大学倭伊铿教授的指导下攻读哲学，有时他还去法国巴黎听柏格森的讲课。通过近两年的学习，张君劢系统地接受了倭氏的“精神生活哲学”，即反对自然主义和理智主义，强调精神生活的独立性和完整性，且精神生活是最真实的实在，是一切事物的本质，是它们存在的基础和发展的动力。另外，张君劢还认为倭氏的思想与孔子的有相似之处：“孔子之所谓诚，即奥氏所谓精神生活也；孔子之所谓以诚尽人性物性者，即奥所谓以精神生活贯彻心物二者也。奥氏之所谓克制奋斗，则又孔子克己复礼之说也。”[2]

正是由于学习如此哲学后的类比，再加上传统的熏陶，张君劢在“科玄论战”中才提出由“玄学”来支配科学所不能支配的人生观。而他所说的“玄学”，实质就是中国孔孟儒学尤其是宋明理学家的心性之学与西方柏格森、倭伊铿等人的“新玄学”的混合物，也称“新宋学”。张大力提倡“新宋学”，强调“反求诸己”、内心修养，并非漫无边际地空喊“意志自由”，而是于当时发生全人类文化危机的情况下，旨在为世界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寻求新的出路，同科学派一样，这代表着一种社会改造方案。

所以，“新宋学”是西方反省现代性在中国社会的反映，是西方“东方文化救世论”在中国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理论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所出现的一股带有国际性的社会主义文化思潮。目睹一战所带来的人类空前规模的互相残杀的西方知识分子认为，西方文明已经破产，只有东方文明才能解除其弊端进而取代西方文明，成为世界文明的新趋向。

三、东方文化派的新发展

从鸦片战争开始，近代中国陆续开展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新文化运动，彰显了其向西方学习器物、制度、思想文化步步深入的过程，尤其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新文化派对西学的大规模全方位输入，更是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以致命打击。更进一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反对旧道德的启蒙方面，就这样延续地表现为某种对自己民族文化、心理的追求和鞭挞，表现为某种科学主义的追求。”而且在许多方面还不断发展成为一种“唯科学主义”[3] 。其实，早在资产阶

级维新派严复的思想中就有唯科学主义的倾向，但并未普遍扩展，而新文化派则彻底把科学做了唯科学主义的理解。于是，中国现代思想中就出现了唯科学主义的身影。“唯科学主义可定义为是那种把所有的实在都置于自然秩序之内，并相信仅有科学方法才能认识这种秩序的所有方面（即生物的、社会的、物理的或心理的方面）的观点。”[1]在那些科学家眼里，科学不仅仅是一种认识方法，同时还是一种新的人生观、世界观，一种完全可以用来取代传统价值体系的新的观念系统。然而，进入20年代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空前惨烈不仅对欧洲产生了震撼，而且也使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从科学万能中警醒过来。在欧洲非理性主义思潮和“东方文化救世论”的影响下，科学普遍使用的功能和价值在中国开始受到怀疑，这突出地表现在梁启超身上。

梁启超于1920年游欧回国不久，就在他的《欧游心影录》中发出“西方万能之梦”破产的惊呼，并抨击了唯科学主义对人类意志和道德的威胁。他指出，那些唯物派的哲学家在科学的庇护下建立了一种纯物质的纯机械的人生观，他们否认人类的意志是自由的，把一切内部生活、外部生活都归到物质运动的“必然法则”之下。显然，这种完全舍弃情感、意志和道德的人生观是不具什么生命力的，它导致了人类精神家园的缺失，陷入怀疑、沉闷和畏惧之中。更为严重的是，这就使得中国当时的思想文化领域更为复杂，“当中国人希图抛弃自己传统而采用西方文化之时，又发现西方人怀疑乃至反对自己的文化。中国人处于‘二重文化危机’之中。”[4]

于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梁启超所理解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与胡适彰显其反传统锋芒的特点不同，在他看来，“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批判态度同样也适用于西方的学说，彻底的思想解放既不受中国旧思想的束缚，也不受西洋新思想的束缚。“我们须知，拿孔孟程朱的话当金科玉律，说他神圣不可侵犯，固是不该；拿马克思、易卜生的话当金科玉律，说他神圣不可侵犯，难道是该的吗？”[5]

所以，在不久后的“科玄论战”中，梁启超对于情感与理智的关系有了重新的认识。“人生问题，有大部分是可以而且必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的，有小部分——或者还是最重要的部分，是超科学的。”[6]他不可能接受全盘否定中国固有文化、完全移植西方文化的观点。所以为拯救东西方文化，为全人类的世界文化寻找出路，他提出了一种新的主张，首先要对本国文化心存敬意，然后借助西洋的研究方法去研究他，从而最终形成一个新文化系统，最后将其往外扩张，使之真正发挥惠及全人类的功效。这种兼采东西文化各自长处的新文化观具有“中西调和论”的影子。

在国际国内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玄学派从建立或具有什么样的生活态度、人生理想出发，使具体的人生观，而不是宇宙观、认识论、科学的本质，成为时代的焦点、学术的主题。他们在论述自己的人生观时，抓住了人们在现代化进程中所产生的种种反感和怀疑，以批判现代化进程中的负面效应、反思人生问题的面目出现。当然，他在哲学的根本立场上有唯意志论的缺陷，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一种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