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的书法艺术成就和艺术审美

王羲之的书法艺术成就和艺术审美

王羲之的书法艺术成就和艺术审美

作者：张俊东

转载自：北大书法艺术网

翻开中国书法艺术史，出现频率最多的就是王羲之三个字。特别在魏晋之后，所有与书法有关的文献提及最多的也是王羲之。这一方面和王羲之精研笔法，总结前人经验，把行草书的发展推向极致，形成影响整个后世书法艺术的二王书风有关，也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有关。王羲之进入中国书法史、进入中国历史，应该是一种双向选择。王羲之的书法审美追求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达到了一种暗合。

陶弘景说：“逸少自吴兴以前，诸书尤为未称，凡厥好迹，皆是向在會稽山永和十许年者”。[1]

王羲之书圣地位的确立和保持并不是一帆风顺、毫无异议的。杨仁恺先生讲：“古代书家被称为‘书圣’的有好几位，最后只有王羲之的书圣桂冠一致保持于不坠，这是有其客观历史原因的。宋、齐年间，王氏名声尚未大噪，中间他的儿子王献之曾一度高出乃父。”[2]这里杨先生所说的“有其客观历史原因”也许就是我们所说的王羲之的书法艺术审美符

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需求。

直到后来初唐受到太宗李世民评价为“尽善尽美”、“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的力捧，并相传把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王羲之《兰亭序》带进墓葬之后，二王父子的行草书跨越魏晋时代而声名鹊起，成为后世书法艺术不可动摇的经典和典范，并带有神的色彩。

所以详察古今，精研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若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揽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3]

于是，历代以来，在力倡碑学的包世臣、康有为《艺舟双楫》、《广艺舟双楫》诞生之前几乎没有人对二王书风和帖学提出异议，更不用说动摇其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在当代也是这样，对于每一个写字、研究书法艺术的人，言必提二王，似乎对二王顶礼膜拜，在面对二王书风的时候似乎失去了思考和判断的能力。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一是王羲之笔法和二王书风是中国书法史上的经典，这毫无异议，但不需要将其顶礼膜拜，将其神话，特别是对于搞书法艺术专业的人而言应该对支撑二王书风形成的王羲之笔法有更多的理

性认识和思考；二是在当代，很多人对王羲之和二王书风的顶礼膜拜已经表面化和肤浅化，没有切入到具体作品、具体点画、具体笔法等书法艺术的本体研究，这样的顶礼膜拜和

高度重视其实已经走到相反的一面。

技法不能脱离艺术审美而独立存在。脱离艺术审美的技法没有意义，也不能称之为技法。

张怀瓘在《书议》中讲：“深识书者，惟观神采，不见字型”。还进一步讲：“不由灵台，必乏神气”。如只守法度规则，在字之外观形式上下功夫，只是空存躯壳，如死人无气，没有生命，这是不可取的。结体、笔法等一切技巧必须能表现作者的个性神采，才有存在的意义。[4]

在书法艺术中，展现一定的书法艺术风格和审美，在作品中表现一定的艺术意境和人生境界，需要具体的笔法、墨法、章法等技法作基础；反过来，一定的书法艺术审美和风格、一定的艺术意境又会对具体技法有所要求和规范，二者之间是一对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矛盾统一体。从某种角度讲，审美、风格和意境决定技法，技法又反过来支撑审美、风格和意境的形成。因而，一定程度的关注和认识王羲之的书法艺术审美、风格和意境，是更好地分析、研究王羲之笔法的前提。

从具体的书法审美上看，王羲之书风的审美符合儒家的中和、中庸之道。

对于王羲之所处的东晋时期，学界比较普遍的观点是：“对

于文学艺术创作来说，在其艺术情趣和美学境界的追求方面，则以玄学和佛学的影响为大。”[5]也就是说，王羲之笔法的形成、书风和审美风格的形成受到魏晋玄学、佛学的影响较大。笔者并不否认这样的观点。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说：“就文学艺术而言，汉魏西晋，总不离古拙的作风，自东晋起，各部门陆续进入新巧的境界。”徐利明先生讲：“这一时期（东晋），文学艺术新的审美观念和标准得以确立，不仅要求表现自我情、志，同时还在形式技巧上力求妍美。于是，这一时期的文艺作品，雕琢、锤炼、力求妍丽精工，在形式美的追求上取得了划时代的伟大成就。”[6]如果把王羲之所处的东晋时代往前推，对比钟繇的书风我们会发现，钟繇的书风确实古朴、厚重、笨拙，而王羲之的书风相对于他而言就显得妍美、流畅、萧散；在用笔上、章法上都更加精致、规范。王羲之之所以能把书风“变古质而为今妍”，从中可以窥察王羲之书法风格受到了魏晋玄学、佛学影响的痕迹。

笔者的观点是王羲之的书风其实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也很大，他的书法艺术审美符合儒家的中和、中庸之道。

原因之一，因为儒家思想、儒家文化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主流思想和主流文化，这一强大的思想和文化体系根深蒂固、很难改变，因而作为六艺之一的“小道”书法只能在儒家思想和文化背景下发展，而二王书风的形成，尽管在创作思想上

受到魏晋玄学的影响较大，但也不能完全否认儒学的影响，特别在所呈现出的书法风格上（注意创作思想和书法风格是两个概念），不管最早的时候是不是王氏父子的一种主观自觉选择、还是根据客观环境进行了调整和改变，但在我们最后看到的二王书法风格上（这里主要是指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临本的《兰亭序》）是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的，在意境上是烂漫之极复归平淡的一种冲淡和中和，所以，二王书风被要用儒家文化治理国家的历代帝王推崇和钟爱也就不足为奇了。见图一。

在东晋时期来看，王羲之的书风受到魏晋玄学、佛学影响较大，“变古质而为今妍”呈现出二王书风的整体风貌。但在东晋以后的时代，放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间段里，特别在当代再去评判和审定，我们得出的结论和东晋当时的观点可能会有所差异。而且，王羲之在创作思想和审美追求上受到魏晋玄学的影响和其最终在书法风格上符合儒家文化的中和中庸之道也许并不是水火不相容。

原因之二，从王羲之具体作品呈现的风格而言，它在审美上也是符合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的。特别是通过与其他书家具体作品的对比，包括和其子王献之作品风格的对比，我们也会发现王献之相比于王羲之就更加抒情、张扬、恣肆、锋芒毕露，在用笔上也更加外拓、激烈、飞动。而王羲之则显得平和、内敛、安静，温文尔雅，胜似闲庭信步。刘涛先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