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国

关于第五卷中的三个浪头在第五卷开头时，苏格拉底正准备要论述四类恶的制度时，却被阿得曼托斯、格劳孔和玻勒马霍斯打断，并要求继续论述“’朋友之间一切共有’的原则可以应用于妇女儿童身上”这一问题，他们要求苏格拉底关于对儿童的生育和培养的高见以及对妇女和儿童共有问题的说明。由此展开了第五卷中的三个浪头的论述。

格劳孔问：“你觉得我们的护卫者应该怎样去把妇女和儿童归为公有：儿童从出生到接受正规教育，这一阶段大家公认时教育最难的时期，这一时期应该怎样去培养他们。”而苏格拉底认为如果真的让他进行解释那么这对于他本身来说将士既可怕又危险的事，因为他怕的并不是别人的嘲笑而是自己对真理的迷失，这样就会导致不仅自己摔倒了还会连累其他朋友一起摔倒。他认为“失手杀人其罪尚小，混淆美丑、善恶、正义与不正义，欺世惑众，其罪大矣”，但是在格劳孔等人的劝解下苏格拉底最终还是继续论述了自己的观点。

苏格拉底首先列举了一个有关母犬和公犬保护畜群的例子来比喻女子和男子可以干同样的事情，只要是接受了同样的训练。但是又有一个问题出现了，即在训练中女子也需要裸体训练，而人们可能会因此认为这是可笑的，但是“既然经验已经证明让所有这类事物裸露比遮遮掩掩要好，眼睛发出的嘲笑在被理性揭示出来的最优秀的事物面前将要消失”，那么也就清楚地表明这种野蛮人的话乃是一派胡言，“他们一本正经地努力建立某种美的标准，却不以善为美的标准”。

接下来苏格拉底认为其与格老孔等人要达成一致的第一件事就是这些建议是否行得通，按其天性，女子是否真的能够胜任男子的一切工作。他们承认不同的禀赋应该有不同的职业，但是男子与女子有不同的禀赋，按其天性，女子是否真的能够胜任男子的一切工作。然后他用一种类似设问的方式对自己进行了提问，即既然所讨论的理想城邦是每个人必须把自己天

性适合做的事情当作自己的工作，而男女之间天性又具有很大差别，为什么又要让女子和男子做同样的事情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苏格拉底发问 “不同的禀赋究竟应该是什么意思同样的禀赋究竟是什么意思 对不同样的禀赋给以不同样的职业 对同样的禀赋给以同样的职业 究竟是什么意思？”苏格拉底通过举例来说明禀赋的差异不是绝对的，它只关系到行业的同异。如果男性与女性的差别仅在于女性受精生子而男性授精的话，那么对于依天性规定职业这一目的来说，就没有证据表面男女有什么差别。因为不同的职业只授予那些天性不同的人而非性别不同的人。苏格拉底认为，各种天赋才能同样分布于男女两性，女性可以做任何事情，男性也可以做任何事情，所以女人和男人同样适合于担当保卫者的职务。而女护卫者就成为了男护卫者的妻子。因此 “我们同意给护卫者的妻子们以音乐和体育上的锻炼 并不违背自然”。女人和男人一起担当护卫者是行得通的，是符合自然的。护卫者是最好的公民 这种最好的结果是源于他们接受了音乐和体操的结果。因此 这个建议也是最好的 让最好的公民担当护卫者。到这里，苏格拉底的第一浪头已经越过，这个浪头是关于妇女法律即女子教育问题。在越过第一个浪头后，苏格拉底继续论证了第二个浪头，即妇女和孩子的公有问题。

格劳孔质疑这个建议是否行得通，有没有什么益处。苏格拉底则强调这是肯定有益处的，但是否行得通将会引起极大的争议。苏格拉底建议先把是否行得通的问题推迟一下，先假设行得通，先来探讨治理者们在实行妇女儿童公有时是怎么安排的 同时还要证明这些安排对于国家对于护卫者都有极大的好处。统治者认为 最好的男人必须与最好的女人结合在一起生下的下一代才是最优秀的。因此，统治者很自然地就会选择最优秀的护卫者来繁殖后代 这是毫无疑问的。为了保持统治者品质纯洁还需要秘密处理那些生下来有先天缺陷的孩子。护卫者生下的能存活的孩子 都放在一起抚养 妇女和儿童都是公有 归国家养活。苏格拉底认为 “这个做法和我们政治制度的其余部分是一致的 而且是最好最好的做法。”这样做，

可以保证全体国家公民的团结一致 “一个国家最大多数的人，对同样的东西，能够同样地说“我的”、“非我的” 这个国家就是管理得最好的国家。”妇女儿童公有 是和正义相关联的 前者最大程度地保证了一个国家是治理得最好的国家 是所有公民苦乐同感 息息相关的直接原因。因为一切公有 人们相互之间不会发生纠纷 “因为人们之间的纠纷 都是由于财产 儿女与亲属的私有造成的。”这样的关系有很多好处，不仅是亲属上的一致，还是行动上的一致。苏格拉底接下来接着讨论这样的共同关系是否能像在别的动物中那样，真正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起来。苏格拉底在阐明在战争中，男人与女人一起作战，并给孩子以教育。并且引申到关于理想城邦对待战争与内讧的设想，然而这时却被格劳孔打断，并问“我们所描述的这样一种国家是否可能实现 如果可能 又怎样才能实现 ”，这是格劳孔的突然袭击，同时也是对苏格拉底的袭来的的第三个浪头。

面对格劳孔直截了当的问题，苏格拉底并没有直接回答。他说，如果我们发现了什么是正义，那么我们不应该要求一个正义的人与正义本身毫无区别，也即只要这个正义的人能够尽可能接近正义本身比其他人分有更多的正义就足够了。同样，对于理想国来说，与我们现实的城邦相比，它更多的是被作为一种模型或样板来关注，我们的目的并不在于证明实现这些理想的可能性而在于给现实以一种模型或样板。苏格拉底又用画家画一副美男子的画像的例子来说明，“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个国家治理得非常接近我们所描写的那样”，那我们就得承认，我们要寻找的理想的城邦就实现了。苏格拉底在接下来的论证中指出，要使城邦治理得好，最能接近他们所描述的理想国之制度，必须有一项要进行改革，而且此项改革是可以实现的，那就是让“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那些我们现在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人能够用严肃认真的态度去研究哲学”。苏格拉底建议要使政治权力与哲学理智结合起来，而把那些只搞政治而不研究哲学或只研究哲学而不搞政治的碌碌无为之辈都排斥出去，否则国家将永远不会得到安宁，全人类也不能免于灾难。他说，除非这件事情能够实现，否则他

们提出来的这个国家理论就永远不能够在可能的范围内付诸实现，得见天日。哲学家是爱智慧的人，是爱智慧的全部，他们眼中盯着真理。有的人能够认识许多美的东西，也能认识美本身。这种人的心智具有“知识”。而有些人能够认识美的事物，但却不能认识美本身，这种人心智中有的只是“意见”。知识和意见肯定不是一回事，知识的对象是“有”，意见的对象是介于“有”和“无”之间的某种东西，意见比知识阴暗，比无知明朗，它是知识和无知之间的东西。而普遍民众具有的就是“意见” ，有哲学家才具有“知识”。因此，正义也只有哲学家可以发现，而民众是发现不了的，“他们对一切都只能有意见，对于那些他们具有意见的东西谈不上有所知”，而哲学家们是“那些专心致志于每样东西的存在本身的人”。他们也是爱智慧和拥有真理的人，只有哲学家统治城邦，才会使得理想国成为现实。

在第五卷中，三个浪头一个一个地袭来，具有其合理性，以及苏格拉底论证的严密。美的事物绝不等于美本身；善的事物亦绝不等于善本身。哲学上所要寻求的就是对永恒不变的事物本身进行沉思，只有对事物本身进行思考的人才能真正称为“爱智者”，其他像我们这些碌碌之辈最多也只能称个“爱意见者”了。真正的哲学能给予人以真正的智慧，哲学之所以使人聪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