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之谜近几年文献综述的思考

李约瑟之谜近几年文献综述的思考

作者：唐琳

来源：《决策与信息·下旬刊》2014年第07期

[摘要]近年经济学界对李约瑟之谜的讨论主要有，地理资源禀赋论，制度论，产权制度论、高水平均衡陷阱以及少数英雄论，亦有学者补充交易成本分工理论等。本文主要研究主流经济学对李约瑟之谜的解答并根据历史背景，做出分析。

[关键词]李约瑟之谜；地理禀赋；新制度经济学；少数英雄论

引言

学者姚洋对李约瑟之谜的经济学讨论主要划分为地理禀赋与制度论、新制度经济框架下官僚体制影响论、产权制度与寻租理论、高水平均衡陷阱论以及少数英雄论。学者皮建才借其分类做了深入评述，认为文贯中的地理禀赋论过度强调“路径依赖”效应；借张宇燕与高程基于“货币—制度”的总体框架下的结论对姚洋的高水平均衡陷阱忽视了中央集权对工商业高额利润人为降低的影响做出批判，并指出张宇燕及高程的文章有过多分析点[1]。

1.李约瑟之谜的主流经济学方面的讨论的分析

1.1地理禀赋说

学者文贯中把地理禀赋作为对当地人类发展方向的“预算约束”，以此解释了古希腊海洋文明影响下科技文化等的超常理发展，同时解释了大陆文明的中国因朝代更替，明清时人口由少变多地循环，且疆域扩大，人少地多，固化了人地依赖关系。不依赖科技发展，也能养活当时的人口。到了后期，人口渐多，疆域不再扩大，农业所需的人口流向工商业，让古代中国工商业及科技继宋朝的发展高峰后，有所起色[2]。

但其观点缺乏研究人的能动性，以及在地理禀赋约束下形成的经济政治制度对经济再发展的影响。地理禀赋的假说能够解释过去各个文明相对独立发展的时期，却无法很好地解释逐渐联系在一起的世界及将来的世界发展。

1.2新制度经济学的解释

制度经济学在向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的过程中，艾尔斯认为制度与技术发展的作用是负向的。制度的僵化对技术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后向作用。而工业革命产生于欧洲是因为连续的技术发展，由于欧洲土地上的人是不断流动，制度的束缚不是很严重，最终出现了技术质变[3]。

经济史学家诺斯认为，“理解制度及制度变迁困境的关键，规则可随时变，但个人对规则变化的适应十分缓慢”，“如果制度变迁会降低统治者可获得的效用或威胁到统治者的生存，那么国家可能仍然会维持某种无效率的不均衡”[4]。

学者史玉娟等人认为，艾尔斯与诺斯两者的根本分歧在于制度变迁与技术变革孰先孰后。从艾尔斯的角度出发，中央集权制的逐步加强束缚了科技的继续发展；从诺斯的角度出发，中国并无有效产权制度，无法形成对技术创新的有效激励。

1.3产权制度的解释

由于中国是一个大陆性国家，边境自然屏障少，易受外敌侵扰，同时农业需要水利工程等以抵御自然灾害，因此专制的大一统国家得以建立。明确的产权制度却无法建立，导致统治阶级对百姓任意剥削。且阶级的不对等，使寻租现象存在。模糊的产权制度无法有效刺激个人生产或投入工商业发展或进行创新发明[5]。

但产权制是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角度去分析问题。而中国大一统国家设立的本意是集众人之力去解决众人的问题，所以宋朝及过去中国科技的发达背后离不开统治阶层的物质支持，且同时得到相关发展的多为实用性的与农业相关的科学与技术。产权制无法明确对在此之前各个朝代的科技发展做出解释。

1.4高水平均衡陷阱

学者姚远通过对伊懋可的高水平陷阱理论的逻辑修正，利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以两个主要的条件，包括人口成长符合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和工业存在规模经济，对明清时人口与农业技术累积以及工业发展做出了模型假设，得到“中国之所以进入高农业技术、低工业增长的文明发展路径，是因为她的非常高的人地比例导致土地投资的回报高于工业投资的回报”的结论[6]。

学者许鸿文等对姚洋的模型再分析，认为其模型存在“在1700年的封建中国，已经产生了在性质上等同于欧洲的工商业，并且有独立运行的体系与规律”的前提。通过翻查史实及对模型重新论证发现，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受到统治阶级的把控，以及市场发展并非反映一般大众供需，因此，学者姚洋的模型并不合理[7]。

1.5少数英雄论

学者林毅夫认为高水平均衡陷阱存在逻辑问题，人口增长，人均耕地下降使得劳动力相对便宜和人均剩余减少，是以技术不变或进步缓慢这个解释变量自身为前提的[8]。其认为在14世纪前，中国的工匠和农民的经验为技术发明的主要来源。人口基数大，技术发明的绝对数量多。到了工业革命的时候，技术发明方式发生转变，“试错与改错”系统的方法能够快速的归纳出相关的科学结论。因此科技革命以及工业革命最终发生在西欧。

学者文贯中对此作出了批判，认为其假说不能解释中国科技的发展仅是公元前200年至公元1400年这段时间处于高峰，而无法解释古希腊的思维逻辑，科学技术的发展等。

2.总结

当前，学者赵红军对分类框架做了补充，并根据其提出的认为是客观的判断标准分析认为，将以上提出的因素综合起来的模型是值得今后一探的[9]。但实质上，其并无跳出经济学

的框架，扩大其与其他学科的联系。

参考文献

[1]皮建才.李约瑟之谜的解释：我们到底站在哪里？[J].经济学（季刊），2006，6（1）：309-324.

[2]文贯中.中国的疆域变化与走出农本社会的冲动[J].经济学（季刊），2005，4（2）：519-520.

[3]史玉娟，李方艳，曾政南.两种制度经济学理论对李约瑟之谜的解释[J].思想战线，2013（39）.

[4]殷继烈.李约瑟之谜探析——基于诺斯的制度及制度变迁理论的解释[D].复旦大学，2009.

[5]崔潮.“李约瑟之谜”的财政制度角度解读[J].财政研究，2010（8）：14-19.

[6]姚洋.高水平陷阱——李约瑟之谜再考察[J].经济研究，2003（1）：71-79.

[7]刘茂松，许鸿文.“李约瑟之谜”解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J].湖南社会科学，2004（1）：104-107.

[8]林毅夫.李约瑟之谜、韦伯疑问和中国的奇迹：自宋以来的长期经济发展[R].“世界经济

发展：澳大利亚和亚洲主要经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长期绩效和展望”的研讨会：澳大利亚

昆士兰经济大学经济学院，2010.

[9]赵红军.李约瑟之谜：经济学家应接受旧解还是新解？[J].经济学（季刊），2009，8（4）：1615-1646.

作者简介

唐琳（1993-），女，汉族，广东广州人，本科学生，单位：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研究方向：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