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儿童之痛——探讨贵州毕节留守儿童自杀事件(案例正文)

案例正文
留守儿童之痛——探讨贵州毕节留守儿童自杀事件
摘要：2015年6月9日，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的4名儿童服农药中毒死亡的消息一经发出，各方舆论一片哗然。

本该是天真无邪的年纪，却以分外决绝的方式放弃了自己的生命。

随着经济发展留守儿童问题日渐突出，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的相关政策来保障留守儿童的基本生活水平。

但近年仍有不少关于留守儿童的负面新闻相继爆出。

各方舆论在解决留守儿童问题方面也持有各自的观点。

而总理李克强在事件发生后作出重要批示，强调临时救助制度不能流于形式。

对不作为、假落实的要严厉整改问责，悲剧不能一再发生。

关键词：贵州毕节；留守儿童；自杀
引言：2015年6月9日，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的4名儿童服农药中毒死亡事件在网上掀起了不小的议论热潮。

4名儿童生活条件在当地属于中等水平，但却留下“我该走了。

”这样饱含绝望字眼的遗书自杀，使长期存在的关于留守儿童的问题再次引起社会的深思。

不少的舆论表示我们对于留守儿童的解决方式不应该只是单一的物质补贴，他们更需要的是关爱和正确的心理引导。

就此，各个媒体和政府有关部门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论。

1.事件背景
据新华网消息2015年6月9日23时许，贵州毕节七星关区田坎乡四名“留守儿童”集体在家中服农药中毒，经抢救无效死亡。

他们当中最大的是13岁，最小的只有5岁。

由于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差异较大，城市发展较快，有些改革相对滞后等原因，导致很多农村的父母都丢下自己幼小的孩子外出经商或到一些发达的城市打工，从而导致很多“留守儿童”的产生。

随着时间的推移，“留守儿童”逐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

由于“留守儿童”生活环境比较特殊，在长期的学习生活中得不到父母的关心和教导，时间久了，就会产生一系列问题。

“留守儿童”从小离开父母，不管在生活、学习、心理性格、行为等方面，都缺少来自父母的关爱、呵护与教导，因此大部分“留守儿童”都会有一些自卑、烦躁等情绪，性格也会越来越孤僻，在行为方面上，没有父母的管教，很多“留守儿童”都会有厌学、逃学等行为偏差，甚至误入歧途。

正如毕节“留守儿童”自杀案，震惊全国，让我们对留守儿童这一社会现象有了新的认识，这一事件也促使社会重新审视“留守儿童”这一问题，也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

2.事件发展
据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政府官方网站消息，2015年6月9日23：30时许，贵州毕节4名儿童疑似农药中毒，经抢救无效死亡。

目前，死者母亲已联系上，已派人前往其所在地接她回家。

孩子的父亲在微博上回复媒体说“已经知道家里的事情，明天回家。

”
据负责在现场处理此事的七星关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戴德润介绍：4个孩子中3女1男，是留守在家中无人照顾的四兄妹，最大的哥哥13岁，最小的妹妹5岁。

此外，大儿子张启刚还留了一份遗书，遗书大致内容为“谢谢你们的好意，我知道你们对我的好，但是我该走了，我曾经发誓活不过15岁，死亡是我多年的梦想，今天清零了！”声称死亡是他多年的梦想。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么小的孩子觉得活着这么痛苦，这么小就对生活绝望，在如此璀璨的年龄要结束自己的生命，离开这世界呢？
据新华社报道，同村村民张启付是第一个发现四兄妹出事的人。

在事发当晚，修房子修累了的他坐在地上休息，当时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了，忽然听到在张方其家里传来“呼呼”声。

“我当时以为有野猪，就拿着手电筒跑过去看，结果发现一个孩子已经倒在地上，浑身抽搐，我便立即报警了。

”张付启说。

戴德润称，警方和医护人员赶到现场，破门而入时，发现老大已无任何身命特征，而另外两个孩子在送去医院的途中死亡，还有一个女孩在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茨竹村是四兄妹生长的地方。

茨竹村是贵州省的一类贫困村，全村2400多人，经济来源靠像孩子们的父亲张方其一样外出打工和种地，村里的留守儿童也较多。

四名儿童的父亲张方其今年3月外出打工，母亲任希芬离家出走多年，平时孩子们都是食宿自理。

因缺乏父母的关爱，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四个孩子性格孤僻，经过会有逃学，无故旷课等现象。

据了解，今年3月，张方其外出打工，也没有托付他的弟弟妹妹帮他照顾孩子，只是在临走前办了一张银行卡交给了老大。

从那以后，兄妹四人（包括最小的只有5岁的妹妹）不仅要生活自理，还要养活家里的两头大猪。

对于这么小的孩子来说，家里的重担一下子都压下来，这压力也未免太大了。

记者采访了解到，兄妹四人是在家暴环境中成长的，性格异常孤僻。

父母老是吵架，据说有一次其父亲张方其对其母亲实施家暴，使其母亲受了很重的伤，不仅如此，其父还对老大张启刚实施家暴，使其有过轻生的经历。

据村里人说：“大儿子张启刚曾经因为父亲对其实施家暴，而离家出走，但被找到以后，其母亲任希芬却责罚他脱光衣服，裸体在太阳下晒了两个多小时。

”同样是如花的年龄，有的孩子在父母的呵护与关爱中尽情的享受着美好的生活，这对兄妹四人来
说，有点不公。

其母亲因受不了家暴，离家出走。

而孩子们的爷爷奶奶也去世了，外公外婆由于年龄太大，无法照看孩子。

所以在母亲离家出走，父亲外出打工时，兄妹四人都辍学在家。

同样是如花的年龄，有的孩子在父母的呵护与关爱中尽情的享受着美好的生活，体验着父母带给他们的爱与温馨的家庭环境，这对兄妹四人来说，如此不公。

根据村里人说，自从他们兄妹四人辍学在家，他们家每天房门都是紧闭的，仿佛与村里人隔绝了一样，只有到了晚上，房里的灯亮了，或是在他们看电视时，才感觉到他们家有人。

孩子们辍学后，老师们曾到孩子家里进行劝说教育，让他们返校继续完成学业，但结果却不尽人意。

老大张启刚的班主任说：“张启刚平时在班里比较沉默，学习居于中等，他性格较为孤僻，很少与人交流。

”记者还采访到和张启刚一起上学的同学，这位同学算是和张启刚说话最多的一个，据他描述，张启刚平时很少和同学们一起玩，如果同学们有谁惹急了他，他会毫不客气的大打出手，张启刚平时也会买零食给妹妹们吃，但三个妹妹好像都很怕他。

这位同学也曾去过张启航家，据他描述，那个家反正不是人待的，散发着阵阵恶臭。

有媒体报道说：“出事的兄妹四人家庭特别贫穷，仅仅靠吃玉米度日，这玉米还是去年张方其弄来的，他们的死亡可能与生活困难，难以继日有关。

”但在采访中，这种说法被当地村民否认了。

他们说：“虽然他们处于贫困地区，却不缺钱花。

”村民们反应，兄妹四人平时是有零花钱的，“有时会看到他们的身影出现在小卖部，买零食吃。

”4名儿童的姨奶奶潘玲说：“今年4月，孩子的父亲还在留给老大的那张卡上打了700块钱，第二天钱就被娃娃们取走了。

”村党支部书记高华成称，张方其和他的大儿子在2012年已纳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

调查人员还发现，其家中低保的存折上还有余款3568元，还有粮食、腊肉等生活物资。

既然不是贫困所迫，那么孩子们为何选择以结束生命这种方式来解脱呢？
据张方其的婆姨说：“张方其平时在村里就较为冷淡，在路上只有别人冲他打招呼了，他才会打招呼。

”孩子们却跟他不一样，有人说：“孩子们虽然性格孤僻，不愿与人交流，但他们碰到长辈还是会打招呼的，而且他们家与别人也没有什么仇恨。

”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几个拥有如花般年龄的孩子，放弃自己的生命，不能和其他同龄人同享一片蓝天，到底是生活所迫还是缺爱？还是其他原因？这个问题值得深究。

3.事件高潮
6月10日，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政府网站发布一则通报《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4名儿童疑似农药中毒死亡》，文中称：“6月9日23时30分许，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4名儿童在家中疑似农药中毒，经抢救无效死亡。

接报后，市、区立即组织相关部门赶赴现场处置。

目前，公安机关对死亡原因展开调查，有关善后工作有序开展。

”
一夜之间，一家兄妹四人，喝农药自杀身亡，此次“留守儿童”
集体自杀事件震惊全国，但在毕节这并非首列，这是既“2012年当地5名孩子垃圾箱内烤火致死”事件之后的又一重大事件，在全国引起轰动，引人们热议。

6月9日晚十一点多，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茨竹村四名留守儿童集体喝农药自杀，并留有遗书。

在记者调查采访的过程中，他们因贫困而无法度日这一猜测被否定。

而大部分认为与他们的生活环境有关。

事发第二日，“毕节留守儿童集体自杀”这一事件，高居各大新闻搜索网站，不少网民除了对四个孩子的惋惜之外，更多的是对父母的责备，还有对政府的不满。

有一网友说：“既然都生下来了，为什么不好好抚养成人，孩子们是无辜的，其实他们想要的幸福很简单。

”还有人说：“2012年五名留守儿童因垃圾箱烤火而死，如今四名留守儿童集体喝农药自杀，可见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并没有很好的实施。

”也有人关于留守儿童问题为何如此普遍而进行议论。

留守儿童之殇，最终的责任应该归结到谁的身上，父母？学校教育？社会？政府？这一系列问题都有待考量。

4.媒体争论焦点
(1)缺失是家庭关爱是否是造成悲剧的原因?
【三峡在线：贵州毕节4名留守儿童疑在家农药中毒死亡谁之过？】身为父母的责任去了哪里？其实，孩子不需要富裕，不需要很多的玩具很好的衣服，只是需要父母的陪伴，需要一个安稳喜乐的家庭，一个吃饱穿暖的生活。

如果给不了，就不要带他来到这个世界。

不要为了传宗接代的任务而结婚生子，不要为了养家糊口而远离孩子。

如果没有为孩子创造足够安全的环境，就不要把他们带上世上来受苦。

可悲的是，农村留守儿童的父母在外根本还不足以维持一个家庭的生活。

孩子何其无辜，还未体会到童年的美好，却早早体验了生活的艰辛和无助。

但愿悲剧不要继续重演！不只是贵州毕节，而是整个中国。

【中国政府网：给留守儿童“温暖的陪伴”】
客观上说，让孩子留守确实也有“不得已而为之”的现实考量：进城务工不是进城“生活”，子女随行既不会受到更好的教育，也难有更多照料的时间。

城
乡经济发展不均衡，融入城市壁垒仍然太多，乡村社会的组织和功能不健全，对于这些问题，都有理由要求政府更多发力。

不过，也要看到，在留守儿童问题上，对政府的要求不能“过载”。

尤其是对孩子心理需求和情感诉求，家长的责任会更大一些。

有研究者认为，解决留守儿童问题虽然短期内没法治本，但并不意味着“连标也不要治了”。

通过政府保障，社区帮扶，以及公益组织、机构志愿者等社会力量的协作，哪怕只是一小步，也同样可以起到积极作用。

【中工网：留守儿童之死背后的社会之痛】
说到底，留守儿童问题之所以这么严重，之所以会发生这么多悲剧，是因
为认识不够、重视不够，是因为我们心里还没有“儿童优先”的理念。

如果解决了认识问题，如果每一个孩子的父母都尽职尽责，即使不能陪在孩子身边，也经常打电话关心自己的孩子；如果政府相关人员能真心实意地去帮助留守儿童，给他们进行心理疏导，给贫困的留守儿童资金补助，我们相信，有关留守儿童的悲剧就会大大减少。

当然，要解决留守儿童问题，最根本的方法还在于减少留守儿童的数量。

途径有二：一是加快新农村建设和小城镇建设，吸引外出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使留守儿童能够与父母团聚；二是消除制度、经济和社会文化的排斥，鼓励、支持和帮助有条件的外出农民工带着子女举家进城，使更多留守儿童能够在父母身边生活。

(2) 政府和社会组织是否应负起责任?
【新京报：为什么又是毕节留守儿童死亡】
毕节政府当然有很大责任，治下源源不断地出现儿童死亡、被害，无论如
何也是极大的管理问题。

但，很难说政府不作为。

2012年底，毕节的儿童在垃
圾桶取暖丧生事件后，毕节政府就承诺每年提取市、县（自治县、区）行政事业公用经费的8%设立留守儿童关爱基金，三年累积下来，应有1.7亿元。

每一次
事故出来之后，相关工作人员总是撤的撤、罚的罚，处分起来并不手软。

甚至在今年7月13日，当地县政府官方网站发布文章《毕节市留守儿童工作督察组到勺窝乡检查留守儿童工作》（勺窝乡是事发所在乡），公布专项进行检查的结果——两周后的今天，2名留守儿童遇害了。

【长江时评：莫让留守儿童的悲剧再次上演】
不难发现，我国在农村留守儿童的生存权、发展权和特殊状态下的权利保
护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保障农村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在当前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笔者认为，应在坚持农村儿童利益优先的原则之上，从立法、行政、司法入手，构建完善的权益保障机制，为保护农村留守儿童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保驾护航”。

一是应从监护资格、监护职责、监护程序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农民工子女的委托监护制度，使留守儿童在父母外出期间，在安全、健康和教育方面获得充分保障；二是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创建农村留守儿童托管机构，如建立“假日学校”，或者政府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介入农村留守儿童心理救援体系，弥补留守儿童在生活、教育，尤其是亲情方面的缺失；三是构建和实施农村贫困儿童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让农村留守儿童拥有基本的生活保障，避免因缺乏生活费而导致辍学在家；四是建立国家扶助机制，逐步改革户籍制度，放开户籍限制，实现地区城乡间经济、社会、教育等方面的均衡发展。

【中山日报：关爱留守儿童需要全员行动】
说到底，保障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需要家长、社会和政府共同努力。

尤其是各级政府，一定要不折不扣地把保障留守儿童权益以及关爱留守儿童的各种政策、制度等落到实处。

若是光见各种好政策、好制度接二连三出台，却不见落实，或落实不到位，保障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就会沦为一句空话，受到损害的不仅是留守儿童及其家庭的权益，还有政府的公信力和权威性，以及祖国的希望和未来。

【光明日报：别让留守儿童悲剧再上演】
留守儿童问题在一个地方的接连出现，是当前我们社会存在的问题的局部展示。

它暴露了两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政府部门的传统设置已难应对转型社会的动态，而社会组织发育的迟缓，更难填补治理空白。

而这种失效，会最先从社会的两端——儿童和养老问题上不断展现出来。

对此，包括政府部门、基层自治组织、家庭、学校在内的全社会都应该高度关注这一问题，协同参与，共同找到破解问题的正确途径。

(3)严苛的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体制是否是造成这样事件的根源?
【中华网：毕节四个留守儿童服毒自杀悲在何处？】
在当下的中国，留守儿童是一个庞大的群体。

这个群体的出现，与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与有些改革过于滞后有着密切关系。

这二三十年，城市发展突飞猛进，农村发展相对较慢，城乡差别越拉越大，东西部差距越拉越大，社会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为此，农村里的特别是中西部那些贫困地区的年轻人走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贫瘠土地，到人生地不熟的异地他乡讨生活。

多年来，在三农问题上出台了不少的文件，想了不少的办法，制定了不少的政策，似乎还没有找到解决三农问题的金钥匙。

看来，就农说农还不能解决问题，这个金钥匙还得在三农之外去寻找。

如何破解经济发展差距问题，如何尽快让农民工也活得有尊严、工作得有尊严，如何消除长期以来户籍桎梏而形成的城
乡二元结构之弊端，如何解决巨大的贫富差距和收入分配不公（收入分配对农民工最为不公），如何真正让教育惠及所有农村孩子，除了拿出足够的勇气之外，还得下足够的功夫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得投入足够的财力做保障。

没有农村、没有农民的小康，也就没有全国的小康。

可惜的是，各个部门各个地方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城市发展建设上，解决三农问题还停留在一般号召之上，不说别的，国家发改委以及那么多的经济研究机构，又有多少人、有多少精力在研究农村经济发展、农村经济改革、农村现代建设问题。

长期忽视三农建设，致使农村出现了诸如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田地荒芜、教育缺乏、缺医少药等一系列问题。

如果说悲剧，这才是悲剧之源。

【长江时评：莫让留守儿童的悲剧再次上演】
为了避免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需要政府、社会、家庭共同重视、努力，打破城乡二元化体制，建立国家扶助机制，逐步改革户籍制度，放开户籍限制，实现地区城乡间经济、社会、教育等方面的均衡发展。

加强对留守儿童的关注、关心，尤其摸查存在家庭暴力的情况，要从法律制度上保障孩子们的安全。

留守儿童的问题不能只停留在个别家庭、学校教育层面，它涉及到家庭、学校、政府、社会等各个方面。

唯有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共同关注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才能避免悲剧再次上演。

5.各方关注
图表1
5.1媒体关注度
图表2“贵州4名留守儿童疑似集体喝农药自杀”事件媒体关注度走势（单位：篇）
5.2微博网友关注度及观点分析
图表3“贵州4名留守儿童疑似集体喝农药自杀”事件微博关注度走势（单位：条）
图表4“贵州4名留守儿童疑似集体喝农药自杀”事件网友观点倾向分析（抽样：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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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意见:
@卢迈(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 现在对留守儿童的关爱，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两难，大多数外出务工父母生活的环境并不利于儿童的健康成长或者是他们无力在城市抚养孩子，留在农村又无人照顾。

除了生活上的照顾，对儿童的心理关爱尤其缺少，应引起高度重视。

@储朝晖（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教育基本理论研究室主任）：这个留守儿童呢，目前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缺少身边有效的监护，父母都外出了，包括他的教育、他的安全，都是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既然他父母、任何监护人都没有的，当地的民政部门就应该负责，就应该把他们监护以及教育这些责任要承担起来。

具体解决方式我们也在试图探索。

各个地方应该对长期没有监护的这些孩子至少是建立调查了解，要对他们的监护承担一定责任，保障他们的安全，保障他们的教育。

@王中桥(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王信办主任):社会个案虽不能反映社会全貌,但也折射社会每个方面的问题.我们应该反思,当老人、小孩生存出现问题,就应该反思社会在哪些方面有问题.
@乔志峰(时评人): 不管是“候鸟经济”还是留守现象，都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最主要的，一是城乡二元体制，二是现行户籍制度的桎梏。

如果这两个方面不能得以改变，农村劳动力就必然继续漂泊，那些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就只能继续守着“空巢”，无法享受到完整家庭带来的天伦之乐。

特别是孩子，其受教育权甚至生存权都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需要对现行的户籍、教育等制度进行改革，让比太阳更有光辉的公平正义照耀到每一个人。

@刘胜军(FT中文网、财新网专栏作家)：【户籍制度是杀死留守儿童的元凶】贵
州毕节四留守儿童喝农药自杀，2014年兄妹三人曾到河边跳水自杀，后被民警救起。

2014年安徽望江县九岁留守儿童上吊自杀：2013年江苏盱眙县两名留守儿童因服药自杀。

前几年共有6000多万留守儿童，现在恐怕已增至一亿。

呼吁在大城市大力发展农民工子女学校，救救孩子！
@杜永峰（兰州理工大学教授）：在上世纪90年代，“普九”进入攻坚阶段，中国大多数农村迎来建校潮。

但近几年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民工大量进城，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生源锐减令各方始料不及，没能及时拿出解决之策。

表面上看，农村孩子跟随父母进城后会造成城市学校“大额班”，但实际上许多孩子在城市留不住，只能回乡“守空壳”。

由于城市生活成本高，且许多农民工就业不稳定，难以照顾孩子，让孩子留守农村成为许多农民工家庭无奈的选择。

@王振耀（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既然有了剥夺不负责任的监护人监护权的政策，就应该有相应的具体措施和具体队伍来落实。

儿童福利是当前社会的短板，儿童福利需要立法，同时还要有比较强的国家层面的儿童福利行政系统，即有专业化人员，有足够的资金，有相当多的政策、优惠。

可是，地方政府如果只是简单强调政策，却没钱，没机构，也没有人员，是不行的。

@顾骏（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留守儿童根本上是我国当前城乡二元结构的产物，在城乡和地区差异一时难以彻底消除的情况下，大量农民工仍需背井离乡外出谋生。

因此，需在城市接纳农民工及其随迁子女问题上，多想一些办法。

比如，能否将财政拨给每个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教育经费，用“教育券”的形式，“费随人转”，以提高流入地方政府提供随迁子女入学机会的积极性。

这不是为了固化城乡二元结构，而是为了在实质性问题一时难以解决时，因地制宜，切实有效地解决了众多留守儿童眼下面临的困难。

“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为了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相关体制机制必须有所改变和突破，哪怕只是一小步一小步地走，也要加快节奏、稳步前进。

政府反应：
6月12日，面对舆论质疑“贫困致孩子自杀”等说法，贵州省民政厅官网发布《关于毕节市七星关区张启刚等4名儿童非正常死亡的初步调查通报》。

文中称，2012年4月至今，该户共领取低保金等民政救助资金6627元；该户目前还有玉米约1000斤，腊肉约50斤，银行存折余额为3586.02元；该户拥有砖混结构三层楼房，约200平方米，建筑成本在10万元以上，生活水平算是中等水平。

6月1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事件发生后作出重要批示，强调临时救助制度不能流于形式。

对不作为、假落实的要严厉整改问责，悲剧不能一再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