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谈中国文化

余秋雨谈中国文化

文化中国-中国网 时间： 2011-03-11 14:42 责任编辑: 任子鹏世上所有的追问，归根到底是文化的追问。

文化，是一个看似处于高阁其实近在身边的课题。

那么，文化到底是什么？中国文化的特性是什么？中国文化的长久弊端是什么？中国文化在近三十年取得了哪些实质性进步？当前中国文化有哪些隐忧？

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教授授予《解放周末》独家发表的这篇新作，提出了他对于中国文化诸多重要问题的独到思考。

打一个比喻，现在的中国就像一个巨人突然出现在世界的闹市区，周围的人都知道他从远方走来，也看到了他惊人的体量和腰围，却不知道他的性格和脾气，于是大家恐慌了。

阐释中国文化，就是阐释巨人的性格和脾气。如果我们自己的阐释是错乱的，怎么能够企望别人获得正见？相比之下，德国发动过两次世界大战，本来国际形象不好，但是当贝多芬、巴赫、歌德等人的文化暖流不断感动世人，情况也就发生了变化。中国在世界上没做过什么坏事，为什么反而一直被误读？我想，至少有一半原因，在于文化的阻隔。

但是，我们对此也不必沮丧。既然问题出在文化上，我们也就可以比较完整地思考它一下了。

文化到底是什么？

■文化是一种时间的“积累”，但也有责任通过“引导”而移风易俗。中华文化的最重要成果，就是中国人的集体人格。

■当文化一一沉淀为集体人格即国民性，它也就凝聚成了民族的灵魂。

■由于文化是一种精神价值、生活方式和集体人格，因此在任何一个经济社会里它都具有归结性的意义。

如果到辞典、书籍中寻找“文化”的定义，你一定会头疼。从英国学者泰勒（E.Burnett Tylor，1832-1917）开始，这样的定义已出现两百多个，这么多定义的共同问题是让人摸不到边。如果硬要概括一下这么多定义的意思，那么，广义地说，文化就是“人类化”，凡是人类留下的痕迹都是文化；狭义地说，文化是意识形态、各种习俗、制度、自然科学和一切技术。你看，仅仅是“狭义”，就已经无限广阔了。那两百多个定义，每一个都相当长，我敢担保，你们即使硬着头皮全部看完，还是搞不清楚文化到底是什么。请记住，没有边界的国家不叫国家，没有边界的定义不是定义。

文化定义的这种毛病，让我想起了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洛威尔（wrenceLowel，1856-1942）

发出的叹息：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东西比文化更难捉摸。我们不能分析它，因为它的成分无穷无尽；我们不能叙述它，因为它没有固定的形状。我们想用文字来定义它，这就像要把空气抓在手里：除了不在手里，它无处不在。

文化确实很难捉摸。但是，按照我的学术经验，对于那些最难下手的大题目，可以从它的裂缝处下手。你看，文化在这里就露出了它的一条裂缝：它在日常生活中总是被缩小成一些特殊的部门和职业，形成一般所说的“文化界”和“文化人”；但是，同样在日常生活中，它的含义又恰恰是超越部门和职业的。例如，我们身边有很多跨国婚姻一一离散，离散的原因大多是“文化差异”，然而仔细一问，男女双方既不在“文化界”，也不是“文化人”。你看，明明是“文化”之外的人，却因“文化”的原因而不得不撕裂家庭生活，可见，“文化”的含义远远大于文化部门和文化职业。这条裂缝，可以让我们窥知文化的一些奥秘。

文化，既不能大到无限广阔，又不能小到一些特殊的部门和职业，那它究竟是什么呢？看来，还要想办法给它一个定义。我们不能因为难，就放弃学术责任。三年前，我在香港凤凰卫视的《秋雨时分》谈话节目中公布了自己拟订的一个文化定义。我的定义可能是全世界最简短的——

文化，是一种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它通过积累和引导，创建集体人格。

对于这个定义中的几个关键词需要解释一下。我前面提到不少跨国婚姻因“文化差异”而离散，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作为丈夫的华人每年清明节必须从美国的公司请假回故乡扫墓，使他的美国妻子觉得难以理解。这就在“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上，说明了“文化差异”是什么。文化是一种时间的“积累”，但也有责任通过“引导”而移风易俗。在这个动态过程中，渐渐积淀成一种“集体人格”。中华文化的最重要成果，就是中国人的集体人格。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C.Gustar Jung，1875-1961）说：“一切文化都沉淀为人格。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他在这里所说的“浮士德”，已经不是一个具体的人名，而是指德意志民族的集体人格，也就是德意志文化的象征。这种集体人格早就存在，歌德只是把它表现了出来罢了。在中国，自觉地把文化看成是集体人格的是鲁迅。他把中国人的集体人格，称作“国民性”。他的作品《阿Q正传》、《孔乙己》、《药》、《故事新编》等，都在这方面做出了探索。因此，直到今天，他还是高出于中国现代的其他作家。

当文化一一沉淀为集体人格即国民性，它也就凝聚成了民族的灵魂。必须注意的是，民族的灵魂未必都是正面的，从歌德到鲁迅都曾经深刻地揭示过其间的负面成分。

按照我所拟定的文化定义，今天中国文化在理解上至少有以下五方面的偏差：

第一，太注意文化的部门职能，而不重视它的全民性质；

第二，太注意文化的外在方式，而不重视它的精神价值；

第三，太注意文化的积累层面，而不重视它的引导作用；

第四，太注意文化的作品组成，而不重视它的人格构成；

第五，太注意文化的片断享用，而不重视它的集体沉淀。

所以，大家看出来了吧，我的定义虽然简短，内涵却是不小。这不是我的功劳，而是文化在本性上的必然诉求。

由于文化是一种精神价值、生活方式和集体人格，因此在任何一个经济社会里它都具有归结性的意义。十几年前在纽约召开的“经济发展和文化转型”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很多学者达成了一系列共识，值得我们参考。例如：“一个社会不管发达和不发达，表面上看起来是经济形态，实际上都是文化心态”；“经济活动的起点和终点，都是文化”；“经济发展在本质上是一个文化过程”；“经济行为只要延伸到较远的目标，就一定会碰到文化”；“赚钱，是以货币的方式达到非货币的目的”；“赚钱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衣食，而是为了荣誉、安全、自由、幸福，这一些都是文化命题”。

说这些话的人，大多是经济学家，而不是文化学者。他们不深刻，却是明白人。

中国文化的特性是什么？

■礼仪之道、君子之道、中庸之道，这三个“道”，社会模式、人格模式、行为模式齐全，而且组合严整，构成了一种大文化的“三足鼎立”。这尊文化之鼎，既是中国人精神凝聚的理由，又是中国人在地球上的一个重大建树。

■一位美籍华人政论者说：“西方的价值系统，是我们讨论问题的起点和终点。”我说：“是不是终点，你我都没有资格判断；但我有资格肯定，起点不在那里。”

讲了文化，就要缩小范围，讲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的特性究竟是什么？很多学者发表了各种意见，我大部分不赞成。原因只有一个，他们所找出来的“特性”，往往是全人类的共性。例如：“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海纳百川”、“尊师重教”、“宽容忍让”、“厚德载物”等等成语，一直被轮番用来概括中华文化的特性。看起来好像并没有错，但一旦翻译成外文就麻烦了，因为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的经典中都有类似的说法，我们只不过是用汉语文言来表述罢了。这表明了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可贵一致，却也表明，我们不能以这些一致性来说明中国文化独特性。

更重要的是，这些美好的语汇，大多是古代思想家对人们的教诲和宣示，并不能说明大家已经投之于实践。有一些，恰恰古代思想家是看到大家没有做到，才提出这种训诫的。因此，所谓文化特性还必须有广泛而长久的实践性。

按照独特性和实践性的标准，我把中国文化的特性概括为三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