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浙江竹刻兴盛的缘由探析

2019年第05期思考·探索

基金项目：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课题成果，项目课题名称为：关于浙江竹刻艺术发展历史的图画表现研究，项目编号为2018B39。

作者简介：杨春燕（1983-），女，嘉兴人，嘉兴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设计学。

夏一霖（1986-），女，嘉兴人，嘉兴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设计学。

收稿日期：2019年1月17日。

浙江竹刻起于明代晚期，兴盛于清代。明代浙江的雕刻名匠严望云

亦善竹刻，其雕法与”三朱”相仿。至清代，浙江竹刻涌现了以潘西凤、文鼎、曹世模、陈春熙、蔡照、方絜、胡钁等为代表的一大批竹刻艺术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地方风貌。为什么浙江竹刻在清代会出现这一兴盛局面？经笔者研究，认为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1浙江竹刻不仅有悠久的历史渊源，而且在明清时期有良好的文艺基础和氛围，以及繁荣的经济基础1.1浙江的竹制品历史悠久

据考古资料显示，在距今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已经开始使用和栽培竹类[1]。浙江地处长江流域，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地域环境特别适合竹子的栽培。2002年浙江杭州萧山跨湖桥遗址出土了一件距今8000年属于跨湖桥文化的竹篾席状编织物……是迄今为止中国已知的最早的竹制品[2]。

竹子除了制成普通的生活用具，还能制成文人雅士理想中的文房用品。明代隐居浙江杭州的高濂在《遵生八笺》中写道：“书斋宜明镜……斋

中长桌一、古砚一、旧古铜水注一、旧窑笔格一、斑竹笔筒一……”[3]

明、古、旧、斑，从高濂对文房用品的选择可以看出，竹制的笔筒除了实用功能，更有可供细细品味乃至寄情于物的文人情趣在其中。1.2浙江竹刻在明代已初见兴起的端倪，并与嘉定竹刻和金陵竹刻息息相关

明代中后期浙江有竹人活动，严望云（一作阎望云）即为代表[4]。《五石瓠》记载：严（阎）望云为浙中名匠，著名鉴藏家项元汴（1524-1590）赏

重之[5]

。

他的竹刻作品留存较少，但竹木雕刻技法相通。从他的沉香雕作品“松溪牧牛图”笔海上看，主要采用了圆雕、浮雕、高浮雕等雕刻技法。他曾为项元汴制一竹根杯，项氏题识“截得青琅玕，制成碧筒杯。霜螯正肥美，家酿醉新醅。”该作品以黄杨木为材料，根据原有材料巧妙地设计成竹根形状，可以看出严的雕刻功力非常深厚。

竹刻之形成专门艺术约当明代中叶……与众工艺互影交光、息息相通也[6]。至清代嘉庆以前，嘉定和金陵两地竹刻艺术发展鼎盛。嘉定竹刻以“三朱”等人为代表，金陵竹刻以濮仲谦等人为代表，名闻遐迩。

浙江地理上与以上两地接壤，文化上也有交流。竹人在思想、技法上亦有相似之处。据《古禾杂识》记载，嘉兴竹刻源自上海嘉定，最初刻于檀木之上，后为求刻面光洁，选择竹子作为刻制材料。上面提过的严望云的“松溪牧牛图”笔海所用的雕刻技法与嘉定“三朱”相近。1.3清代浙江文人辈出、篆刻家群起，形成了良好的文化和艺术氛围

明清改朝之际，思想文化变动不居，黄宗羲于清初创立了清代重要的学术流派———浙东学派，一直延续至清中叶，代表学人主要有黄宗羲、李邺嗣、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等。乾隆至嘉庆年间，阮元先后任浙江学政、浙江巡抚。在其主政期间于杭州设立了诂经精舍，为浙江培养了一大批经学、吏治及文艺人才[7]。

清代浙江不仅在学术上文人辈出，而且篆刻家也是群星璀璨。以丁敬为开派人物[8]，以西泠八家为代表的“浙派”篆刻，经几代印人前赴后继的努力，成了清朝乾隆至咸丰百余年间最大的印学流派[9]。浙派篆刻老中青三代荟萃，其中有老一辈的张燕昌、黄易、奚冈、吴东发，中青年一辈的陈豫钟、何元锡、郭麐、陈鸿寿、张廷济、高日濬、高垲朱为弼，更年轻一辈的有孙均、屠倬和赵之琛。在众多的篆刻家中喜好刻竹的大有人在，并对竹刻技法的走向与竹刻题材的转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4地方经济的繁荣为浙江竹刻的兴盛奠定了物质基础

浙江土地和水资源丰沛、四季分明、雨水光照充足、温度适中，适合种植和培育水稻粮食。自隋唐以来，浙江就是全国著名的粮食生产基地。

据史书记载：浙人治田，比蜀中尤精……故谚曰“苏湖熟、天下足”[10]

。

浙江不仅粮食产量丰盛，自元末明初后，以蚕桑棉麻为主的经济作物得到全面发展。万历年间杭人张瀚说：“杭州其都会也……桑麻遍野，茧丝棉苧之所出，秦晋燕周大贾，不远数千里而求罗绮缯币者，必走浙之

东也。”[11]

1528年，明嘉靖皇帝根据御史朱实昌的建议，取消了南直隶的苏、松、常、镇和浙江的杭嘉湖等府的门摊税[12]。因此，浙江地区在清代以前已经由农作物经济逐渐向农业经济商品化和专业化发展，手工业也逐渐进入繁荣鼎盛时期，尤其是杭嘉湖地区，逐渐成为丝织生产和交换中

心。同时，明代税收的降低，进一步促进了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与浙江接壤的安徽历来有经商的传统。徽商的经营在明清时期蓬勃发展，他们遍布广泛、经营种类繁多，与竹刻相关的就有深受文人喜爱的文房用品。他们不仅带动了浙江经济的繁荣发展，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

文人、学者和技艺之士[13]

。以上缘由为竹刻艺术发展成为工艺品进入商品市场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

2清代浙江竹刻形成了以杭嘉湖文人竹刻、台州竹黄雕为特色的地方风貌

金西厓在《刻竹小言》将清代竹刻的发展特点归纳为清代前期“繁绮多姿”，清代晚期嬗变为“平浅单一”。清代浙江竹刻总体上也符合这样的变化，因此按照发展特点可划分为两个时期：清代乾隆年之前归为前中期，有名望的代表有王概、潘西凤、宋峨源、张燕昌；清代嘉庆至宣统年间为清后期，主要的竹刻名家代表有文鼎、曹世模、陈春熙、蔡照、袁馨、方絜、张莘、胡钁、金之骏等。

尽管从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来看，浙江竹刻与嘉定竹刻、金陵竹刻相仿，都经历了由繁复到单一的工艺变化。但浙江竹刻在不同的地区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地方风貌，从而共同营造出兴盛的局面。2.1清代浙江杭州、嘉兴、湖州地区的竹刻以文人竹刻为主要特色

晚明时期政治动荡、官场混乱，一些文人士大夫因仕途不畅，便“以耽情诗酒为高致、以书画弹琴为闲雅，以禽鱼竹石为清逸，以噱谈声伎为

放达，以淡寂参究为静证”[14]

。在这种情势下，文人寄情于艺术品鉴乃至亲身投入艺术创造，也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其中，竹子作为文人高洁品格的象征，历来为文人所青睐。与竹有关的竹刻艺术，也随之成为许多文人风雅生活的一部分。晚明文学家、书画家陈继儒在《太平清话》中描述道：“焚香、试茶、洗砚、鼓琴、校书、侯月、听雨、浇花、高卧、勘方、经行、负暄、钓鱼、对画、漱泉、支杖、礼佛、尝酒、晏坐、看山、临帖、刻竹、喂鹤，

右皆一人独享之乐。”

[15]

到了清代，文人亲自创作竹刻作品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刘岳先生统计《竹人续录》所录清代竹人中，诸生就占了22%以上[16]。清代浙江竹人中亦多诸生，仅以嘉兴地区为例，秀水有朱熊，石门有吴宝骥、濮院有岳鸿庆，两县之海宁有陈喈、卜人镜、蒋訚、吴大雄，海盐有胡裕、陆凤墀、张

开福、任寿祺……其中，朱熊与张熊、任熊时称“沪上三熊”[17]

。此外，程筠、宋峨源、吴粤生等诸生也是清代嘉兴的篆刻家，亦擅竹刻[18]。

清代前中期文人参与竹刻的代表人物有王概、殷树柏、杨秉桂、张燕昌等。以王概为例，他是清前期画家诗人兼擅治印、刻竹，浙江嘉兴人，工山水学龚半千笔法，《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称其作品：“雄快以取势，苍健或过之，而冲和不足。人物、花卉、翎毛之类，都有味外之味。”与当时名流汤燕生、李渔、程邃、孔尚任、周亮工等都有交往。

竹人与文人相友善，为竹刻艺术注入了文化的养分。例如，潘西凤与当时名流费执玉、郑板桥等人常相交往，结伴同游。《郑板桥集》中即收有《赠潘桐冈》等诗数首，盛赞其刻竹艺术。

与此同时，文人书画家参与竹刻者众多，以刀痕再现书画笔墨成为竹刻艺术发展的一大趋势。例如，宋峨源精篆书，又擅刻竹，与殷树柏、费子苕（丹旭）、陈莲汀相友善，所刻扇骨、文房名品皆数君所书画[19]。

到了清代乾隆帝时期，皇帝崇尚古玩，命人将宫中收藏的鼎、彝、尊等青铜器收集整理，纂修成《西清古鉴》，从此金石研究便成为时尚，文人雅士皆尚钟鼎彝器铭文，在竹制品中也有金石文的出现[20]。因为文人书画家崇尚金石文，竹刻工艺渐趋浅刻和平刻，风格略显单一，众多竹刻家不再是文人出身，亦不能自画自刻，故催生了竹人与书画家合作的局面。比如嘉兴的胡钁曾刻扇骨多种，其中有吴伯滔所作《晚翠亭图》，旁为蒋幼节题诗，集名人诗画篆刻于一扇，堪称三绝[21]。胡裕所刻作品皆张石匏（张开福）书；张辛从张廷济受金石之学，两人常有合作，《清仪阁缩藏古器文物》记载张辛曾为张廷济将绾结壶缩图入册。

清后期的画坛正流行海上画派，画家任熊与当时浙江多位竹人有过合作，比如蔡照所刻作品均由任渭长落墨，名重于时。袁馨也尝刻任熊作品《洛神》于臂搁，雕法细腻，惟妙惟肖，与蔡照齐名。故《广印人传》谓：“浙中以刻竹称者，惟椒孙与容庄两人而已。”2.2清代浙江台州竹刻的竹黄雕别开生面

清代台州的竹人代表有方絜、陈源和王勋。和杭嘉湖地区的文人相

清代浙江竹刻兴盛的缘由探析

杨春燕，夏一霖

（嘉兴学院，浙江嘉兴314001）

摘要：本文主要围绕浙江竹刻兴盛的缘由进行深入分析，进一步认识浙江竹刻发展的内涵及特点。指出：浙江竹刻之所以能在清代快速发展、进入兴盛局面，首先得益于浙江独特的地理位置、历史渊源和经济基础，其次在明清时期以浙东学派、诂经精舍为代表的文人团体、雕刻家团体为浙江竹刻营造了良好的文学与艺术氛围。更重要的是，浙江竹刻与嘉定、金陵两地的竹刻既有相通之处，亦有自己的特色。

关键词：浙江；文人竹刻；兴盛；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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