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鲁格曼诺贝尔奖获奖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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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格曼的“三元悖论”与新布雷顿森林体系

克鲁格曼的“三元悖论”与新布雷顿森林体系

克鲁格曼的“三元悖论”与新布雷顿森林体系今年11月15日在美国即将召开包括中国在内的20个国家重建国际金融体系的会议,即:新布雷顿森林体系会议。

为了思考中国在建立国际经济金融新秩序上应发挥的左右,我们有必要反思旧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内在矛盾。

我认为0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克鲁格曼所概括的“三元悖论”有助于我们看清“旧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性质:解决“三元悖论”的一种特殊的“三中择二”政策。

而中国应对危机的选择则是做出一个新的“三中择二”选择。

所谓“三元悖论”即诺贝尔奖得主克鲁格曼早些时候所说的“永恒的三角形”。

它指的是一个国家的下述三个政策目标中只能达到两个,不可能三个同时实现:(1)货币政策的独立性;(2)汇率的稳定性;(3)资本的流动性。

例如1944年到1973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得到实现,但资本流动收到严格限制。

这是解决“三月悖论”的一种特殊的“三中择二”政策选择。

而1973年以后,“货币政策独立性”和“资本自由流动”得以实现,但“汇率稳定”不复存在。

“永恒的三角形”的妙处,在于它提供一个一目了然的划分国际经济体系各形态的方法。

今日欧洲货币联盟和历史上的金本位制,均选择“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牺牲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而中国大陆则选择“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放弃了“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即只开放“经常帐户”,不开放“资本帐户”。

那么,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在1973年以后选择了“资本自由流动”和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这两个目标呢?克鲁格曼认为,这是因为他们对“汇率不稳定”的承受力较大,而这又是由于国际资本市场对发达国家的信心较大,使得发达国家货币贬值幅度可以达到恰到好处,不至于过度。

相反,国际资本市场对发展中国家信心不足,结果造成发展中国家贬值往往在资本外逃下过度反应。

因此,克鲁格曼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三中择二”,应是选择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而放弃“资本的自由流动性”。

诺贝尔文学奖发言稿范文

诺贝尔文学奖发言稿范文

大家好!今天,我怀着无比激动和自豪的心情,站在这里,代表中国作家接受这份至高无上的荣誉——诺贝尔文学奖。

在此,我要向评委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你们对我文学创作的认可与肯定。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祖国,感谢她那博大精深的文明、源远流长的历史和多元的文化,为我提供了丰富的文学素材。

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我找到了文学的根,找到了自己灵魂的归宿。

我的作品虽然来自中国,但它们是全人类的,因为文学是跨越国界、语言和文化的。

其次,我要感谢我的家人,是他们无私的爱和关怀,让我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我要感谢我的老师,是他们传授给我文学的知识和智慧,让我对文学有了更深的理解和认识。

同时,我还要感谢所有支持和鼓励我的人,是你们让我在文学的道路上不断攀登,最终取得今天的成绩。

我的作品虽然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肯定,但我深知,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荣誉,更是中国文学的荣誉。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舞台上崭露头角,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开始被世界所关注。

我相信,随着中国文学的不断发展,中国文学一定会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作为一个作家,我的使命是用笔触描绘出生活的真实,用文字表达出人性的光辉。

在我的创作过程中,我一直坚持真实、善良、美好的价值观,努力为读者呈现一幅幅生动、鲜活的画面。

我坚信,文学的力量是无穷的,它可以改变人的命运,可以影响一个时代。

今天,我站在这里,接受这份荣誉,也深感责任重大。

在今后的日子里,我将继续坚持自己的文学信仰,努力创作出更多优秀的作品,为中国文学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同时,我也希望更多的中国作家能够勇敢地走出国门,让世界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文学的魅力。

最后,我要感谢瑞典学院、诺贝尔基金会以及所有关心和支持我的朋友们。

在今后的日子里,我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文学创作中,为世界文学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谢谢大家!。

曼达拉诺贝尔奖演讲主要内容

曼达拉诺贝尔奖演讲主要内容

曼达拉诺贝尔奖演讲主要内容尊敬的来宾: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我由衷的感谢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把和平奖授予我们。

我借此机会向和我一起获得和平奖的我的同胞德克勒克总统表示祝贺。

在此我们一起追忆两位伟大的南非人,已故的领袖阿尔伯特·卢图利(1961年,卢图利因其在反对种族隔离斗争中的卓越贡献,获诺贝尔和平奖,他也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非洲人)和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反种族隔离主义者;获1984年诺贝尔和平奖,2005年甘地和平奖章,长期致力于反对种族隔离制度,反对南非当局强制黑人迁居“黑人家园”,反对政府将***黑人的暴力行为制度化。

他主张用非暴力手段反抗种族压迫。

1994年南非建立第一个黑人政府后,他认为,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后的一个全球性道德问题,即第三世界的债务问题,富国家应当取消穷国家的债务,帮助穷国摆脱贫困状态)。

他们因为反对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和平斗争而被授予和平奖。

也许我们还应该再提到另外一个名字,他是我们的先驱中另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已故的马丁·路德·金牧师。

正如南非人民一样,他也曾面临着同样的严峻问题,他努力寻求正义的解决方式,并为此献出了生命。

今天我们在这里,谈论人类面临的挑战:战争与和平,暴力与非暴力,种族主义与人的尊严,压迫,镇压与自由,人权,贫穷与安康。

今天我们站在这儿,是代表千百万敢于站起来反抗一种社会制度的人民,这种社会制度的本质就是战争,暴力,种族主义、压迫及全体人民的贫困。

今天我还代表全世界千千万万的人们及一些政府和组织,他们加入我们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运动,他们不是反对作为国家的南非或南非人民,而是控诉一种非人道的制度,要求这种反人类的种族隔离罪行尽快灭亡。

这些人,不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都有着反对暴政与不公,而非出于一己私利的高贵精神。

他们认识到,对一个人的伤害即是对所有人的伤害,他们因此组织起来、共同行动,去捍卫正义与人的基本尊严。

克鲁格曼:世界经济可能是“L形”

克鲁格曼:世界经济可能是“L形”

但 很 可 能经 济颓 势要 保


五 六 十 年 代 的 时候


日本 经 济 发展 非 常 快

持很 长时间

作 为经 济体

我 并不 能 确 定 中国5 年
些 预 测说 中国 已经 比

直 持续到80年代

出现 了 经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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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更 强 大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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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经济可能
讲 人 : 保 罗 克 鲁格 曼 0 8 年诺 贝 尔经 济学 奖 获 得 者
2 0 0 9 年 5 月 1 2 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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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国 普 林斯 顿 大 学 教 授



保罗
克鲁格 曼 中国
贝尔 经 济学 克鲁格
现 在 我 们 面 临 的经 济 是 怎 样 的状 况 呢 ? 我 们 看 到 大量 泡 沫 的破 灭 欧洲 的房地 产 泡 沫 政策
率 如果 是 8 %



美 国 的增 长率 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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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 种环 境 下

如果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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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次经 济危机 不 可 能改变 世 界 格局

最悲观




将 来 中 国 的 盈 余 肯 定 会 带 来 很 大 的 贸易 紧

有趣的诺奖得主

有趣的诺奖得主

有趣的诺奖得主作者:暂无来源:《发明与创新·小学生》 2018年第1期前阵子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是科学界一年一度的盛典。

这个以矽藻土炸药的发明者诺贝尔的部分遗产创立的奖项,被称为学术界的“圣杯”一点也不为过。

大家都知道,这项严肃的大奖评奖程序严格,奖项超具含金量,却不知一本正经的获奖者中藏着一些有趣的家伙。

搞笑简历的主人——雅克·杜波谢2017年诺贝尔化学奖颁给了雅克·杜波谢、约阿希姆·弗兰克和理查德·亨德森,以表彰他们改进了冷冻电镜技术。

在查资料的过程中,我们发现,雅克·杜波谢在瑞士洛桑大学官网上的简历太好笑了,差点笑背过气去!这位诺奖得主的简历到底是怎样的一份简历呢?大家都来看看吧。

雅克·杜波谢教授生物物理学荣誉教授,曾任超结构分析实验室主任、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

1941年10月,被乐观的父母怀上。

1946年,不再怕黑了,因为太阳总会回来,哥白尼解释了这一点。

1948-1955年,瓦莱和洛桑的实验科学生涯。

1955年,瑞士沃洲第一个官方认证的失读症患者,得到了可以凡事都做不好的许可证……也理解了那些面对困难的人。

1962年,联邦成年考试。

1967年,洛桑理工大学物理学家、工程师,即将成为生物学家。

1969年,获得日内瓦分子生物学认证,成为生物物理学家。

1973年,跟随Eduard Kellenberger在日内瓦和巴塞尔做生物物理学论文。

1970-1976年,十分经典的精神分析。

1978年,担任海德堡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EMBL)小组领头人;发现如何向电子显微技术引入水;发现水的玻璃化手段,改进了冷冻电子显微镜技术。

1987年,在洛桑大学超结构分析系担任教授。

1998年,生物分部主席,与Nicole Galland 与 Pierre Hainard共同分担任务,生活在一个很多有趣的事情发生在洛桑生物系的时代。

2002年,任务结束。

诺贝尔奖得主Geim先生感人至深的获奖演讲词

诺贝尔奖得主Geim先生感人至深的获奖演讲词

诺贝尔奖得主Geim先生感人至深的获奖演讲词(中文版)精选已有 1202 次阅读2013-8-21 10:25|系统分类:人物纪事|关键词:诺贝尔奖 Geim星期五晚的实验磁悬浮的实验是如此的有趣,甚至让人上了瘾。

它给我上了重要的一课,那就是尝试那些和我的专业领域八竿子打不着的研究方向有可能会产生非常有趣的结果,即使最初的想法可能是极其简单的。

这段经历影响了我的研究风格。

从那以后,我开始做一些不合常规的实验尝试,并且无端地称它们为“星期五晚的实验”。

当然这个名字并不准确,因为没有什么深入的研究工作可以在一个晚上完成。

实际上,它需要好几个月的横向思考,毫无明确目的地查阅不相关的文献。

最终,你会找到一种感觉——注意是感觉而不是想法——你会感觉到什么问题研究一下可能会很有趣。

接着,你开始尝试实验。

通常的结果是失败。

然后你有可能继续试一试或者放弃。

不管怎样,在某个时刻你都必须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究竟是继续投入精力,还是放弃尝试,开始研究别的问题。

所有的这些都是在你的主要研究活动之余进行的,它们只需要占用你的一点点时间和一点点思考。

从我在Nijmegen工作的时候开始,我就用这种横向思考来设计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课题了。

学生们对于这种研究方式总是感到很兴奋。

1999年到Nijmegen来读博士学位的Kostya Novoselov(译者注:Novoselov与Geim分享了2010年诺贝尔奖)参与了很多这样的实验。

为了不影响学生们的正常学习和毕业,这些研究通常耗时不会超过几个月。

虽然随着每一次的失败渐成事实,起初的热情都会慢慢消退,但是有一些学生后来告诉我说这些广泛探索的研究经历是他们人生中的无价之宝。

最令人惊奇的是,有的时候失败并未如期而至。

壁虎胶带(Gecko tape)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读到一篇文章描述了壁虎超强的攀爬能力背后的原理[12]。

其中的物理是很简单的。

壁虎的脚趾上覆盖着许多微细的绒毛,每一根绒毛能够和它要攀爬的表面产生微弱的范德瓦尔斯力(10的负九次方牛顿量级),但是亿万根这样的绒毛就足以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从而可以使得壁虎爬上任何物体表面,甚至玻璃的天花板。

新古典与自由主义的完美邂逅——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学术简评

新古典与自由主义的完美邂逅——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学术简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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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子课题即是规模生产对经济的影 响, 其后一些经济学家, 巴拉萨 (97 和克拉维斯 如 1 ) 6 (97都提 出用规模 经 济来 解 释战 后工 业 国家 之 间的 17) 贸易增 长 。由于规模报 酬递 增对 市 场 的影响仍 然不 能
被清楚 地得 以解 释 , 以规 模报 酬 递增 导致 贸 易产 生 所 这个理 论一直 以来都没 有得 到 主流 贸易 理论 的足够 重 视 ” 克鲁格曼建 立 了一 个简 单 的均 衡模 型 , 。 以解 释贸 易 产生的原 因并不是 由于资 源 禀赋 以及 技术 差距 而是 因为规模经济 。这与在 完 全竞 争条 件 下的报 酬递 增所 建 立的模 型不 同。因 为在 完 全竞 争 的条 件下 , 模经 规 济对与厂商来 说是外 生 的。与 完全 竞争 条 件下 规模经
第2卷 3
第6 期
Ju a o Y na i ne&E oo i n e i or l f unnFn c n a cnmc U i rt s v sy
V 1 3 N . o. .o6 2
新古典与 自由主义的完美邂逅
20 0 8年诺 贝 尔经 济学获 奖者 学术简评

( 长沙 民政职业 技术 学 院
货币体系的作用 以及贸易集团化的研究 , 获得美 国经 学会 约翰 ・ 贝茨 ・ 拉 克奖 , 一 奖项 被 认 为 是诺 贝尔 克 这 经济 学奖的必 要 步骤 (01 诺 贝 尔经 济 学 奖 获得 者 20 年 斯蒂格利茨就是最好的例证 ) 。该奖每两年颁发一次, 专 门为 4 岁以下的优秀经济学 家设立 的荣誉奖 。至此 , 0 克鲁格曼开始达到他的学术生涯 的巅峰 , 他所著的《 不 敢奢望的年代》 曾经是上世纪末美国一些著名大学的经 济学 教材 。在 1 6 9 年他 出版的《 9 流行 国际 主义 》 一书 中, 大胆的预测了亚洲金融危机 , 而再次引起世 界瞩 目。 二、 克鲁格 曼的理论贡 献 克鲁格曼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与艾尔 哈南 ・ 赫

辩论辩题中的权威和专业知识的重要性

辩论辩题中的权威和专业知识的重要性

辩论辩题中的权威和专业知识的重要性正方辩手观点:权威和专业知识在辩题中的重要性权威和专业知识在辩题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权威是指在某个领域中具有高度声望和威信的人士,他们的观点和意见往往能够为辩题提供可靠的指导。

其次,专业知识是指对于特定领域具有深入了解和熟练掌握的知识和技能,这些知识和技能能够为辩题提供科学、准确的分析和解决方案。

首先,权威的意见和观点能够为辩题提供可靠的指导。

权威人士通常是在特定领域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知识,他们的观点往往能够代表该领域的主流意见。

例如,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曾表示:“我认为,权威仍然是一个有价值的概念。

虽然我们不能盲目地追随权威,但我们也不能忽视他们的意见。

”这表明权威在辩题中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其次,专业知识能够为辩题提供科学、准确的分析和解决方案。

在辩论中,专业知识能够帮助辩手深入了解辩题的背景和相关信息,从而能够提出更有说服力的论据。

例如,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表示:“我们必须依靠专业知识来制定政策,因为在复杂的世界中,没有什么是简单的。

”这说明专业知识在决策和解决问题时的重要性。

此外,权威和专业知识的重要性也可以从经典案例中得到印证。

例如,2019年新冠疫情爆发时,世界卫生组织(WHO)作为权威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们依靠专业知识提供了疫情的科学解释和防控措施,引导各国制定相应的政策和行动。

这一案例表明,权威和专业知识在重大事件中的重要性不可忽视。

综上所述,权威和专业知识在辩题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权威的意见和观点能够为辩题提供可靠的指导,而专业知识能够为辩题提供科学、准确的分析和解决方案。

因此,在辩论中,我们应该充分重视权威和专业知识的作用,从而更好地理解和解决辩题。

反方辩手观点:权威和专业知识在辩题中的次要性权威和专业知识在辩题中的重要性被过分夸大。

首先,权威并非绝对可靠,他们的观点和意见也可能存在偏见和错误。

其次,专业知识虽然有其价值,但在某些情况下,常识和普通人的经验也能够提供有用的见解。

保罗-克鲁格曼

保罗-克鲁格曼

保罗-克鲁格曼与新经济地理学保罗·克鲁格曼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是自由经济学派的新生代,。

克鲁格曼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货币危机与汇率变化理论。

他创建的新国际贸易理论,分析解释了收入增长和不完善竞争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他被誉为当今世界上最令人瞩目的贸易理论家之一,并且由于他在1994年对亚洲金融危机的预言,更使他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地位如日中天。

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于北京时间2008年10月13日晚19时揭晓。

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55岁的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

诺贝尔奖委员会授予他的颁奖词是,因为其在贸易模式上所做的分析工作和对经济活动的定位。

面对荣誉,克鲁格曼是怎么想的呢?他说:“我们都想得到权利,我们也渴望成功,但是对我来说,最好的回报就是理解带来的快乐。

”克鲁格曼空间经济模型在对经济现象的空间格局研究中,克鲁格曼提出了一些空间经济模型,如贸易模型、工业集聚模型、历史和期望对区域发展影响模型、垄断竞争模型等。

这些模型均参考了许多前人的成果,其中受规模经济的相关观点影响最为明显。

在规模经济研究上,马歇尔认为,专业化社会劳动分工可以带来外部规模经济。

克鲁格曼承认这种外部规模经济的作用,但在国家与区域尺度上,他更强调区域(或地方)尺度上外部经济的重要性。

在解释小尺度的工业区位和集聚时,他更强调金钱的外部规模经济。

认为技术影响在小尺度上是十分有限的。

基于收益递增的三种不同方法(外在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下的平均成本定价和垄断竞争),克鲁格曼等人于80年代中期建立了贸易分析模型。

对于生产要素相似的国家之间同一产业的“相异产品”的贸易,进行了理论解释。

通过贸易理论,克鲁格曼发展了他的集聚经济观点。

他的理论基础仍然是收益递增。

通过对收益递增的研究,他于1991年提出了收益递增空间模型的一些观点,之后,在另外两本著作中,又进一步发展了相关模型。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主要思想观点及政策含义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主要思想观点及政策含义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主要思想观点及政策含义专业: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学号:090609姓名:海盗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主要思想观点及政策含义克鲁格曼1953年2月28日,保罗·克鲁格曼出生于一个美国中产阶级家庭。

克鲁格曼的有关垄断竞争贸易模型的论文在1979年让他一举成名。

1987年,克鲁格曼写出了大量高质量的论文:第三世界债务减免、欧洲货币体系的作用、贸易集团化。

这些文章获得的好评打消了他对自己研究能力的怀疑,他开始开辟一个新的领域———新贸易理论。

1988年,克鲁格曼出版了《期望减少的年代》一书,该书出版即在美国引起轰动。

他与奥伯斯法尔德合著的《国际经济学》成为各大学和贸易公司的标准教材。

各大公司的总裁在看到他所著的书之后纷纷找上门来,请克鲁格曼为他们做商业咨询。

这段时期克鲁格曼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课题———经济地理学。

他雄心勃勃地想把这个课题发展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并在这个领域上取得了很大进展。

1996年,克鲁格曼出版的《流行的国际主义》一书大胆预言了亚洲金融危机。

他提出,所谓的“亚洲奇迹”是“建立在浮沙之上,迟早会幻灭”。

他认为,亚洲在高速发展的繁荣时期,已潜伏着深刻的经济危机,将在一定时间内进入大规模调整。

1997年该预言成功验证,有力奠定了克鲁格曼作为“新一代经济学大师”的地位。

该书在短短两年内重印了8次,总印数达120万。

同时,克鲁格曼的经济地理学研究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在2005—2006年间,美国经济让人摸不着方向,此时的克鲁格曼嗅到了经济危机的味道。

“在出现拐点时,那些通常代表经济风向标的各种指数往往会指向不同的方向。

”2006年底,克鲁格曼发表了一篇名为《经济风暴的征兆》的文章,提前预测到了2007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

2007年,克鲁格曼又开始著书立说对布什政策上提出严厉的批评,并提出潜在危机的重重危害,还发出警告,“那些以为美联储或者任何人会有一个计划让金融危机过去的人,将会失望。

诺贝尔奖演说——让人类的精神在笔下升华(两个译本)

诺贝尔奖演说——让人类的精神在笔下升华(两个译本)

诺贝尔奖演说——让人类的精神在笔下升华(两个译本)威廉·福克纳(1897-1962),美国作家。

获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

本篇是他在1950年12月10日领取诺贝尔奖时发表的。

(译本一)我感到这份奖赏不是授予我个人的,而是授予我的工作的---授予我一生从事关于人类精神的呕心沥血的工作的。

我从事这项工作,不是为名,更不是为利,而是为了从人的精神原料中创造出一些从前不曾有过的东西。

因此,这份奖金只不过是托我保管而已。

要做出与这份奖赏原本的目的和意义相符,又与其奖金等价的献词并不难,但我还是想利用这个时刻,利用这个举世瞩目的讲坛,向那些可能听到我说话并已献身于同一艰苦劳动的男女青年致敬。

他们中肯定有人有一天也会站到我现在站着的地方。

我们今天的悲剧是人们普遍存在一种生理上的恐惧,这种恐惧存在已久,以致我们已经习惯了。

现在不存在精神上的问题,唯一的问题是:“我什么时候会被炸得粉身碎骨?”正因如此,今天从事写作的男女青年已经忘记了人类内心的冲突。

而这本身就能写好作品。

因为这是唯一值得写、值得呕心沥血地去写的题材。

必须重新认识这些问题,必须使自己明白,世间最可鄙的事情莫过于恐惧,必须使自己永远忘却恐惧。

在工作室里,除了心底古老的真理之外,任何东西都没有容身之地。

没有这古老的普遍真理,任何小说都只能昙花一现,不会成功;这些真理就是爱、荣誉、怜悯、自尊、同情与牺牲等感情。

若是做不到这样,将是白费气力。

写出的爱情不是爱情而是情欲,写出的失败是没有人失去可贵的东西的失败,写出的胜利是没有希望、更糟的是没有怜悯或同情的胜利。

写出的悲伤不是为了世上生灵,所以留下不深刻的痕迹。

不是在写心灵而是在写器官。

在重新懂得这些之前,写作犹如站在处于世界末日的人类中去观察末日的来临。

我不接受人类末日的说法,因人类能延续而说人是不朽的,这很容易。

说即使最后一次钟声已经消失,消失的再也没有潮水冲刷的映在落日余晖里的海上最后一块无用礁石之旁时,还会有一个声音,人类微弱的、不断的说话声,这也很容易。

诺贝尔奖获奖演说--《人与世界》(广西大学人文)

诺贝尔奖获奖演说--《人与世界》(广西大学人文)

诺贝尔奖获奖演说一曼德拉(1918- ),南非黑人领袖,1960年当选非国大主席,1993年在南非首次多种族大选中当选总统,同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本文节选自《诺贝尔奖获奖者演说文集·和平奖》,王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国王陛下,殿下们,诺贝尔委员会各位尊敬的成员,尊贵的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首相夫人,各位大臣,议会各位成员和外交使团成员,共同获奖者F.W.德克勒克先生,各位贵宾,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我今天站在这里接受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内心深感谦卑。

诺贝尔委员会将我们提升到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的地位,我向它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向我的同胞和共同获奖者、F.W.德克勒克先生表示祝贺,祝贺他获得这一崇高荣誉。

我们也要包括进两位杰出的南非人:阿尔伯特·卢图利和图图大主教,他们为反对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做出了生生不息的贡献。

你们因此而授予他们诺贝尔和平奖,表达了他们完全应该得到的那种敬重。

如果我们在我们的先行者中再加上另外一位杰出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的名字——马丁·路德·金,也并非冒昧。

致力于我们作为南非人不得不面对的这同一个严峻问题的公正解决,他也竭尽全力并死去。

我们在这里谈论战争或和平的挑战、暴力或非暴力的挑战、种族主义或人的尊严的挑战、压迫或反压迫及自由与人权的挑战、贫困或富足的挑战。

我们今天不过是作为千百万敢于站起来反抗一种社会的人民的代表站在这里,这种社会的本质就是战争、暴力、种族主义、压迫和整个民族的贫困。

我今天也作为地球上亿万人民的代表站在这里,代表反对种族隔离的组织、代表和我们站在一起,不是反对作为一个国家的南非及其人民,而是反对一种非人的制度,要求这种反人类的种族隔离罪行尽快结束的那些政府和组织。

无数这类人们,无论是在我们国家之内还是在我们国家之外,有着那种精神上的高贵来阻挡暴行与邪恶,而不寻求个人所得。

(财务知识)诺贝尔经济学奖最全版

(财务知识)诺贝尔经济学奖最全版

(财务知识)诺贝尔经济学奖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北京时间13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揭晓。

保罗·克鲁格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诺贝尔奖委员会授予他的颁奖词是,因为其在贸易模式上所做的分析工作和对经济活动的区位理论的贡献,使他能够获此殊荣。

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莱昂尼德·赫维奇、埃里克·马斯金和罗杰·迈尔森3名美国经济学家,以表彰他们在创立和发展“机制设计理论”方面所作的贡献。

2006瑞典皇家科学院9日宣布,将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S.Phelps),以表彰他在加深人们对于通货膨胀和失业预期关系的理解方面所做的贡献。

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指出,费尔普斯的研究对于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2005]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数学研究院教授罗伯特-奥曼(RobertJ.Aumann)和美国马里兰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教授托马斯-谢林(ThomasC.Schelling)因在博弈论方面的贡献共同分享了这壹殊荣。

瑞典诺贝尔基金会官方网站透露了近2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名单及其主要贡献(即获奖理由):[2004年]挪威经济学家芬恩-基德兰德(FinnE.Kydland)和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C.Prescott)获奖理由:在动态宏观经济学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2003]罗伯特·恩格尔(RobertF.Engle)和克莱夫·格兰杰(BritonCliveWJGranger)发明了处理许多经济时间序列俩个关键特性的统计方法:时间变化的变更率和非平稳性。

[2002]丹尼尔-卡恩曼(DanielKahneman)和弗农-史密斯(VernonL.Smith)。

丹尼尔-卡恩曼“将来自心理研究领域的综合洞察力应用在了经济学当中,尤其是在不确定情况下的人为判断和决策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及其获奖原因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及其获奖原因

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及获奖原因(1969~2011)1969~1973.1.31)1903.4.12~1994.6.9),因发展和应用了动态模型来分析经济进程而共同获得196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19702009.12.13)因发展了数理和动态经济理论,将经济科学提高到新的水平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萨缪尔森的研究涉及经济学的全部领域。

19711985.7.9)因在研究人口发展趋势及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关系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1972~1989.5.20)~)因“在一般经济均衡理论和福利理论上的贡献”而共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1973(1906.8.5~1999.2.5)因在投入产出方法及其应用上的贡献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1974~1987.5.17);~1992.3.23)。

因对货币理论和经济波动理论的研究以及对经济、社会和制度现象互相依赖性的敏锐分析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1975奇·康托罗维奇(1912.1.19~1986.4.7)和美籍荷兰经济学家现代数理经济学的开~1985.2.26)。

他们因在资源的最优配置理论方面的贡献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1976年,美国经济(1912.7.31~2006.11.16)。

因在消费分析、货币史、货币理论以及稳定性政策方面的贡献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1977林(1899.4.23~1979.8.3)德华·米德(1907.6.23~1995.12.22)。

因在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资本流动方面的开创性贡献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1978(1916.6.15~2001.2.9)。

1979年, ~1998.2.26)和英国经济学(1915.1.23~1991.6.15)。

因在经济发展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研究,特别是深入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1980因以经济学说为基础,根据现实经济中实有数据所作的经验性估计建立起经济模型,并将这些模型应用于经济波动、经济政策的分析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克鲁格曼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断想——金融海啸之冷思考

克鲁格曼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断想——金融海啸之冷思考
济 学 家 ,探 求 前 苏 联 和 东 欧 短 时 间 崩 面 就 是 它 会 放 逐 人 们 内心 的 贪 欲 ,会 济 衰 退 就 无 法 遏 制 ,这 时 不 得 不 借 助 溃 的 原 因 。 哈 耶 克 告 诉 他 说 , “ 致 无 节 制 侵 蚀 别 人 的 劳 动 成 果 ,信 用 本 国家信用 ,而 索罗斯 等人 的量子基 金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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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欧 危 机 后 专程 赶 到 芝 加 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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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说现 今 的时势首推全球性的

对克鲁格曼的综述

对克鲁格曼的综述

一、生平简介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于北京时间2008年10月13日晚19时揭晓。

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55岁的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

诺贝尔奖委员会授予他的颁奖词是,因为其在贸易模式上所做的分析工作和对经济活动的定位。

1953年,克鲁格曼出生于一个美国中产阶级的家庭。

他在纽约的郊区长大,从约翰•F•肯尼迪高中毕业后,他来到了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经济学。

博士毕业后赴耶鲁大学任教。

1982年,赴华盛顿担任经济顾问团国际经济学首席经济学家。

克鲁格曼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货币危机与汇率变化理论。

他创建的新国际贸易理论,分析解释了收入增长和不完善竞争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他的理论思想富于原始性,常常先于他人注意到重要的经济问题,然后建立起令人赞叹的深刻而简洁优雅的模型,等待其他后来者的进一步研究。

他被誉为当今世界上最令人瞩目的贸易理论家之一,而他在1994年对亚洲金融危机的预言,更使他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地位如日中天。

他于1991年获得素有“小诺贝尔奖”之称的克拉克奖,该奖是美国经济学会专为青年经济学家设立的一个奖项,旨在奖掖他们对“经济思想和知识”做出的杰出贡献。

以下是对保罗•克鲁格曼的具体介绍:1.教育背景197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经济学专业1977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2.研究的领域国际贸易领域经济地理学理论汇率目标区理论货币危机理论萧条经济学3.主要的职务1977年—2000年先后于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任教2000年-如今担任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教授4.行政职务1982年-1983年总统经济顾问团国际经济学首席经济学家5.著作和荣誉主要著作有《期望减少的年代》、《亚洲奇迹之谜》、《萧条经济学的回归》、《流行国际主义》、《国际经济学》、《大破解》、《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等。

1991年获得克拉克奖章2008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二、主要研究成果(一)关于国际贸易理论克鲁格曼是第一个同时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来分析当代国际贸易并建立起理论模型的经济学家,他认为:“传统贸易理论不能恰当地说明经验观察结果的几个方面,它显然无法解释贸易量、贸易构成与对外直接投资的量和作用”。

克鲁格曼_诺贝尔经济学奖与经济地理学发展解读

克鲁格曼_诺贝尔经济学奖与经济地理学发展解读

第29卷第3期2009年3月经济地理ECONOMICGEOGRAPHYVol.29,No.3Mar.,2009文章编号:1000-8462(2009)03-0363-07克鲁格曼、诺贝尔经济学奖与经济地理学发展2李小建1,,李二玲2(1.河南财经学院资源与环境科学系,中国河南郑州450002;2.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河南开封475001)摘要:文章对克鲁格曼的经济地理学思想从贸易理论与区位理论相融合,从规模收益递增、要素流动和运输成本揭示空间集聚,从历史、预期和路径依赖揭示区域发展路径,以量化模拟研究区际关系等四方面进行了分析。

从研究视角、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三方面分析了克鲁格曼创新研究对经济地理学的启迪。

从学科社会地位、研究范式和发展方向三方面分析了克鲁格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对经济地理学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经济地理学发展提出了一些思考。

关键词:克鲁格曼;经济地理学;诺贝尔经济学奖;中国特色研究中图分类号:F119.9文献标识码:A2008年10月13日,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在斯德哥尔摩宣布将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以表彰他在“国际贸易模式和经济活动区位”等方面的贡献。

经济活动区位研究,能够第一次作为重要贡献之一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对经济地理学科以及经济地理学家都是一大盛事。

然而,经济地理学家们对此反应并不十分热烈。

为此,本文对克鲁格曼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进入经济地理的学术思想特点进行分析,并讨论其相关启迪及对经济地理学科的影响,以期对中国经济地理学发展有所帮助。

的新贸易理论,能够揭示除消费者对种类的偏好之外,生产中的规模经济如何在技术和生产要素禀赋相似的国家之间产生贸易,同时,还能够解释现实经济中发生的产业内贸易。

这些成就使他于1991年获得了约翰·贝茨·克拉克奖。

他还创建了新经济地理学帮助我们理解农村的衰退和城市的增长。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

接下来的日子里,荣誉和金钱接踵而未,克鲁格曼开始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发表演说,参加研讨会,会见各式各样的人。但是他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在忙碌的应酬之余,仍然潜心于学术研究。
华盛顿的一年使克鲁格曼身心俱疲。很长一段时间,他既不做学问,也不问政治。不过在外人看来,他混得很不错:年纪轻轻就成为终身教授,拿着丰厚的薪酬、常常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参加各种会议,甚至还写出了几篇挺好的论文。不过,克鲁格曼的内心极为失落,他说:“和世界上99%的人相比,我没什么可抱怨的。但我的参照对象是同辈中最成功的经济学家,我还没有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1982年,克鲁格曼刚从瑞典的一个国际会议回来就接到费尔德斯坦的电话,邀请他去华盛顿任职,担任经济顾问团国际经济学首席经济学家。华盛顿的经历并不愉快,他发现,在这个地方,好的分析者并不受重用,马屁精倒是如鱼得水。很快,他就产生了厌倦,不过,在华盛顿他又发现了自己的另一项才能:用简明易懂的语言讲述 严肃的经济学问题。1983年的总统经济报告就是由克鲁格曼主笔的。
面对荣誉,克鲁格曼是怎么想的呢?他说:“我们都想得到权利,我们也渴望成功,但是对我来说,最好的回报就是理解带来的快乐。”
保罗·克鲁格曼其他已在中国出版的著作有:
《地理和贸易》,国际经济学译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汇率的不稳定性》,国际经济学译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1992年的总统选举使克鲁格曼在全美国人面前大出了一番风头,他在电视上的经济演说给克林顿极大的帮助,但是克林顿在执政之后并没有启用他为总统经济顾问,而是 选择了伯克利大学的女经济学家泰森,原因在于克鲁格曼的性格过于刚直,在华盛顿和学术界都得罪了不少人。克鲁格曼自己也说:”从性格上来说,我不适合那种职位。你得会和人打交道,在人们说傻话时打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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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9, 99:3, 561–571/articles.php?doi=10.1257/aer.99.3.561The Increasing Returns Revolution in Trade and Geography†By Paul Krugman*Thirty years have passed since a small group of theorists began applying concepts and tools from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to the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new models of trade that emerged from that work didn’t supplant traditional trade theory so much as supplement it, creat-ing an integrated view that made sense of aspects of world trade that had previously posed major puzzles. The “new trade theory”—an unfortunate phrase, now quite often referred to as “the old new trade theory”—also helped build a bridge between the analysis of trade between countries and the location of production within countries.In this paper I will try to retrace the steps and, perhaps even more important, the state of mind that made this intellectual transformation possible. At the end I’ll also ask about the relevance of those once-revolutionary insights in a world economy that, as I’ll explain, is arguably more classical now than it was when the revolution in trade theory began.I. Trade PuzzlesIn my first year a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I remember telling colleagues that I was working on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and being asked why on earth I would want to do that. “Trade is sucha monolithic field,” one told me. “It’s a finished structure, with nothing interesting left to do.”Yet even before the arrival of new models, there was an undercurrent of dissatisfaction with conventional trade theory. I used to think of the propagation of this dissatisfaction as the trade counterculture. There were even some underground classics. In particular, Staffan Burenstam Linder’s An Essay on Trade and Transformation (1961), with its argument that exports tend to refle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ome market, was passed hand to hand by graduate students as if it were a samizdat pamphlet. And there was also an important empirical literature on intra-industry trade, notably the work of Bela Balassa (1966) and Herbert G. Grubel and Peter J. Lloyd (1975), that cried out for a theoretical framework.Why did the trade counterculture flourish despite the apparent completeness of conventional trade theory? Call it the similar-similar problem: the huge role in world trade played by exchanges of similar products between similar countries, exemplified by the massive two-way trade in auto-motive product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In 1980, this similar-similar trade was still a relatively new phenomenon. Trade in the first great age of globalization—the age made possible by steam engines and telegraphs—was mainly dissimilar-dissimilar: trade in dissimilar goods between dissimilar countries. Comparative advantage, which one may define as the idea that countries trade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ir dif-ferences, clearly explained most of what was going on. It was only with the recovery of trade after World War II, and especially after the major trade agreements of the 1950s and 1960s, that the more puzzling trade patterns that fed the counterculture became prominent.† This article is a revised version of the lecture Paul Krugman delivered in Stockholm, Sweden, on December 8, 2008, when he received the Bank of Sweden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 This article is copyright © The Nobel Foundation 2008 and is published here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Nobel Foundation.* Woodrow Wilson School of 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inceton, NJ 08554 (e-mail: pkrugman@).561JUNE 2009562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Figures 1, 2, and 3 make this point, using data on British trade. Figure 1 shows the commod-ity composition of British exports and imports on the eve of World War I. The pattern of trade made perfect sense in terms of classical comparative advantage: Britain, a densely populated nation with abundant capital but scarce land, exported manufactured goods and imported raw materials.By contrast, Figure 2—which shows comparable data for 1990—offers no comparably easy interpretation: Britain both imported and exported mainly manufactured goods. One might have hoped that a look within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would reveal a clearer pattern, but this brings us to the issue of intraindustry trade: trade in manufactured goods, especially between countries at similar levels of development, consists to a large extent of two-way exchanges within even narrowly defined product categories.And trade, as reconstituted after World War II, did take place to a large extent between similar countries, much more so than in the first age of globalization. Figure 3 illustrates this crudely, comparing Britain’s trade with Europe and with rest of the world in 1913 and 1990.Before World War I, Britain traded remarkably little, by modern standards, with its neighbors, instead focusing on distant lands able to produce what Britain could not—cheap wheat and meat, tea, jute, and so on. By 1990, however, while such trade had by no means vanished, Britain was part of a European economy in which nations seemingly made a living by taking in each other’s washing, buying goods that they could, and, at least as far as the statistics indicated, did produce for themselves.So what was going on?II. Increasing Returns and TradeIt shouldn’t have been that hard to make sense of similar-similar trade. Indeed, for some economists it wasn’t. In his seminal paper on the rise of intraindustry trade in Europe, Balassa (1966) stated it quite clearly: each country produced only part of the range of potential products within each industry, importing those goods it did not produce, because “specialization in nar-rower ranges of machinery and intermediate products will permit the exploitation of economies of scale through the lengthening of production runs.”100%50%0%Exports ImportsFigure 1. Composition of British Trade circa 1910Source: Richard E. Baldwin and Philippe Martin (1999).VOL. 99 NO. 3563KRUgMAN: THE INCREASINg RETURNS REVOLUTION IN TRAdE ANd gEOgRApHy Yet this straightforward-seeming explanation of similar-similar trade was not at all part of the standard corpu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circa 1975. It was not so much that these ideas were rejected as that they seemed incomprehensible. Why?The answer was that unexhausted economies of scale at the firm level necessarily imply imper-fect competition, and there were no readily usable model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 to hand. Even more to the point, there were no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 readily to hand—and trade theory, perhaps more than any other applied field of economics, is built around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100%50%0%Exports Imports100%50%0%circa 1910 1990sFigure 2. Composition of British Trade in the 1990sSource: Baldwin and Martin (1999).Figure 3. Destination of British ExportsSource: Baldwin and Martin (1999).564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JUNE 2009 The result was the state of affairs almost triumphantly described by Harry Johnson (1967): “The theory of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has had virtually no impact o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Then came the new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models: Kelvin J. Lancaster (1979), Michael Spence (1976), and above all Avinash Dixit and Joseph Stiglitz (1977). All of these papers were intended by their authors as ways to address the classic welfare questions about whether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led to inefficient scale, or perhaps to production of the wrong mix of products. But when I learned about the new literature (in a short course taught by Robert Solow in 1976), I—like a number of other people working independently, including Victor Norman (1976) and Lancaster (1980) him-self—quickly saw that the new models provided “gadgets,” ways to think about the role of increasing returns in a variety of contexts. And there was, in particular, a near-perfect match between simple models of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the stories already circulating about intraindustry trade.It quickly became apparent (Norman 1976; Krugman 1979; Lancaster 1980) that one could use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models to offer a pictur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that completely bypassed conventional arguments based on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this picture, countries that were identical in resources and technology would nonetheless specialize in producing different products, giving rise to trade as consumers sought variety. A natural extension—although, like many things that seem obvious in retrospect, it was surprisingly hard at first to figure out how to do it—was to bring comparative advantage back in. This was most easily done by assum-ing that all the differentiated products within an industry were produced with the same factor proportions; one could then explain inter industry specialization in terms of Heckscher-Ohlin, with an overlay of intra industry specialization due to increasing returns. And this extension, as represented for example by Elhanan Helpman (1981) and Dixit-Norman (1980), in turn meant that the new models offered an intellectually satisfying explanation of similar-similar trade: similar countries had little comparative advantage with respect to each other, so their trade was dominated by intraindustry trade caused by economies of scale.What was really needed to get peoples’ attention, however, was a “killer ap”: a demonstration that the new view offered a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insight into something that mattered. I found that killer ap in an empirical insight by Balassa (1966), who pointed out that trade liberaliza-tion among industrial countries had proved surprisingly nondisruptive, belying fears that, for example, there would be a major rearrangement of Europe’s industrial landscape after the forma-tion of the Common Market, and possibly large effects on income distribution. Because trade expansion had taken the form of intraindustry specialization rather than interindustry specializa-tion, Balassa noted, “the fears expressed in various member countries of the Common Market concerning the demise of particular industries have not been realized. There are no examples of declining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any of the member countries.”In Krugman (1981) I built a special version of the emerging style of model to encapsulate this phenomenon. What the model showed was that the classic Stolper-Samuelson result, in which trade liberalization hurts scarce factors, can emerge—but only if comparative advantage is strong and/or economies of scale weak. In the reverse case, which seemed to describe the growth of trade among industrial countries, trade was win-win.There was one more significant insight from the application of Dixit-Stiglitz–based models to trade: Burenstam Linder was right! Once one added transport costs to the model, it was straight-forward to show that countries would, other things equal, tend to become exporters in the indus-tries in which they had large domestic markets. As is so often the case, the logic of this result was obvious once the result had been devised, but not at all obvious beforehand. Indeed, I began the research that led to Krugman (1980) with the strong presumption that countries would not tend to export goods for which they had a large home market—I came to bury Burenstam Linder, not to praise him. But the algebra said otherwise, and the intuition followed. Increasing returnsKRUgMAN: THE INCREASINg RETURNS REVOLUTION IN TRAdE ANd gEOgRApHy VOL. 99 NO. 3565provide an incentive to concentrate production of any one product in a single location; given this incentive to concentrate, transport costs are minimized by choosing a location close to the largest market, and this location then exports to other markets.Initially, the “new trade theory” seemed to consists of a series of special-purpose, incompat-ible models. It turned out, however, that it was possible to create a common ground for many though not all of the models, and extend that common ground to much traditional trade theory as well, using an insight originally due to Paul Samuelson (1949). In explaining factor price equal-ization, Samuelson reversed the usual way we think about trade, as a process of coming together. Instead, Samuelson thought of trade as the result of a process of coming apart. He envisaged a Tower of Babel scenario, in which an angel descends from Heaven and breaks up a previously unified economy: factors of production suddenly find themselves with national labels, and are able to work only with other factors that have the same national label. Samuelson pointed out that factor price equalization would take place if and only if the international distribution of factors of production was such that it was possible, even while obeying the angel’s new limits, to reproduce the production of the pre-angel integrated economy—and that in such circumstances specializa-tion and trade could be viewed as being about reproducing the integrated economy.Helpman and I (1985) used the same approach to think about trade involving both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increasing returns. The key insight was that in order to reproduce the integrated economy, it was necessary to locate all production of each good subject to economies of scale within one country. This approach united factor-proportions-bas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specialization due to economies of scale: both could be viewed as part of how a world economy cursed by Samuelson’s angel undid the damage.This approach also, more or less en passant, made it clear that increasing returns ordinarily reinforce, rather than call into question, the argument that there are gains from trade. To be sure, in cases where the integrated economy is not reproduced, it’s possible to conjure up examples in which countries are worse off with trade than without, in a way that isn’t possible in pure com-parative advantage models. But the clear presumption is that trade is a good thing under increas-ing returns—indeed, better than previously thought.By the mid 1980s, then, the “new trade theory” had integrated increasing returns more or less seamlessly into our understanding of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impossible complexity that had previously daunted economists contemplating a major revision of trade theory had vanished, replaced by a surprisingly simple and elegant structure.But how did that happen? Why did the problems facing the trade counterculture seem to melt away? I’d argue that at the heart of the story was an attitude shift on the part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sts.III. Some Meta ReflectionsThe emergence of the new trade theory was, in the first place, made possible by the new mod-els of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But it did not remain confined to those models; by the mid-1980s recognizably “new trade” approaches had been taken to trade involving external economies, Cournot and Bertrand oligopoly, even contestable markets. What made it all possible was a shift in attitude among trade theorists, mainly consisting of two changes. First, there was a new willingness to explore the implications of illuminating special cases rather than trying to prove general results given some broad upfront assumptions. Second, there was a change in focus from detailed predictions—which country produces each specific good—to system-level or aggregate descriptions of the pattern of trade.On the first point: in the late 1970s many trade theorists thought of themselves as theorem-provers. Given big initial assumptions such as constant returns, so many factors, etc., what could566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JUNE 2009be proved true about trade, specialization, and welfare? There was, at least in the theoretical literature, a push for generality. Yet this generality was mainly spurious: the results were general given the big assumptions, but those assumptions were, in fact, highly restrictive, ruling out much of what was obviously true about real-world trade and specialization.The new trade theory, instead, focused on strongly special, even silly-seeming cases. (“Dare to be silly” became one of my principles for research.) There is no good reason to believe that the assumptions of the Dixit-Stiglitz model—a continuum of goods that enter symmetrically into demand, with the same cost functions, and with the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 between any two goods both constant and the same for any pair you choose—are remotely true in reality. The assumptions are instead chosen, with full self-consciousness, to produce a tractable example that contains what older trade theories left out—namely, the possibility for intraindustry specializa-tion due to economies of scale.The use of deliberately unrealistic assumptions is, of course, common in much of economics. Nonetheless, I can report from early experience that the new style of modeling was met with considerable hostility at first. Some discussants dismissed the whole enterprise as obviously pointless, given the unrealism of the setup. Some even insisted that if all the goods enter utility the same way, they must be perfect substitutes. There was a widespread sense that the new trade theorists were cheating.Meanwhile, even with all that cheating, the new models left some questions unanswered. Who produces which differentiated product within a monopolistically competitive industry? The mod-els, by construction, could not answer that question. We all invoked some notion of randomness, but without any explicit random mechanism in mind. Instead, what was crucially involved was a redefinition of the question. The detailed pattern of trade, the new theorists in effect argued, does not matter as long as aggregate measures like the volume of trade and the welfare effects of trade can be derived from the model. In effect, one had to step back from the blackboard and unfocus one’s eyes a bit, so as to grasp the broad pattern rather than the irrelevant details.And once the new way of doing trade theory had been established, it made its way into pure comparative advantage modeling as well. Most notably, the important work of Jonathan Eaton and Samuel Kortum (2002) on world trade patterns is based on a Ricardian model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but the way it makes predictions about the parameters of a gravity equation that predicts the volume of bilateral trade in a multilateral world, rather than about specific goods imported and exported, is very much “new trade theory” in spirit.Those who weren’t there, or haven’t participated in a comparable paradigm shift elsewhere in economics, probably can’t see why these “meta” changes in the way we did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were so hard, or made such a big difference. But they were, and they did. John Maynard Keynes famously described the process of arriving at his macroeconomic theory as a “struggle of escape”; the emergence of the new trade theory was a similar struggle, if less momentous, and had a profoundly liberating effect on the field.IV. Geography IgnoredBertil Ohlin’s classic 1933 work laying out the beginnings of factor proportions theory was, of course, titled Inter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t has always been obvious that the motives for shipment of goods within countries are similar to those for shipment of goods between coun-tries. It was also obvious, if one thought about it, that specialization within countries offered a new and possibly superior source of empirical evidence, if only because intra-national data are more likely to allow comparisons. So one might have expected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eography to have developed in tandem, and in close relationship to each other, with a joint empirical research program.KRUgMAN: THE INCREASINg RETURNS REVOLUTION IN TRAdE ANd gEOgRApHy VOL. 99 NO. 3567In fact, however, as late as 1990 international economists took virtually no notice of trade within countries, or of the location of production in space. Nor was there really a strong inde-pendent presence of economic geography within the economics profession as a whole. Alfred Marshall (1890) may have devoted a whole chapter to “the concentration of specialized indus-tries in particular localities,” but that subject was barely touched on in the standard economics curriculum. Instead, if economic geography made any appearance at all, it was mainly urban economics, with a very limited discussion of location theory, with neither subfield having any significant interaction with the much more well-established discuss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Why was geography ignored by trade theorists? A large part of the explanation is the obvi-ous centrality of increasing returns to geographical patterns: nobody really thinks that Silicon Valley owes its existence to exogenously given factors of production or Ricardian comparative advantage. (God made the Santa Clara valley for apricots, not semiconductors.) As long as trade theorists shied away from increasing returns in general, economic geography wasn’t an inviting field.Also, while there was elegant work in urban economics—I particularly admired J. Vernon Henderson’s (1987) work on city systems—there was something deeply unsatisfying about the treatment of increasing returns in much of this literature. Essentially, the available techniques limited theorists to assuming external economies, leading to gibes that economists believed that agglomeration takes place as a result of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A particular problem was that once one is simply assuming positive external economies, it’s not at all clear how to think about the spatial limits of spillover. Do you have to be in the same city to reap positive externalities from other producers in the same industry? If so, why?Over the course of the 1980s some researchers, notably Masahisa Fujita (1988), realized that the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models could be used to derive endogenous externalities, explain-ing urban concentration. But these models depend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monopolistically competitive goods were completely nontradable, again offering little help on the question of the spatial reach of agglomeration economies.But the analysis of the home market effect, already an established part of the new trade theory, suggested an approach to economic geography that did not depend on making goods strictly nontradable.V. New Economic GeographyTo lay out the logic of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I find it helpful to talk in terms of a “cheat” model—a sort of model of the model—I originally devised to get some intuition about the home market effect. In this model we consider the location decision of a single producer serving two markets. We assume that the producer has fixed sales of S, S* units of a good in the two markets, with S > S*. And it must pay a transport cost of τ for each unit shipped from one location to the other. The producer has the option of having either one or two plants; by opening a second plant, the producer can eliminate transport costs but must pay an extra fixed cost F. Clearly, if the producer opens only one plant, it will be in the larger market. But will it con-centrate production? Only if F>τS*.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at this little exposition ignores market structure, pricing, the elasticity of demand, and more. But we know that we can put those things back in by doing a full Dixit-Stiglitz, and the cheat version conveys the essential intuition: if economies of scale, as captured by F/S*, are large enough compared to transport costs, production will be geographically con-centrated, and that concentration will, other things equal, be in the larger market.From there it’s an obvious, short step (which for some reason took me a decade to take) to a model of geographical concentration of factors of production. Think now of a world in which568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JUNE 2009 there are many firms making the same kind of choice I just described, and also in which some but not all resources are mobile. Let S be the size of the overall market, μ be the share of that market attributable to “footloose” production, and suppose that there are two symmetric loca-tions. Then we can think of a possible equilibrium in which all the footloose factors concentrate in one place. In that case the other location—the smaller market—would demand S(1 − μ)/2 units of our representative good.And this concentration of production would be self-sustaining if F> τS(1 − μ)/2, or F/S>τ(1 − μ)/2. So that’s our criterion for the creation of a self-sustaining concentration of produc-tion in space.As in the original home market effect exercise, this doesn’t quite get it right, because it fails to take account of market structure and demand elasticity. As I showed in Krugman (1991), it also misses a second reason for agglomeration: “forward linkages,” which in the simplest case would take the form of a lower cost of living for workers residing close to production concentrations. But the essential insights are right:(i) A self-sustaining concentration of production in space can occur if economies of scale(F/S) are large, transport costs low, and enough production is mobile.(ii) Which location gets the concentration of production is arbitrary, and can be presumed to be a function of initial conditions or historical accident.What was learned from this analysis? For one thing, it immediately cast light on some impor-tant aspects of economic history. Notably, the character of US economic geography is well known to have gone through a sort of phase change in the middl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s the nation became differentiated into a farm belt and a manufacturing belt. What was happening at the time of this phase change? The answer is a rise of large-scale production (economies of scale); railroads (lower transport costs); and a declining farm share in the economy (more mobile production). A simple model explains a major qualitative change in the economy.This “core-periphery” model, essentially a model of agglomeration, was the starting point for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It was immediately clear, however, that one also wanted to model other key aspects of geography, notably regional specialization in different industries and the system of cities. With a few tricks, especially by assuming increasing returns in the production of intermediate as well as final goods, it turned out to be possible to address many of these issues. As in the case of the new trade theory, a willingness to focus on tractable special cases was of the essence. In Fujita, Krugman, and Anthony Venables (1999), we described our method as “Dixit-Stiglitz, icebergs, evolution, and the computer.” We used Dixit-Stiglitz-type models to handle increasing returns and imperfect competition, “iceberg” transport costs that are propor-tional to FOB prices, simple adaptive dynamics to arrive at equilibria,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 to deal with models that tended to be just past the edge of paper-and-pencil analysis.Also, as in the case of the new trade theory,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created a style of work that reached well beyond the specifics of the initial models. New economic geographers rediscovered Marshall’s chapter, which contained a beautifully laid out trinity of reasons for industry localization: knowledge spillovers (“the mysteries of the trade become no mysteries; but are, as it were, in the air”), labor market pooling, and specialized suppliers. Only the last of these three could be modeled with the original, new trade theory–inspired models, but the new focus on location led to reinvigorated interest in the others.One gratifying result of the emergence of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was a surge in empiri-cal work. Some of this was driven specifically by the new models, but there was also a broader effect: the new models sensitized economists to the fact that regional variations in indust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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