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环境决定论2

（1）地理环境决定论
社会学的地理学派认为，地理环境是社会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这种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人类的体质和心理状态、种族的优劣、社会文化的高低、经济的盛衰、国家的强弱等等，都是由它周围的地理环境决定的。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其名著《法的精神》中，用气候、土2 质等自然因素来解释种族的优劣、国家的强弱和社会制度的性质。

他说：“热带民族的怯懦常常使这些民族成为奴隶，而寒冷气候的民族的勇敢使他们能够维护自己的自由。

”“这就是亚洲之所以弱，而欧洲之所以强的重要因素，这就是欧洲之所以自由，而亚洲之所以受奴役的重要原因。

”“印度人天生就没有勇气，甚至出生在印度的欧洲人的儿童也丧失了欧洲气候下所有的勇敢。

”在东方炎热的国家里，“沉思默想的倾向多，而行动的倾向少。

在亚洲，似乎气候越热，僧侣数目就越多，印度气候酷热，所以充满了僧侣。

”英国的巴克尔（E. Barker）则把气候、食物、土壤和地形等说成是决定人类生活和命运的四要素。

由于寒带气候地区居民多吃含碳素的食物，热带地区居民多吃含酸素的食物，所以前者比后者更富有事业心，从而就产生了强者和弱者。

意大利和西班牙经常发生地震和火山爆发，所以盛行宗教迷信。

希腊和英国的自然环境优美，使得两国人民逻辑思维发达。

地理环境决定论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反对宗教神学的斗争中，批判了宗教历史观，用自然的原因来解释人类历史的发展，这具有唯物主义成分。

顺便说一句，恩格斯和列宁也曾对地理环境的作用做过肯定的回答。

恩格斯说：“每一个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 。

列宁也认为，“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决定经济关系以及跟随在经济关系后面所有其他社会关系的发展” 。

但是，我们在肯定地理环境的作用时，却不能走向极端。

若直接根据地理环境的因素来说明社会制度的性质和变化是不科学的。

地理环境决定论后来被殖民主义所利用，帝国主义者据此提出“地理政治论” 。

“地理政治之父” 、德国的拉采尔（F. Ratzel）宣称“地理环境决定政治生活” ，他首先提出“生存空间”概念，认为人种与其生存的空间环境有关，一个国家总要根据其适当的能力扩大或缩小其范围。

瑞典地理学家克吉伦（R. Kjellen）认为帝国主义大国由于地理上的原因，必然要和弱小国家结成“综合体” 。

他提出“地缘政治”的概念，以研究一个国家的产生起因于地理特征的问题和条件。

后来德国纳粹对“生存空间” 的滥用，就导源于克吉伦的解释。

希特勒的顾问豪斯霍菲尔（K. Haushofer）说，地理政治是“分配地球空间的强有力的战斗手段” 。

希特勒则公开宣称“地理政治论”是他的法西斯政党的世界观。

这些人把地理环境决定论、种族主义和社会有机论揉合在一起，鼓吹国家是生物有机体，向邻国扩张领土争夺空间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法则，这就完全走向了反动。

（2）汤因比关于人类文明“挑战和应战”的理论
汤因比在其名著《历史研究》中研究了人类文明的起源和发展。

他认为，传统史学以民族国家为研究对象，是不能正确说明历史的。

因此，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应当是各个“文明”(或称社会)的整体。

他把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具体划分为26 个文明，包括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俄罗斯和近东)、伊朗文明、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远东文明(中国文明和朝鲜、日本文明)、希腊文明、叙利亚文明、古代印度文明、古代中国文明、米诺斯文明、苏末文明、赫梯文明、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安地斯文明、墨西哥文明、于加丹文明、玛雅文明，以及5 个停滞了发展的文明：玻里尼西亚文明、爱斯基摩文明、游牧文明、鄂图曼文明、斯巴达文明等。

汤因比对文明、社会的这种划分，意图是反对西欧中心的传统历史观念，指出西方文明并不能统辖世界。

在《历史研究》中，汤因比把文明的进展和演化划分为四个阶段，即文明的起源、文明的生长、文明的衰落和文明的解体。

在论述文明的起源时，汤因比批判了流行于西方历史学界的种族决定论和环境决定论，从人与环境的交互作用的研究中，提出了著名的“挑战与应战”
理论。

他用这一理论探讨了古代印度、古代中国、玛雅等文明的起源，玛雅文明起源于热带森林的挑战，古代印度文明起源于恒河流域的潮湿森林的挑战，古代中国文明起源于水患严重的黄河流域的挑战，西方文明起源于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的森林、雨量和严寒的挑战等。

结论是文明的起源地不可能是安逸的乐土，而应该是困难的、严酷的，构成一种自然环境的挑战，如果对这些挑战能成功地应战，文明的起源便成为可能。

就挑战(刺激)而言，具体可分为五种：困难地方的刺激；
新地方的刺激；打击的刺激；压迫的刺激；遭遇不幸的刺激。

后三种主要是人为的挑战(刺激)。

我们可以说，挑战愈大，刺激愈大，但是我们却不能说，挑战愈大，应战的成功率就愈高。

只有在其严重程度上“适度”的挑战，才会受到成功的、持久的应战，从而形成辉煌的文明。

在分析文明生长过程时，汤因比提出真正推动文明或社会向前发展的是少数创造性天才。

文明的衰落都是由内部自身原因引起的。

文明又如何再生和复兴呢?汤因比认为这不能依靠作为统一国家的缔造者和维护者，也不能依靠柏拉图寄予厚望的“哲学王” ，而只能依靠“创造性天才的救主” ，即杰出的宗教家。

他认为“人类的力量越大，就越需要宗教” ，这就是汤因比历史哲学的宗教唯心主义的最后归宿。

汤因比的历史体系以其博大而著称，这在相当程度上掩饰了他的学说的致命弱点。

当然在汤因比的历史理论中也包含着不少合理的见解：第一，汤因比要求打破民族国家的狭隘眼界，把文明作为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的设想是有意义的。

美国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近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沿用汤因比文明分类的观点，考察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格局，认为全球的政治正沿着文明线进行重组，具有相似文明的国家正在结合，具有不同文明的国家正在分离。

当前的世界是以不同文明为基础的多极的世界。

当代世界主要存在六种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

世界的冲突是文明的冲突。

这种观点对我们认识世界格局的新变化也是有启示的。

第二，汤因比关于文明起源于挑战和应战的见解有助于我们思考中国的现代化道路。

第三，汤因比关于少数创造性人物很难成功地进行两次应战的见解也是有教益的。

只有在思想上永远向未来开放、不断向自己挑战的人，才能成功地应付未来的各种挑战。

“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谬误与正确
——从孟德斯鸠、黑格尔到马克思
李学智
孟德斯鸠、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区别不在于地理环境是否决定着人类的生活，而在于前者怎样决定后者。

近代西方地理学派的代表人物孟德斯鸠认为，地理环境决定人们的气质性格，人们的气质性格又决定他们采用何种法律和政治制度。

黑格尔是继孟德斯鸠之后另一位重要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者。

黑格尔视地理环境为“历史
的地理基础”，他把世界上的地理环境划分为三种类型：干燥的高地，广阔的草原和平原；巨川、大江所经过的平原流域；和海相连的海岸区域。

他认为各种不同地理环境中的人们形成了不同类型的生活和性格。

黑格尔将某个人类共同体的制度上的特点、人们的性格，与其所从事的活动，特别是物质生产活动联系在一起。

与孟德斯鸠相比，黑格尔对地理环境问题关注的范围、角度更为广阔，观察更为深刻，对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生活关系的描述更符合历史的实际。

如何认识地理环境因素在经济关系中的具体作用和其所发挥的影响呢？马克思、恩格斯将地理环境视为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参与者，是劳动过程的要素之一。

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

其实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为财富。

”马克思则进一步指明劳动过程所具有的三个要素：“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

”马克思、恩格斯这里所说的劳动材料、劳动对象或劳动的自然物质，指的即是地理环境中的土地、森林、河流、矿藏等因素。

作为物质生产活动要素的劳动材料或劳动对象的这些地理环境因素，当然会影响到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并对社会经济关系以至人类文明的其他方面产生影响。

地理环境对于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的影响能达到怎样的程度呢？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人类文明初期，某一地理环境对成长于其中的那个人类共同体的物质生产活动情况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并进而决定那个人类文明的类型及其发展进程。

马克思指出，在人类历史初期，“不同的共同体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

因此，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

实际情况正是如此。

人类从事物质生产活动以求得生存和发展，但人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去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特别是在人类文明初期，人们只能因其所生存的地理环境所提供的条件，形成自己的物质生产类型和具体的内容及方式，故有农业民族、游牧民族之别。

而生活于地中海沿岸的古希腊人、腓尼基人，则因其自然条件，在主要从事农业的同时，手工业、商业也比较发达。

恩格斯在对古代欧洲大陆与美洲大陆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历史发展情况进行比较时指出，欧洲大陆与美洲大陆在可供人类利用的动物、植物资源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欧洲大陆“差不多有着一切适于驯养的动物和除一种以外一切适于种植的谷物”；而在美洲大陆，在适于驯养的哺乳动物中，只有羊驼一种，并且只是在南部某些地方才有，在可种植的谷物中，也只有玉蜀黍。

自然条件的这些差异，使这两个大陆形成了不同类型的物质生产活动，“两个半球上的居民，从此以后，便各自循着自己独特的道路发展，而表示各个阶段的界标在两个半球也就各不相同了”。

马克思、恩格斯的以上论述表明，他们认为，在人类文明初期，地理环境对于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社会生活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这种影响主要是地理环境因素通过作为人类物质生产活动要素之一的劳动对象而实现的。

作为劳动对象，地理环境因素决定着物质生产活动的类型、方式等，并通过决定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进而影响到人类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

如此，世界各地区不同的地理环境就使不同地区的人类文明产生了许多差异，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形成了不同的类型。

这些不同类型的文明，在其具体的、特定的社会内部矛盾运动的推动下，基本上是“各自循着自己独特的道路发展”，这就不能不带有其文明初期在不同的地理环境影响下形成的、具有各自特征的社会生活所打上的深刻烙印。

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的地理环境学说就与孟德斯鸠等人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形成了重大区别。

在孟德斯鸠那里，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是这样的：地理环境决定人的气质性格，人的气质和性格决定法律及政治制度。

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关于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则是这样的：地理环境决定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方式，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方式决定社会、政治及精神生活。

由此可见，二者的区别不在于地理环境是否决定着人类的生活，而在于前者怎样决定后
者。

孟德斯鸠等人认识不到物质生产活动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极端重要性，而不适当地强调人的气质性格及心理状态的作用，使其“地理环境决定论”仍带有浓厚的唯心主义色彩。

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物质生产活动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从而为正确说明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那么，地理环境对于人们的心理状态、气质性格就没有任何影响吗？回答应该是否定的。

在人类文明起源时期，某个人类共同体从事于何种物质生产活动，主要是由他们所生存于其中的某种地理环境所提供的自然条件决定的。

如生活在高原、草原地带的人们主要从事畜牧业，生活于大河流域的民族多过着农耕生活。

而当人们在从事某种具体的物质生产活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造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

正是在这种由某种特定的地理环境的制约而形成的长期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中，某个民族逐渐形成了具体的、具有某种特点的气质性格和心理状态。

此外，一个民族的气质性格的形成，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社会、政治及精神生活的影响。

但是，这些社会、政治及精神生活也是建立在这个人类共同体的物质生产活动的基础之上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人们的某种气质性格的形成，关键在于参加了在某种地理环境中形成的具体的物质生产活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才和自然界发生了联系，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关系的学说，可以说也是一种“地理环境决定论”，但这是唯物史观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与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存在着重大区别。

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特别强调，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正是在物质生产活动中，在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的过程中，人类社会与地理环境发生了最直接、最主要的联系。

地理环境因素作为生产过程之一的劳动对象，在人类文明初期，对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产生着直接的、决定性的影响，并通过对物质生产活动的影响，进而间接地影响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及整个社会以后的发展进程。

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学说是符合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的，是其唯物史观在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关系问题上的科学表述，这也为我们解释为什么不同地区的人类文明呈现出不同的特色，走着不同的发展道路，提供了重要启示。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本网发布时间：2008-11-13 15:5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