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罪刑法定原则对我国刑法发展的指导意义

论罪刑法定原则对我国刑法发展的指导意义目录一、论文摘要 (1)二、论罪刑法定原则对我国刑法发展的指导意义正文 (1)（一）罪刑法定在中国的确立 (2)（二）罪刑法定对中国刑法的影响 (3)1、罪刑法定与新刑法 (3)2、冲出困境的罪刑法定 (4)（1）罪刑法定在中国的困境 (4)（2）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 (5)3、佘祥林案之反思 (5)（三）对罪刑法定在中国刑法领域发展的期待与展望 (5)三、注释、附录与参考文献 (6)论文摘要我国1997年新刑法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作为限制刑罚权、保障人权的重要手段，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对于我国实现刑法理性、以法治国的目标来说，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对于保障社会稳定、保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平稳运行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当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社会法制还不健全，罪刑法定原则作为一个舶来品，在某些地方还未落到实处，还未从观念上得到真正转变。

但是，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的确立和发展，是社会历史不可逆转的潮流，作为实现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目标之一，罪刑法定原则对我国刑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对罪刑法定原则的深入研究，也必将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进程，推动我国刑法观念的转型，加强对人权的保障。

关键词：罪刑法定确立影响困境展望罪刑法定原则是西方法治国的产物，被誉为是“保障国民权利和自由免受强大的国家权力侵害的必不可少的一大铁的规律”。

①在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今天，“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已被人们耳熟能详。

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罪刑法定对于我国刑法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罪刑法定原则在中国的确立作为限制刑罚权、保障人权的重要手段，罪刑法定主义具有特定的生成背景和深刻的价值蕴涵。

他是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产物，是资产阶级对抗封建社会罪行擅断的重要手段。

罪刑法定的思想于清朝末年由日本传入中国。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规定：“臣民非按照法律规定，不得加以逮捕、监察、处罚。

”此后在宣统二年（1910年）颁布的《大清新刑律》规定：“法律无正条者，不问何种行为，不为罪。

”国民党政府1935年颁布施行的《刑法》第一条，也在形式上规定了“行为之处罚，以行为时之法律有明文规定为限”。

但无论清王朝的刑律规定，还是国民党刑法典的规定，仅为一种粉饰而已。

有学者提出，中国古代刑法已存在罪刑法定主义，并且随着春秋战国时期成文法运动而产生，逐步发展为系统理论。

其根据是在秦朝的司法实践中，司法官吏虽对少数的刑事案件，没有排除适用类推原则，但对绝大多数的刑事案件的定罪科刑是根据事前公开颁布的成文法或经过官府认可的廷行事。

可见，秦朝基本上实行罪刑法定主义原则。

而且，秦朝统治者在司法实践中不断地总结经验，以廷行事和认定类推案件的形式，订正、补充和扩展成文法的内容。

这种不断完善法律制度的努力，也是不断扩大实行罪刑法定主义范围的表现。

②“子产不是不认同礼的价值，而是看见了罪刑法定和刑法公布的重要性。

……有趣的是，郑国铸刑书之后23年，批评郑国的晋国也仿效郑国，将刑书刻在鼎上公布于世。

这充分说明了春秋中后期罪刑法定与明定的重要性。

”③蔡枢衡先生通过对《尚书》等一些古籍的训诂、解读提出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古代刑法已存在罪刑法定主义，并且将其源头追溯到五帝时代。

④台湾的戴炎辉先生亦认为：“周代治罪，已有罪刑法定主义与非罪刑法定主义的争辩。

”“罪刑法定主义乃法家所主张，汉代以还，律令常有规定；无正条不为罪，新法不溯及既往。

”⑤笔者认为，罪刑法定具有特定的生成背景和深刻的价值蕴涵。

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封闭的自然经济造就的是义务本位的价值观。

义务本位的价值观为刑事类推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难以生成以权利本位为价值取向的罪刑法定原则。

事实上，在义务本位的价值前提下谈论罪刑法定原则本身就是对该主义的误读。

在封建社会，皇帝拥有立法、司法、行政的一切权力，其拥有的罪行擅断权本身就是实现罪刑法定主义的最大障碍。

并且，中国古代刑法的最终目标是保障皇权、巩固统治阶级利益。

以人治为治国根本，强调国家权力，而且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实质伦理，轻视形式理性。

与近代罪刑法定主义体现的平等、自由、法治、人权等思想南辕北辙。

不具备罪刑法定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通过对中西方法律进行比较研究指出：中国法基于信仰伦理而注重对事物的主观价值判断，因而是一种价值合理性的实质伦理法——追求道德上的正义性而非规范性的法律。

西方法基于责任伦理而强调一个行为的伦理价值只能在于后果，因而是一种工具合理性的形式化。

中西法律在文化品格上的这种差别决定了中国法尽管有一套完备的规范体系，但由于宗教家族伦理被视为法的最高价值，伦理凌驾于法律之上，伦理价值代替法律价值，伦理评价统率法律评价，立法与司法都以伦理为转移，由伦理决定其取舍。

正如韦伯所说，十分重要的是立法的内在性质。

以伦理为取向的家产制，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其他各地，所寻求的总是实际的公道，而不是形式法律。

⑥如上所述，罪刑法定以形式合理性为优先选择，对形式合理性的排斥，决定了中国传统法观念不存在产生罪刑法定主义的条件。

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的确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程。

在这之前，我国实行的乃是类推制度。

在起草1979年刑法典之时，就存在类推和罪刑法定的争论，在考虑到1979年刑法典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刑法，不免存在漏洞或不完备之处，于是类推保留作为紧急情况下的一种应急措施，在法制完善时是可以考虑废除的。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学界和实务界关于国家职能观、犯罪观、刑罚观的转变，促使确立罪刑法定原则、废除类推制度呼声越来越高。

至1994年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市场经济与刑法的修改与完善”专题研讨会，呈现出废除类推、确立罪刑法定原则一边的的形势。

1996年初，刑法典的修改逐步进入立法程序，废除类推制度、确立罪刑法定原则已成为不可逆转之势，并被确立为刑法修改中应当着重研究的十大问题之首。

1996年4月30日，全国人大法工委在北京召开了一个有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高校、科研院所有关人员参加的刑法修改座谈会。

此次座谈会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对于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化且废除类推制度达成了完全共识。

在这种情况下，全国人大法工委1996年8月形成的《刑法总则修改稿》即明确规定了“对于行为时法律没有规定为犯罪的，不得定罪处罚”。

此后1996年10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将其表述为：“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直至1997年3月14日通过的新刑法第3条，也沿用这一表述。

至此，罪刑法定原则在中国得以确立。

二、罪刑法定对中国刑法的影响（一）、罪刑法定与新刑法。

作为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刑法是一个国家法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受到重视。

我国1997年新刑法明确了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立法技术进步的重要体现，也在立法法条变化中得以体现。

1、将反革命罪更名为危害国家安全罪。

反革命罪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与刑法要求格格不入。

将反革命罪更名为危害国家安全罪，表明我国立法技术的进步，拉近了我国刑法与世界各国刑法的差距，对保护人权、发扬民主、言论自由具有重要作用。

同时，有利于“一国两制”的实行和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2、对死刑的适用更为谨慎。

死刑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刑罚，是最严厉的一种刑罚。

死刑作为一种威慑犯罪行为的重要手段，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在世界各国刑法去死刑化潮流下，我国基于基本国情，保留了死刑制度，但采取了更为谨慎的态度。

主要表现在：（1）1997年新刑法对犯罪时未满18周岁的人彻底取消死刑。

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和人道主义精神。

（2）将死刑（立即执行）案件的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

新《刑法》第48条明确规定：“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从而将1983年通过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授权高级人民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通知》中高级人民法院对部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收回。

使死刑案件的审理质量得以提高。

（3）放宽了死缓减为无期徒刑的条件。

死缓是指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实行劳动改造，以观后效。

1997年刑法规定，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只要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后减为无期徒刑，使1979年刑法规定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减为无期徒刑条件的“在死缓期间确有悔罪表现”得以明确。

从而使死缓减为无期徒刑的条件放宽和具体化，有利于犯罪分子安心接受劳动教育和改造。

3、放宽了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

正当防卫是指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合法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

为鼓励和支持公民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1997年刑法第二十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对防卫过当的范围通过“明显”、“重大”做了限制。

4、对1997年刑法典中的三大“口袋罪”做了细化和分解。

三大“口袋罪”（玩忽职守罪、投机倒把罪、流氓罪）由于概念模糊，执法过程中很有可能造成冤假错案，有必要加以明确和细化。

有鉴于此，1997年刑法对三大“口袋罪”进行细化和分解。

将流氓罪分解为侮辱妇女、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等具体罪名；投机倒把罪也被合同诈骗、非法经营等具体罪名所取代；玩忽职守罪在保留的同时，又新增了一些具体罪名。

三大“口袋罪”的细化和分解，有助于执法人员在司法实践中的操作，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

5、规定了单位犯罪及处罚原则。

在1997年新刑法之前，1979年刑法典没有规定单位犯罪，只是一些单行刑事立法和附属刑法中规定了对单位犯罪的处罚条款，缺乏明确体系，甚至互相冲突。

1997年刑法对单位犯罪及刑事责任做了明确而统一的规定。

在总则第二章“犯罪”第四节“单位犯罪”第30、31条中做了一般性规定，即“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

本法分则和其他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在分则的许多条文也明确规定了对单位犯罪的处罚条款。

对单位犯罪的立法，适应了打击单位犯罪的社会需要，对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平稳运行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