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生与共存——论政治信任和社会信任
浅论和谐社会的政治信任建设
政 治 信任 “ 弱 ”是 转 型 时期 中国政 治 面 临的 一个 重 要 问 脆 题 。复 旦 大学 国 际关 系 与 公共 事 务学 院 浦 兴祖 教 授认 为 ，政治 信 任是 一 种流 动 的资 源 ，随着 社 会 、经 济 的发 展 以 及 受政 治环 境 变迁 的 影 响而 呈现 波 动 性 发展 。他 指 出 当今 中 国 民众 对政 府 和 中 国共产 党 的信 任 度依 然很 高 ，只 是跟 改 革 开放 前 相 比较 而 言有 所 下 降 ，这是 社 会转 型 时 期利 益 分配 不 公 、 官员 腐 败等 原 因造 成 的 。 因此 ，在 新 形势 下 ，探 索和谐 社 会 的政 治 信 任建 设 就显 得 迫切 和 需要 。本 文 尝试 从政 治 主体 的 角 度进 行 相 关 的
一
定过 程 或参 与 决 定 。在 此 过程 中 ，可 以互相 了解 对方 的 内心 活 动和 意 志 生成 过程 ，最 后达 成 意思 表 示 一致 和 相 互信 任 ，从 而 消除 可 能 发生 的 摩擦 和 中突 ，使 最终 的 结 果具 有 可接 受 性 、公
正性 、准确 性 和 效率 性 。 目前 ，政治 机 关 之 间的 纵 向和 横 向的 沟通 也 显得 很 迫切 。 因此 ，必 须 建立 完 善 的信 息 披 露制 度 。 因 为只 有 首 先在 国家机 关 或 政府 部 门 之 间相 互 沟通 ，防止 政 出 多 门 ，才 能形 成 统一 的 国家 意志 ，才 能使 国 家意 志 具 有统 一性 、 连 续 性和 稳 定 性 ，才 能 在政 治 机 关和 公 众 之 间有 效 沟通 ，才 能
得到 公 众的 信 任 。
４ 在 政 治 信 任 建 设 过 程 中 必 须 实 现 对 制 度 的 信 任 与 对 人 的 信 任 的 统 一
社会信任辩论辩题
社会信任辩论辩题正方观点：社会信任是一个社会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它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社会信任可以促进社会成员之间的合作与协作。
当人们对彼此有信任，他们更愿意相互帮助，共同合作，这将有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其次，社会信任可以减少社会矛盾与冲突。
当人们相互信任时，他们更愿意通过对话与妥协解决问题，而不是采取对抗与冲突的方式。
最后，社会信任可以提高社会的效率与生产力。
在一个信任度高的社会中，人们更愿意投入精力与资源，从而提高社会的整体效率与生产力。
在支持社会信任的观点中，我们可以引用美国经济学家弗朗西斯·福克斯·平克尼的名言，“信任是社会的黏合剂，它能够促进合作，减少冲突，提高效率。
”另外，我们还可以引用欧洲社会学家埃米尔·杜尔凯姆的观点，他认为社会信任是维持社会秩序与稳定的重要因素。
反方观点：然而，社会信任也存在一些问题与挑战。
首先，社会信任的建立需要时间与积累，而一旦受到破坏，恢复起来将会非常困难。
其次，社会信任的建立还需要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比如公平正义、法治环境等。
如果这些前提条件缺失，社会信任的建立将会受到阻碍。
最后，社会信任也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比如经济危机、社会动荡等，这些因素都会对社会信任产生负面影响。
在反方观点中，我们可以引用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普特南的观点，“社会信任是一个脆弱的东西，它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而受损。
”另外，我们还可以引用一些经典案例，比如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由于金融市场的动荡，社会信任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这导致了整个社会的信任危机。
综上所述，社会信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既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与挑战。
因此，在促进社会信任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认识到社会信任的脆弱性，努力去解决社会中存在的不公平、不正义等问题，从而建立起更加稳固的社会信任基础。
国家治理与社会信任
国家治理与社会信任在当今社会中，国家治理与社会信任被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国家治理作为一种管理体系和理念，其初衷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个体权益。
而社会信任，则是国家治理所依赖的基石，它是人们对国家和社会制度的信心和信赖。
本文将从几个方面来探讨国家治理与社会信任的关系以及互相影响的机制。
首先，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对于社会信任的建立起着重要作用。
国家治理的有效与否直接影响人们对于国家的信任程度。
一个高效、公正、透明的国家治理体系，能够有效地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为人们提供公共服务，保障人民的权益。
这种治理体系将增强人们对国家的信任，使社会信任得以建立和巩固。
其次，社会信任的水平也会对国家治理产生重要影响。
社会信任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的有效性。
当一个社会存在着高度信任的情境时，人们更愿意信任国家，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并配合国家的决策和政策。
这将有助于国家治理的顺利推进和实施。
相反，如果社会信任水平较低，人们对国家的信任度下降，可能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和社会问题的加剧。
因此，国家治理的发展需要建立在社会信任的基础上。
再者，国家治理与社会信任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一方面，国家治理的好坏会直接影响社会信任的水平。
当国家治理能够保障人民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时，人们对国家的信任将逐渐增强，社会信任也会不断提升。
另一方面，社会信任的高低也影响国家治理的效果。
社会信任的增强将激励人们更加积极参与社会事务，支持国家治理的决策和政策。
这种积极的社会参与将提高国家治理的效果，进一步增强人们对国家的信任。
与此同时，国家治理与社会信任之间还存在一种互补和制约关系。
社会信任的建立需要依靠国家治理的有效性，而国家治理的顺利推进也需要人们的信任和支持。
因此，国家治理与社会信任之间的互相促进关系是不可或缺的。
然而，要想实现良好的国家治理和建立高水平的社会信任，并非易事。
在现实中，国家治理面临着复杂多变的挑战，如社会矛盾的处理、公共服务的满足等等。
居于社会与政治之间的信任——兼论当代中国的政治信任
居于社会与政治之间的信任——兼论当代中国的政治信任闫健
【期刊名称】《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08(039)001
【摘要】政治信任是公民与政府闻的一种互动,它涉及公民、政府与特定价值之间的特定关系.影响政治信任的因素众多,我们可以将政治信任的影响因素分为三个层次,即个体层次、社会层次和政府层次.当代中国的政治信任状况并不理想,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度随着政府层级的降低而下降:公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最高,省级政府次之,依此类推,公民对乡镇政府的信任度则最低.在当下的中国,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合理调整政府的相关政策,是培育政治信任的现实选择.
【总页数】6页(P26-31)
【作者】闫健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北京,100032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089
【相关文献】
1.当代中国政治信任演变历程及优化途径 [J], 王少泉
2.从人格信任到制度信任:当代中国政治信任模式的变迁 [J], 段慧丹
3.信任与怀疑之间——中国政治信任研究 [J], 戴木茅
4.从人格信任走向制度信任——当代中国政治信任变迁的基本图式 [J], 上官酒瑞
5.现代政治信任建构的根本原理——兼论制度化不信任的功能与限度 [J], 上官酒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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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信任辩论辩题
社会信任辩论辩题正方，社会信任是社会发展的基石，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社会信任是社会稳定和和谐的重要保障。
在一个充满信任的社会中，人们更愿意相互合作，共同推动社会的发展，而不是互相猜疑、防范。
正如美国总统林肯曾经说过，“一个不能自由地信任的人，是一个不能自由地活着的人。
”只有建立起社会信任，人们才能更加自由地生活和工作。
其次，社会信任对于经济发展也有着积极的影响。
在一个信任度高的社会中，商业合作更加顺畅，投资更加稳健，消费者更加愿意购买产品和服务。
相反，在信任度低的社会中，商业合作更加困难，投资风险更大，消费者更加谨慎。
正如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说，“信任是市场经济的基石。
”只有建立起社会信任，经济才能更加繁荣。
最后，社会信任对于政治稳定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一个信任度高的社会中，政府更加得到人民的支持和信任，政治决策更加得到广泛的认可，社会秩序更加稳定。
相反，在信任度低的社会中，政府更加难以施政，政治决策更加难以推行，社会秩序更加混乱。
正如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所说，“信任是政治权力的基础。
”只有建立起社会信任，政治才能更加稳定。
综上所述，社会信任是社会发展的基石，具有重要的意义。
只有建立起社会信任，社会才能更加稳定、经济才能更加繁荣、政治才能更加稳定。
反方，社会信任并非是社会发展的基石，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社会信任并非是社会稳定和和谐的唯一保障。
在现实社会中，即便存在一定的社会信任，仍然会存在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
例如，即便在一个信任度较高的社会中，仍然会存在经济竞争、政治斗争等问题。
因此，社会信任并非是社会稳定和和谐的唯一保障。
其次，社会信任对于经济发展并非是必要条件。
在现实社会中，即便存在一定的社会信任，仍然会存在经济合作的障碍和风险。
例如，即便在一个信任度较高的社会中，仍然会存在商业欺诈、投资失败等问题。
因此，社会信任对于经济发展并非是必要条件。
最后，社会信任对于政治稳定并非是充分条件。
社会信任辩论辩题
社会信任辩论辩题正方，社会信任对于社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社会信任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石，它能够促进人们之间的合作，减少犯罪和冲突，提高社会效率。
首先，社会信任有助于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当人们相互信任时，他们更愿意合作，共同解决问题，这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
其次，社会信任能够减少犯罪和冲突。
在一个信任度高的社会中，人们更倾向于遵守法律和规则，减少欺诈和犯罪行为的发生。
再者，社会信任还能提高社会效率。
在一个信任度高的社会中，人们更愿意分享信息和资源，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因此，社会信任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反方，然而，社会信任并非是一个万能的解决方案。
在现实生活中，社会信任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社会信任并非是一个可以轻易建立起来的东西。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这使得人们更加谨慎和保守，不愿轻易相信他人。
其次，社会信任也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
在经济不景气或者社会动荡的情况下，人们的信任度往往会下降，这会对社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再者，社会信任也可能会被滥用，一些不法分子可能会利用人们的信任来进行欺诈和犯罪活动。
因此，虽然社会信任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它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不能被简单地夸大其作用。
正方，尽管社会信任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它对于社会的重要性。
正如马克思所说，“信任是社会的黏合剂，没有它，社会将会变得支离破碎。
”社会信任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石，它有助于促进人们之间的合作，减少犯罪和冲突，提高社会效率。
因此，我们应该努力营造一个信任度高的社会环境，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反方，尽管社会信任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夸大其作用。
社会信任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不是一个可以轻易建立起来的东西，也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甚至可能会被滥用。
因此，我们应该对社会信任持有一种理性和客观的态度，不能过分夸大其作用。
政治信任与社会和谐：预备立宪的社会责任
政治信任与社会和谐：预备立宪的社会责任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契约，政治信任与社会和谐是构建预备立宪社会责任的基础。
政治信任是政治制度的根本，是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桥梁，只有建立起政治信任，才能实现社会和谐。
预备立宪时，必须要重视政治信任与社会和谐的构建，为此需要坚定不移地增强政治信任、加强社会和谐，彰显政府服务、人民权益的价值取向和财富效应，为预备立宪的实施赢得广泛的支持、广泛的认同和普遍的合作。
一、政治信任是预备立宪的基础政治信任是一个国家的重要标志，也是政治制度发展的基础。
建立政治信任需要秉持公平正义、诚信守信、公正公平等基本原则，才能获得信任。
预备立宪时，必须保障人民参与、民主决策、信息公开等民主制度的运行，加强法治监督和公正审判，建设依法治国的社会，实现社会主义法治。
同时，在政治信任建设的过程中，还要加强政府的自律和监督，加强权力制约和监督，为民服务、为民权益和利益服务，减少权力滥用和腐败行为。
这样，才能建立起共同的政治信任和价值共识，形成正面、积极、稳定的社会心态。
二、社会和谐是预备立宪的目标社会和谐是构建共同繁荣、安定有序的基础，是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要条件。
预备立宪时，政治信任和社会和谐是相辅相成的。
只有建立起政治信任，才能推进社会和谐，而社会和谐又能够巩固政治信任。
为了实现社会和谐，需要加强公共服务和民生保障，以人民为中心，关注民生热点和难点问题，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提升民众的幸福感和自我满足度，使社会形成融洽、安定、和谐的状态。
同时，还要加大对社会矛盾的调处和诉讼处理力度，多开展社会调查和公共参与，增强社会共治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这样，才能弘扬民族精神，坚持文化自信，为预备立宪提供可靠的社会保障和发展支持。
三、预备立宪需要强化政治信任和社会和谐的建设预备立宪的核心任务是制定宪法和相关法律，要坚持“人民主权、法治政治”的基本国策，为构建现代化法治体系、实现人民权利保障和公正司法提供制度保障和条件。
公共治理中的社会信任与合作
公共治理中的社会信任与合作一、社会信任的重要性社会信任是公共治理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它是指在社会成员间建立的一种信任关系。
社会信任不仅能促进合作、协调和稳定，还能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促进资源的优化利用。
而在公共治理中，信任更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首先，信任可以减少摩擦和冲突。
在公共治理中，各方利益不同，意见分歧比较常见。
如果没有信任作为基础，难以协调各方利益，很容易发生冲突和矛盾。
如果各方之间有一定的信任基础，就会更容易协调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减少冲突和摩擦。
其次，信任可以提高效率。
在公共治理中，如果各方之间不信任，会导致信息的不对称和缺失，这会导致决策效率低下。
而如果各方之间有较高的信任，就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和不完整的情况，从而提高决策效率和执行力。
最后，信任可以促进资源优化利用。
在公共治理中，往往存在一些资源的配置不合理和浪费，如果各方之间缺乏信任，很难协调利益，优化资源配置。
而如果各方之间建立了一定的信任关系，就可以更容易地协调利益，将各种资源合理配置，实现互惠共赢。
二、社会信任的制约因素虽然社会信任在公共治理中有重要的作用，但其建立和维护也是需要一定条件和措施的。
社会信任的制约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文化因素。
文化差异是社会信任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
不同文化对信任的定义和理解都有所不同，如果不同文化之间理念不统一，就会影响到社会信任的建立和维护。
2、制度因素。
制度的完善和不完善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很大。
如果制度完善，各种制度的约束能够满足人民的公正诉求，就会增强人们对社会制度的信任。
反之，如果制度不完善或不公正，则可能会破坏社会信任。
3、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也是社会信任的重要制约因素。
如果经济不发达或者资源分配不均，就会导致社会的不公平现象，这可能会破坏人们的信任，从而影响公共治理的效果。
4、历史因素。
历史因素是社会信任的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一个社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会对社会信任的形成和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政治参与与社会信任度的关系研究
政治参与与社会信任度的关系研究社会信任度是一个社会的重要指标，它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依赖程度。
而政治参与则是指公民通过不同的方式参与政治决策和公共事务的行为。
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政治参与的程度将直接影响社会的信任度。
首先，政治参与提升了社会的信任度。
政治参与意味着个人对社会事务的关注和参与，这一参与行为是个人对整个社会系统的承认和信任。
通过政治参与，公民可以通过选举、参与公共讨论等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诉求。
在这个过程中，公民与政府之间建立起了一种互动关系，彼此了解、理解和尊重，从而增加了彼此的信任度。
其次，政治参与推动了政府的透明和廉洁。
政治参与是公民行使权力和监督政府的重要手段。
当公民积极参与政治决策和公共事务，政府不得不更加透明和负责地管理公共资源。
公民对政府的监督和参与，可以有效减少腐败和权力滥用的可能性，提高政府的廉洁度和行政效能。
这种改进可以进一步增加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从而提高社会的整体信任度。
然而，政治参与水平低下也可能导致社会信任度的下降。
如果公民缺乏对政治的关注和参与，政府很难了解到公民的真实需求和意见。
这就可能导致政府决策与公众期待不符，进而减少公众对政府的信任。
此外，政治参与水平低下还会导致社会信息不对称，进而导致社会各界的不信任。
比如，公民缺乏对政府行为的监督，政府官员可能会滥用权力，甚至腐败。
这些不良行为会直接影响到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进而降低整个社会的信任度。
为了提高社会信任度，政府应积极推动政治参与。
首先，政府应加强对公民政治意识的培养，提高公民对政治的关注度。
政府可以通过教育和宣传工作，向公众介绍政治参与的重要性，引发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兴趣。
其次，政府应该提供更多的参与渠道，鼓励公民参与政治决策和公共事务。
政府可以建立社区议会、开展公众听证会等形式的参与机制，增加公民对决策过程的参与度。
最后，政府应提供更多的信息透明机制，向公众公开政府行为、政策决策过程和决策依据。
辩论辩题的社会信任
辩论辩题的社会信任正方，社会信任对于一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
首先，社会信任可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和互助。
在一个充满信任的社会中，人们更愿意彼此信任和帮助，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此外，社会信任也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
在一个信任度高的社会中，商业合作更加顺畅，投资更加稳定，从而促进经济的繁荣。
最重要的是，社会信任可以减少犯罪和社会不安全因素。
在一个信任度高的社会中，人们更加守法，犯罪率更低，社会更加安全稳定。
反方，社会信任固然重要，但并非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唯一因素。
首先，社会信任并不是可以轻易建立和维持的。
在现实社会中，很多人都会因为个人利益而背叛信任，导致信任破裂。
其次，社会信任并不能完全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
即使在一个信任度高的社会中，仍然会存在经济危机和社会问题。
最重要的是，社会信任也并不是可以完全消除犯罪和社会不安全因素。
即使在一个信任度高的社会中，仍然会存在犯罪和社会不安全因素。
正方观点总结，社会信任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可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和互助，促进经济的发展，减少犯罪和社会不安全因素。
正如美国总统林肯曾经说过的，“信任是社会的基石，没有信任，社会就会崩溃。
”另外，以中国古代的“信则有，不信则无”为例，也可以看出信任对社会的重要性。
反方观点总结，虽然社会信任重要，但并非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唯一因素，建立和维持社会信任并非易事，社会信任也并不能完全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也并不是可以完全消除犯罪和社会不安全因素。
因此，社会信任并非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
综上所述，社会信任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但并非是唯一因素。
在建设社会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和持续发展。
政治体系知识：政治体系与社会信任度的关系
政治体系知识：政治体系与社会信任度的关系政治体系和社会信任度是紧密关联的两个方面。
在一个国家或地区，政治体系的稳定性和透明度能够直接影响到社会的信任度。
社会信任度又反过来能够塑造和改变政治体系。
因此，这两个方面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互为依存。
首先，政治体系能够影响社会信任度。
在一个政治体系稳定、公正、透明的国家，人们对政治领导层和政府的信任度是很高的。
这种高度信任不仅仅体现在政治层面上，也体现在民间的信任度。
例如，在一个国家政治体系完善的情况下，人们可能更加信任商业活动，对于日常生活中的信用、契约等问题更加尊重和遵守。
在这种情况下，政治稳定能够引导社会信任，促进社会和谐。
相反地，在缺乏透明度和公正的政治体系中，人们对政治领导层和政府的信任度会大打折扣。
政治腐败、权贵主义、权力滥用等问题容易导致社会信任度的下降，进而引起社会不满和不稳定。
例如，在一些国家中，由于政治腐败、虚假选举和不公正的司法体系，人们对于政治领导层的信任度很低，导致社会信任度也下降到了很低的程度。
第二，社会信任度又能够影响政治体系。
随着社会信任度的下降，人们对政治体制和政治领导层的不信任会逐渐加深，从而导致政治体系的瓦解。
这种瓦解可能表现为政治反叛、政治不合作、政治领袖的弱化等等。
如果反过来，如果政治体系试图建立和加强社会信任，政治体系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将会进一步增强。
因此，政治体系和社会信任度的关系是彼此促进的。
政治领袖和政府需要通过透明化、规范化的政治体系来建立社会信任度。
而社会信任度的增强则可以进一步支持和稳固有效的政治体系。
这种相互关系的建立需要广泛的社会支持和关注，需要在各个领域广泛地加强沟通和合作，以实现政治体系和社会信任度的共同提高。
因此，我们需要相应的政策、法规和改革来支持政治体系和社会信任度的健康发展。
这些措施包括透明化的政治过程、增加政府公开透明度、反腐倡廉、建立规范的权力机制、提高公民知识和意识等等。
同时，我们也需要进一步推进社会信任度的建立，例如提高社会公德心、社会责任感、尊重法治等等。
关于信任的思想政治论文.doc
关于信任的思想政治论文.doc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信任关系正在发生嬗变。
下面是店铺整理的关于信任的思想政治论文，希望你能从中得到感悟!关于信任的思想政治论文篇一中国政治信任的现状及其风险【内容提要】任何关于中国社会政治信任水平或高或低的简单判断，都会失之偏颇而难于形成符合事实的结论，甚至会造成严重政治后果。
根据政治信任理论和民众的政治不信任表达，可以形成政治信任现状的基本判断：政治信任在类型学上属于转型形态;政治信任水平呈现为高低共存的非均衡格局;政治信任流失呈强化趋势，不信任压力增强;政治不信任表达形式日益多样化;政治不信任总体具有可协调性，处于可控范围。
同时，政治信任缺损还隐含着不少风险，可能导致政治信任的整体性坍塌，造成公共政策的阻梗等。
【关键词】政治信任级差政治信任政治不信任政治风险民众的政治信任状况是国内外关注现阶段中国社会与政治生活的一个焦点。
对此，形成了截然不同两种判断：一种认为政治信任度很高。
如世界五大公关公司之一的爱德曼发布的2011年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政府以88%的信任度排名全球第一，比2010年的74%提高了14个百分点。
也有学者在对中国、韩国、日本、台湾等亚洲8个国家和地区比较的基础上，认为政治威权主义与政治信任是一种正相关系，政治威权主义越强的国家和地区，政治信任度也越高。
他得出结论：中国大陆的政治信任在东亚地区处于最高水平。
[1]另一种则认为政治信任度很低。
如《小康》杂志于2009年进行的“信用小康”调查表明，49%的人对政府、人际、公司三类的信用危机表示“都非常担心”，37.8%的人则更担心“政府”的信用危机。
在“您相信政府公布的各种社会经济调查数据吗”的调查中，认为“仅作参考，掺假的成分很多”或“绝对是假的，从来都不信”的比例高达91.1%，而在2007年的调查中，这个比例是79.3%。
加强政治参加和社会信任：预备立宪的参与治理方式
加强政治参加和社会信任：预备立宪的参与治理方式随着中国不断发展和进步，我们国家也在逐步推进预备立宪的工作。
作为中国人，我们也应该加强对政治参与和社会信任的认识，积极参与到预备立宪的参与治理方式中来。
一、政治参与的重要性政治参与是指个人或集体在政治生活中以各种形式发表意见、进行活动、参加选举等行为。
政治参与可以提高政治意识，增强公民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增强社会参与，促进政治稳定和民主发展。
政治参与是作为一个文明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之一，只有积极参与自我管理和公共事务，才能使社会秩序更加稳定，使社会文明更加进步。
因此，政治参与的重要性不容忽视。
二、预备立宪的参与治理方式预备立宪是指国家为了适应自己的发展需要而进行的政治制度改革，旨在整合社会资源，促进国家民主发展。
预备立宪的参与治理方式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通过参与宪法制定，积极表达意见和建议，加强自我管理和公共事务的参与，为国家民主发展奠定基础。
（二）通过参与公共事务，积极参与社会管理，了解和把握自己的权利，提高政治意识。
（三）通过参与论坛和研讨，加强思想交流，提高自我素质，提高社会信任度，增强社会活力。
（四）通过参与政治讨论，加强自我表达，增强社会参与，促进社会治理。
三、加强社会信任的重要性社会信任是指社会中人们的相互信任和尊重。
在现代社会中，社会信任对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人民群众的幸福和谐等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社会信任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一个社会，如果不能建立起良好的信任体系，就会出现各种问题。
例如，社会犯罪率和腐败现象严重，投资风险增大，社会信任度降低等等。
四、加强信任的建设在建设信任的过程中，需要采取一些具体的措施，如：（一）加强政府的公开透明，为民众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
（二）加强社会组织和民间团体的建设，提高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能力。
（三）加强社会矛盾化解，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四）加强社会信仰和道德规范的建设，增强人们的道德性和责任感。
社会信任辩论辩题
社会信任辩论辩题正方，社会信任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石。
社会信任是指人们对他人和社会机构的信任和依赖程度。
社会信任的存在可以促进社会成员之间的合作和互助，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首先，社会信任可以促进经济发展。
在一个信任度高的社会中，人们更愿意进行合作和交易，这有利于经济的繁荣。
例如，瑞士是一个信任度较高的国家，其经济发展水平也相对较高。
其次，社会信任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维护。
在一个信任度高的社会中，人们更愿意遵守法律和规章，减少犯罪和违法行为。
例如，日本是一个信任度较高的国家，其社会秩序相对较好。
因此，可以说社会信任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石。
反方，社会信任并非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石。
社会信任虽然有其积极作用，但并非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石。
首先，社会信任并非是必要条件。
有些国家的社会信任度并不高，但仍然能够保持相对稳定和发展。
例如，中国是一个社会信任度较低的国家，但其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较高。
其次，社会信任并非是充分条件。
即使社会信任度高，也并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例如，一些欧洲国家的社会信任度较高，但仍然存在社会动荡和经济问题。
因此，可以说社会信任并非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石。
名人名句及经典案例。
名人名句，亚里士多德曾说过，“信任是友谊的基础。
”这句话表明了信任在人际关系中的重要性。
经典案例，北欧国家是世界上社会信任度较高的地区，其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水平也相对较高，这可以作为社会信任对社会稳定和发展的积极影响的案例。
综上所述，社会信任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石，但并非是唯一的因素。
在实际社会中，还需要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不能简单地将社会信任视为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唯一因素。
社会信任感与政治体制的关系
政治体制与社会信任感的关系政治体制和社会信任感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
当今世界各国的政治体制多样，差别也是很大的，所以在进行政治体制的对比之时不在于政治的形式，而在于政治统治的有效性。
就像亨廷顿所说的：“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
”所以在论述政治体制与社会信任感的关系，其实就是政治的有效程度，也可以说是政府的有效程度与社会信任感之间的关系。
社会信任感是一种社会文化，是一种很重要的社会文化，它表示个人之间、个人与各种组织之间、各种组织之间的相互信任程度的关系。
社会文化中缺乏信任感将会给政治的建设、政策的实施带来很大的阻碍，从更高的层面来说将会影响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发展。
如果政治或政治缺乏稳定性和有效性，将会使得公民之间缺乏信任，更别说所谓的民族和公众对政治对国家的忠诚心理。
从原因的角度来看，公众对于政治缺乏信任感，有可能和他们的政治社会化的过程有关。
如果生活在一个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感的社会中，他们在家庭和部族中被教育成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只有家人和族人值得信任；他们在社会交往和大众传媒上感受到的都是被欺骗和充斥着无休无止的争斗，那么他们可能尚能对家庭和部族保持忠诚，而在上升到更大范围的政治体制之上他们就极度缺乏信任感了。
在缅甸，孩子从小就被教导：“只有在家人中间才是安全的，所有外人，特别是陌生人，都是祸根，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与此相反的是，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中充满着对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的要求。
儒家文化强调入世，个人的发展过程是“修身、齐家、治国，最后上升为平天下。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
”其中的信，有诚信的意思，诚信当然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从反面来说就是信任与被信任的关系。
这种信任感从最小的个人与个人之间，一直上升到个人对政治，对整个国家的信任，所以强调集体主义是我国重要的文化传统。
古代的忠君报国，抵御外族侵略都是其外在的表现。
从政治参与的角度来看，社会信任感的缺失，会使得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感，人与人之间充满猜疑，导致人们在政治上的不宽容。
政治信任研究的理论综述
政治信任研究的理论综述【摘 要】政治信任为我们提供了观察治理实践和国家与社会间关系的洞察力,它日益成为政治学研究中的重要理论话题。
论文从政治信任的涵义出发,分别探讨了以政治信任为因变量,现有研究中的三种解释路径,及以政治信任为自变量,其产生的影响与后果,最后评述了当前中国政治信任研究的现状,及西方政治信任理论的可借鉴之处。
【关键词】政治信任 政府绩效 社会资本自20世纪70年代美国兴起政治信任的研究以来,政治信任逐渐引起了很多学者的研究兴趣。
利维和斯托克(Levi& Stoker,2000)概括了推动政治信任研究在美国兴起的三重因：一是1965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和1968年盖森《权力与不满》的公开出版;二是1960年代和1970年代早期的社会和政治动荡,包括种族关系和公民权利运动,也包括越南战争;三是关于美国全国选举调查(National ElectionSurvey)政府信任问题的调查中,美国公民的信任百分比长期急剧下滑,尤其是1964-1972年间。
这些因素都使得20世纪70年代早期出现了对政治信任的大量研究。
政治信任的研究因此在西方政治学界发展起来,并逐步成为政治学和社会学关注的重要领域。
本文从政治信任的涵义出发,分别探讨了以政治信任为因变量，现有研究中的三种解释路径,及以政治信任为自变量，其产生的影响与后果,最后评述了当前中国政治信任研究的现状，及西方政治信任理论的可借鉴之处。
一、何为政治信任?当代社会政治信任的学术研究呈不断增长趋势,然而我们必须首先厘清的问题是,政治信任的涵义到底是怎样的?应该如何看待公民对政府的这种政治信任?(一)政治信任的涵义对政治信任进行研究,首先要明确政治信任的概念。
政治信任首先是信任的一种。
政治信任只是信任的一种,它和所谓的信任文化(福山, 2001;尤斯拉纳, 2006;佩雷菲特, 2005)及其引起的信任社会(佩雷菲特, 2005)、社会资本(帕特南, 2001)等概念的涵义截然不同。
政 治信任常用理论知识
政治信任常用理论知识政治信任是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对于政治体系的稳定、有效运行以及社会的和谐发展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在政治学和社会学等领域，有许多关于政治信任的理论知识，这些理论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政治信任的形成、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
一、社会契约理论与政治信任社会契约理论是探讨政治信任的基础理论之一。
该理论认为，人们为了保障自身的权利和利益，通过契约的方式让渡一部分权利给政府，形成政治权力。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承担着保障公民权利和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
如果政府能够履行契约，满足公民的期望，那么公民就会对政府产生信任；反之，如果政府违背契约，不能保障公民的权利和利益，公民则会对政府失去信任。
社会契约理论强调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认为政治信任是基于政府对契约的履行程度。
例如，在一个法治健全的社会中，政府依法执政，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财产权等基本权利，公民就会认为政府是值得信任的。
二、政治文化理论与政治信任政治文化理论关注社会成员的政治态度、价值观和信仰对政治信任的影响。
不同的政治文化会塑造出不同程度的政治信任。
例如，在一些强调公民参与和民主价值的社会中，公民对政治体系的信任度可能较高，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能够通过参与政治过程影响政府决策。
而在一些传统的权威主义文化占主导的社会中，公民可能更倾向于服从政府的权威，对政府的信任更多地基于对权威的敬畏，而非对政府绩效的评估。
此外，社会的教育水平、宗教信仰、历史传统等因素也会影响政治文化，进而影响政治信任的形成和发展。
三、制度主义理论与政治信任制度主义理论认为，政治制度的设计和运行对政治信任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个健全、透明、公正的政治制度能够增强公民对政治体系的信任。
例如，选举制度的公正性和竞争性能够让公民感受到自己的政治权利得到保障，从而增加对政治体系的信任。
同时，权力制衡机制可以防止权力滥用，保障公民的权益，提高政治信任。
相反，如果政治制度存在缺陷，如腐败盛行、权力不受约束，公民就会对政治体系失去信心。
试述信任与政治合法性论文.doc
试述信任与政治合法性论文信任与政治合法性论文导读：本论文是一篇关于信任与政治合法性的优秀论文范文,对正在写有关于信任论文的写有一定的参考和指导作用,摘要：信任是主体与主体、主体与客体间的互信关系、依赖关系、合作关系以及承诺与践行关系。
以信任为基础的政治合法性能够产生社会和谐，政治合法性只有以信任为前提，才能增强人们之间的信任关系，形成信任与政治合法性的互动双赢格局。
本文以信任为切入点，以信任的视域检视政治合法性，以期从中梳理信任与政治合法性的内在关联，从而前瞻其对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影响和作用。
关键词：信任；政治合法性；政治统治1007-8207（2014）10-0017-05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一书中指出：“中国社会是一个低信任度的社会，关系X的层层交织，人们法治观念的淡薄等使中国很难产生较为充足的社会信任，再加上政府绩效低下，人们的权利往往得不到有效的保护等，这些都使中国构建信任困难重重”。
[1]那么，我国如何构建以信任为基础的政治合法性，使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得以有效平稳地运转是本文着重探讨的理由。
一、信任有关信任的研究是在20世纪80-90年代兴起的。
由于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入，全球许多国家都以市场经济作为本国经济运转的主体，这样，社会关系、政治关系也就深深地烙上了市场经济的印记；再加上政治统治的经济学解释、社会行动的利益人解释等在社会中占据一定的地位，导致人们对社会生活中的信任、政治治理中的信任、制度变革中的信任产生了诸多的疑问。
在此背景下，有关学者开始了对信任的研究，尤其是对信任和经济活力、信任和政治治理的研究得以深化。
《新帕尔格雷夫法经济大辞典》对信任给予了这样的说明：“个人之间信任关系的动机结构的最本质的说明是一种交易，这种交易不能当场完成而要求在一方履行之后或者收益依赖于另一方履行的一方做出郑重承诺之后，另一方也同样地履行。
”[2]这是从交易的角度谈及信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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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曾经有一幅漫画，背景是一家小卖部，顾客手里拿着刚买的一包香烟，在端详这是否是假烟，而店主则在检查刚收到的钱是否是一张假币。
漫画直接讽刺的是假冒产品的泛滥，同时也非常形象地揭示了人们之间相互不信任的现象。
不客气地说，我国目前的社会信用程度和社会信任度都是比较低的，其所造成的危害也是相当严重的。
在广大农村，许多地方的道路等公共设施严重毁坏，给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了诸多不方便，直接影响了人们的活动效率。
村委会让各家摊钱来维护道路，但人们都拒绝出钱。
表面上看原因是农民自私，对公益事业缺乏热情，不会算大账，实际上并不完全是这么回事，主要原因是对村干部的极度不信任，害怕各家摊的钱流入了村干部的腰包。
所以，宁肯忍受各种不方便以及造成的利益损失，也不愿意让村干部占了便宜。
正是这种不信任，使得许多公益事业无法开展，许多合作性事业无法起步，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
前两年闹得纷纷扬扬的拖欠农民工的工资问题，有不少实际是由于三角债而形成的，包括一些政府部门也长期拖欠建筑企业的工程款，成为拖欠工资的主因。
工人对企业不信任，难以调动生产的积极性；企业之间相互信任，合同履行率很低，难以进行有效的合作；企业对政府不信任，产生了许多短期行为。
这些都反应出我国目前存在的信任问题已经十分的严重，并且影响到各个方面，给社会和人们的正常生活和工作带来很大的不便。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刻变、社会结构的深入进行、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和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当代中国社会的信任模式正面临着全面而深刻的现代转型。
随着个人活力的充分释放，自由选择空间的拓展，无论是在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以及政治生活中，整合这些细胞活力以形成整体合力的能力却没有得到相应提高，尤其是作为制度化的整合能力没有得到强化，于是出现了大量的无序性行为。
其严重后果既表现为社会信任的普遍缺失，也表现为政治信任的流失。
本文旨在从理论上探讨社会信任、政治信任的涵义以及二者产生的内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二者之间的关系，以为日后研究当前我国当前社会信任和政治信任缺失的原因及其补救措施作理论上的铺垫。
一、社会信任（一）基本含义在某种意义上讲，信任是在没有取得对另一个人的充分认识和控制的情况下，愿意与他们合作，以一定的方式方法行事，更是一种行为或行动。
信任是对被信任者的善意期望的一种确信，既是一种介于妄想症与愚蠢的信仰或者鲁莽的轻信之间的中庸之道，又是社会人本应具有的一种品质。
因此，我们可以对社会信任作如下定义：社会信任是在一定的知识信息的情景下，但是又不能或者没有必要对另一方实施绝对的监督与控制时，社会成员基于道德与利益的考虑，相信彼此在社会交往中会做出符合制度规则、契约要求或者自身利益的行为，因此对对方寄予一定的善意的期望并采取一定的行动使期望变为现实。
社会信任是社会制度和文化规范的产物，是建立在法理或伦理基础上的一种社会现象。
1.社会信任的基本特征社会信任作为一种普遍信任，与私人信任、熟人信任等特殊信任相比，有如下特征：(1) 契约性社会信任是社会成员间基于道德与利益的综合考虑作出的，是一种相互期望、相互寄托、相互依赖的心理契约。
人们通过法律的强制性、权威性和道德的感染力、号召力，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达成共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减少社会摩擦，拆除交往壁垒，以合作、信任代替对抗与怀疑，追求社会生活的双赢。
福山也指出信任可以在一个行为规范、诚实而合作的群体中产生，它依赖于人们共同遵守的规则和群体成员的素质。
这里的规范、规则其实就是一种社会承诺，是联结社会成员的心理纽带，是隐性的契约。
(2) 感性社会信任的超情感性是指社会成员间的相互信任超越了情感因素，不以其为基础，超越人格熟悉与情感亲近，是一种普遍化的信任。
它有别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特殊信任，是社会成员因自身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对社会中的大多数人，主要是知之甚少或与自身没有什么密切交往的人的信任。
(3) 道德性社会信任的道德性是指社会信任具备德性的资格。
德性是一种自愿的实践，它体现并发展我们的能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能力会成为一种习惯，从而对我们的行为起决定作用。
信任涉及人际关系，靠个人的沟通而发展，当我们充分信任他人，认真倾听并虚心接受批评时，我们在改变着我们的沟通方式，使它变得更好，这种改变具有德性。
即使当寄予信任换来的是背叛是伤害，仍不改变其属性，因为它从反面告诉我们对别人的信任回报以信任是极其可贵的。
(4) 公共品属性如前所述，社会信任是全体社会成员间的隐性承诺，由全体社会成员践行，其利益性作用于全体社会成员，具有公共品的属性。
当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牢记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诺言，对社会施以普遍的信任时，会削减交往的成本，提高交往的效率，最终造福所有社会成员。
(5) 风险性社会信任的风险性是指对他人不可确定和不能控制的行为寄予一定的信任时总伴随有一定的风险。
尽管我们对被信任者怀有善意的期望，但总是存在着被信任者失信于我们的时候。
这种伤害不仅有精神方面的还有物质方面的。
我们可能痛心地发现人们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好，并且因为相信了某些不该相信的人或事而感到后悔沮丧。
这就是信任带来的风险。
（二）产生机制作为理性行为的信任的发生，是建立在行动者对于信任可能带来的收益与成本的比较的基础之上。
这种理性的比较所需要的信息，则主要通过两种基本机制来获得：一是根据过往的互动经验来判断受信人的可信度，我们把由此种机制生成的信任称为“经验为基的信任”；二是根据对受信人滥用信任的动机的控制能力来判断受信人的可信度，我们把经由此种机制生成的信任称为“控制为基的信任”。
1.经验为基的信任在决定是否信任他人时，行动者对于自己与他人的信任游戏(Trustgame)的很多面向(如他人的动机、互动赖以发生的具体社会情境的属性等)可能并不熟悉。
因此，他(她)通常不具有充分的信息去作出完全理性的决策。
这时，行动者可能根据过往的经验做出信任他人与否的决定。
这样的信任，我们称之为“经验为基的信任”。
它的生成、运作，依赖于对过去互动经验的习得。
即使不具有充分的信息，行动者对于自己对他人的信任被滥用可能带来的损失都会作出初步评估，尽管他们无法完全准确预测损失将具体有多少。
另一方面，受信人也知道托信人会评估自己的信任被滥用时的损失。
在这些初步信息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决定是否信任他人，行动者可以从过去的信任情境(Trust situation)中获得其它行动者的动机(Incentive)、信念(Belief)以及其他特征等信息，并根据这些过去的经验来决定当前的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过去的信任情境，既可能是发生在受信人与托信人之间的，也可能是发生在其他第三者与受信人之间的。
一个为过去经验证明为可信的人，在现在、未来的类似信任情境中很可能被再次为他人信任。
否则，受信人将不被新任。
不少社会学研究文献对信任游戏中的如此学习效应已有所论述(参见Granovetter，1985；科尔曼，1999)。
在经验主导的信任中，托信人往往只考虑自己从过去的类似信任选择中得到的收益，以及当前的信任行为可能给自己带来的回报，受信人的可能收益则不被考虑在内。
这种信任分别有两种不同的运作机制：一种是信念为基的信任模型，另一种是选择强化的信任模型。
在信念为基的信任模型中，行动者单纯根据自己对于其他行动者的可信度的认知、信念来决定是否托信于其，而不考虑其他行动者的行为模式的变化。
至于行动者对于他人可信度的认知与信念的变动、更新，则是根据其他行动者的过去行为而定。
在选择强化的信任模型中，行动者的托信行为则是根据其自身过去的托信行为带给他们的收益而定。
倘若他们满足于彼时的收益，那么在现在或未来的类似情境中，他们就将继续信任他人。
否则，行动者将倾向于保留他们的信任。
换言之，过去信任游戏中的正面经验有利于促进信任的增长，而负面的经验则会抑制信任的发生。
上述论断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经验证据的支持(参见Gulat，i 1995；Heckathorn，1996；Macy &Skvoretz，1998等)。
根据经验为基的信任的发生机制，不少研究着手探讨了在两难的信任情境之中的行动者的行为选择。
这些研究设计，大多允许行动者根据自己对目前行为选择后果的满意情况来修正其在未来信任游戏中的选择。
研究表明，在这个条件下，合作问题、公共产品问题通常都能得到良好的解决。
这些研究发现显示，过去经验主导的信任能够良好地协调好行动者之间的交往模式，促进信任与合作的发生。
过去经验之于信任决策的如此效应，无论是在双边的信任游戏中，还是在多边的信任游戏中，都有充分显现。
比如劳勒尔(Lawler)等人的一项研究就发现，多边信任游戏关系中产生的正面经验显著提高了其后的信任水平，诱发了信任行为的发生(Lawler & Yoon，1996)。
巴特(Burt)和内茨(Knez)的研究则表明，在一个信息共享的绵密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存有的信任游戏经验，既可能促进信任的生成，也可能降低该关系网络中的信任水平(Burt&Knez，1995)。
2.控制为基的信任与建立在过去经验基础之上的信任不同，行动者关于是否托信他人的决定，也可能根据其对受信人滥用其信任的损益情况、对其滥用信任的动机的评估而定。
当行动者确信受信人滥用信任的行为只能降低其收益时，他(她)将倾向于做出信任受信人的决定。
相反，如果行动者认为受信人滥用信任的行为将会给受信者带来比珍重信任的行为带来更多的收益时，行动者将选择不信任。
按照理性选择理论，行动者的行动目的在于效用(Utility)的最大化。
在这个目标的导引下，行动者总是选择那些能为其带来最大效用的策略、行动方案。
因此，只有在现有的社会控制体系能够确保滥用信任的收益少于珍重信任的收益，或者行动者自己可以及时有效地惩罚滥用信任者、控制其滥用信任的动机时，行动者才可能会托信于人。
受信者滥用信任的动机受到外在多种因素的制约。
首先，托信者与受信者之间是否存在长期性的相互依赖关系是影响受信者是否会滥用信任的重要因素。
如果信任游戏只是一次性的，行动者就没有机会在未来惩戒滥用信任者、进而控制其滥用信任的动机。
相反，当游戏双方存在着长期性的相互依赖，那么，滥用信任者就面临着在将来得不到托信人的信任的风险。
这就意味着受信人需要付出重新找其他交易人的成本。
当这种成本大于滥用信任所能带来的回报时，作为理性人的受信者滥用信任的动机将会显著降低。
在此种状况下，托信者的信任倾向偏高，而受信者的可信度也相应增高。
当受信者不必长期依赖于托信人时，托信人对受信人滥用信任的动机的控制能力将会显著减弱。
比如，在托信人不再信任他(她)时，受信人可以转而与其他行动者交易。
但是，如果托信人不只是单一的行动者、而是由多个行动者构成的网络群，并且网络群体成员间可以充分地对受信人的可信度进行讨论、沟通时，受信人滥用信任的动机将得到进一步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