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生与共存——论政治信任和社会信任

前言
曾经有一幅漫画，背景是一家小卖部，顾客手里拿着刚买的一包香烟，在端详这是否是假烟，而店主则在检查刚收到的钱是否是一张假币。

漫画直接讽刺的是假冒产品的泛滥，同时也非常形象地揭示了人们之间相互不信任的现象。

不客气地说，我国目前的社会信用程度和社会信任度都是比较低的，其所造成的危害也是相当严重的。

在广大农村，许多地方的道路等公共设施严重毁坏，给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了诸多不方便，直接影响了人们的活动效率。

村委会让各家摊钱来维护道路，但人们都拒绝出钱。

表面上看原因是农民自私，对公益事业缺乏热情，不会算大账，实际上并不完全是这么回事，主要原因是对村干部的极度不信任，害怕各家摊的钱流入了村干部的腰包。

所以，宁肯忍受各种不方便以及造成的利益损失，也不愿意让村干部占了便宜。

正是这种不信任，使得许多公益事业无法开展，许多合作性事业无法起步，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

前两年闹得纷纷扬扬的拖欠农民工的工资问题，有不少实际是由于三角债而形成的，包括一些政府部门也长期拖欠建筑企业的工程款，成为拖欠工资的主因。

工人对企业不信任，难以调动生产的积极性；企业之间相互信任，合同履行率很低，难以进行有效的合作；企业对政府不信任，产生了许多短期行为。

这些都反应出我国目前存在的信任问题已经十分的严重，并且影响到各个方面，给社会和人们的正常生活和工作带来很大的不便。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刻变、社会结构的深入进行、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和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当代中国社会的信任模式正面临着全面而深刻的现代转型。

随着个人活力的充分释放，自由选择空间的拓展，无论是在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以及政治生活中，整合这些细胞活力以形成整体合力的能力却没有得到相应提高，尤其是作为制度化的整合能力没有得到强化，于是出现了大量的无序性行为。

其严重后果既表现为社会信任的普遍缺失，也表现为政治信任的流失。

本文旨在从理论上探讨社会信任、政治信任的涵义以及二者产生的内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二者之间的关系，以为日后研究当前我国当前社会信任和政治信任缺失的原因及其补救措施作理论上的铺垫。

一、社会信任
（一）基本含义
在某种意义上讲，信任是在没有取得对另一个人的充分认识和控制的情况下，愿意与他们合作，以一定的方式方法行事，更是一种行为或行动。

信任是对被信任者的善意期望的一种确信，既是一种介于妄想症与愚蠢的信仰或者鲁莽的轻信之间的中庸之道，
又是社会人本应具有的一种品质。

因此，我们可以对社会信任作如下定义：社会信任是在一定的知识信息的情景下，但是又不能或者没有必要对另一方实施绝对的监督与控制时，社会成员基于道德与利益的考虑，相信彼此在社会交往中会做出符合制度规则、契约要求或者自身利益的行为，因此对对方寄予一定的善意的期望并采取一定的行动使期望变为现实。

社会信任是社会制度和文化规范的产物，是建立在法理或伦理基础上的一种社会现象。

1.社会信任的基本特征
社会信任作为一种普遍信任，与私人信任、熟人信任等特殊信任相比，有如下特征：
(1) 契约性
社会信任是社会成员间基于道德与利益的综合考虑作出的，是一种相互期望、相互寄托、相互依赖的心理契约。

人们通过法律的强制性、权威性和道德的感染力、号召力，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达成共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减少社会摩擦，拆除交往壁垒，以合作、信任代替对抗与怀疑，追求社会生活的双赢。

福山也指出信任可以在一个行为规范、诚实而合作的群体中产生，它依赖于人们共同遵守的规则和群体成员的素质。

这里的规范、规则其实就是一种社会承诺，是联结社会成员的心理纽带，是隐性的契约。

(2) 感性
社会信任的超情感性是指社会成员间的相互信任超越了情感因素，不以其为基础，超越人格熟悉与情感亲近，是一种普遍化的信任。

它有别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特殊信任，是社会成员因自身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对社会中的大多数人，主要是知之甚少或与自身没有什么密切交往的人的信任。

(3) 道德性
社会信任的道德性是指社会信任具备德性的资格。

德性是一种自愿的实践，它体现并发展我们的能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能力会成为一种习惯，从而对我们的行为起决定作用。

信任涉及人际关系，靠个人的沟通而发展，当我们充分信任他人，认真倾听并虚心接受批评时，我们在改变着我们的沟通方式，使它变得更好，这种改变具有德性。

即使当寄予信任换来的是背叛是伤害，仍不改变其属性，因为它从反面告诉我们对别人的信任回报以信任是极其可贵的。

(4) 公共品属性
如前所述，社会信任是全体社会成员间的隐性承诺，由全体社会成员践行，其利益性作用于全体社会成员，具有公共品的属性。

当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牢记我为人人，人
人为我的诺言，对社会施以普遍的信任时，会削减交往的成本，提高交往的效率，最终造福所有社会成员。

(5) 风险性
社会信任的风险性是指对他人不可确定和不能控制的行为寄予一定的信任时总伴随有一定的风险。

尽管我们对被信任者怀有善意的期望，但总是存在着被信任者失信于我们的时候。

这种伤害不仅有精神方面的还有物质方面的。

我们可能痛心地发现人们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好，并且因为相信了某些不该相信的人或事而感到后悔沮丧。

这就是信任带来的风险。

（二）产生机制
作为理性行为的信任的发生，是建立在行动者对于信任可能带来的收益与成本的比较的基础之上。

这种理性的比较所需要的信息，则主要通过两种基本机制来获得：一是根据过往的互动经验来判断受信人的可信度，我们把由此种机制生成的信任称为“经验为基的信任”；二是根据对受信人滥用信任的动机的控制能力来判断受信人的可信度，我们把经由此种机制生成的信任称为“控制为基的信任”。

1.经验为基的信任
在决定是否信任他人时，行动者对于自己与他人的信任游戏(Trustgame)的很多面向(如他人的动机、互动赖以发生的具体社会情境的属性等)可能并不熟悉。

因此，他(她)通常不具有充分的信息去作出完全理性的决策。

这时，行动者可能根据过往的经验做出信任他人与否的决定。

这样的信任，我们称之为“经验为基的信任”。

它的生成、运作，依赖于对过去互动经验的习得。

即使不具有充分的信息，行动者对于自己对他人的信任被滥用可能带来的损失都会作出初步评估，尽管他们无法完全准确预测损失将具体有多少。

另一方面，受信人也知道托信人会评估自己的信任被滥用时的损失。

在这些初步信息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决定是否信任他人，行动者可以从过去的信任情境(Trust situation)中获得其它行动者的动机(Incentive)、信念(Belief)以及其他特征等信息，并根据这些过去的经验来决定当前的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过去的信任情境，既可能是发生在受信人与托信人之间的，也可能是发生在其他第三者与受信人之间的。

一个为过去经验证明为可信的人，在现在、未来的类似信任情境中很可能被再次为他人信任。

否则，受信人将不被新任。

不少社会学研究文献对信任游戏中的如此学习效应已有所论述(参见Granovetter，1985；科尔曼，1999)。

在经验主导的信任中，托信人往往只考虑自己从过去的类似信任选择中得到的收
益，以及当前的信任行为可能给自己带来的回报，受信人的可能收益则不被考虑在内。

这种信任分别有两种不同的运作机制：一种是信念为基的信任模型，另一种是选择强化的信任模型。

在信念为基的信任模型中，行动者单纯根据自己对于其他行动者的可信度的认知、信念来决定是否托信于其，而不考虑其他行动者的行为模式的变化。

至于行动者对于他人可信度的认知与信念的变动、更新，则是根据其他行动者的过去行为而定。

在选择强化的信任模型中，行动者的托信行为则是根据其自身过去的托信行为带给他们的收益而定。

倘若他们满足于彼时的收益，那么在现在或未来的类似情境中，他们就将继续信任他人。

否则，行动者将倾向于保留他们的信任。

换言之，过去信任游戏中的正面经验有利于促进信任的增长，而负面的经验则会抑制信任的发生。

上述论断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经验证据的支持(参见Gulat，i 1995；Heckathorn，1996；Macy &Skvoretz，1998等)。

根据经验为基的信任的发生机制，不少研究着手探讨了在两难的信任情境之中的行动者的行为选择。

这些研究设计，大多允许行动者根据自己对目前行为选择后果的满意情况来修正其在未来信任游戏中的选择。

研究表明，在这个条件下，合作问题、公共产品问题通常都能得到良好的解决。

这些研究发现显示，过去经验主导的信任能够良好地协调好行动者之间的交往模式，促进信任与合作的发生。

过去经验之于信任决策的如此效应，无论是在双边的信任游戏中，还是在多边的信任游戏中，都有充分显现。

比如劳勒尔(Lawler)等人的一项研究就发现，多边信任游戏关系中产生的正面经验显著提高了其后的信任水平，诱发了信任行为的发生(Lawler & Yoon，1996)。

巴特(Burt)和内茨(Knez)的研究则表明，在一个信息共享的绵密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存有的信任游戏经验，既可能促进信任的生成，也可能降低该关系网络中的信任水平(Burt&Knez，1995)。

2.控制为基的信任
与建立在过去经验基础之上的信任不同，行动者关于是否托信他人的决定，也可能根据其对受信人滥用其信任的损益情况、对其滥用信任的动机的评估而定。

当行动者确信受信人滥用信任的行为只能降低其收益时，他(她)将倾向于做出信任受信人的决定。

相反，如果行动者认为受信人滥用信任的行为将会给受信者带来比珍重信任的行为带来更多的收益时，行动者将选择不信任。

按照理性选择理论，行动者的行动目的在于效用(Utility)的最大化。

在这个目标的导引下，行动者总是选择那些能为其带来最大效用的策略、行动方案。

因此，只有在现有的社会控制体系能够确保滥用信任的收益少于珍重信任的收益，或者行动者自己可以及时有效地惩罚滥用信任者、控制其滥用信任的动机时，行动者才可能会托信于人。

受信者滥用信任的动机受到外在多种因素的制约。

首先，托信者与受信者之间是否存在长期性的相互依赖关系是影响受信者是否会滥用信任的重要因素。

如果信任游戏只是一次性的，行动者就没有机会在未来惩戒滥用信任者、进而控制其滥用信任的动机。

相反，当游戏双方存在着长期性的相互依赖，那么，滥用信任者就面临着在将来得不到托信人的信任的风险。

这就意味着受信人需要付出重新找其他交易人的成本。

当这种成本大于滥用信任所能带来的回报时，作为理性人的受信者滥用信任的动机将会显著降低。

在此种状况下，托信者的信任倾向偏高，而受信者的可信度也相应增高。

当受信者不必长期依赖于托信人时，托信人对受信人滥用信任的动机的控制能力将会显著减弱。

比如，在托信人不再信任他(她)时，受信人可以转而与其他行动者交易。

但是，如果托信人不只是单一的行动者、而是由多个行动者构成的网络群，并且网络群体成员间可以充分地对受信人的可信度进行讨论、沟通时，受信人滥用信任的动机将得到进一步的控制。

在这种情况下，对信任的滥用不仅将导致受信者在未来无法得到被其滥用信任的托信人的信任，也得不到托信人社会网络内其他行动者的信任。

因为托信人所在网络群体内的信息沟通，关于受信人的不可信的信息被广泛传播，其名声被毁。

由此，其被信任的可能性降低。

这种孤立，显著增强了滥用信任者将后的交易成本，能够有效降低受信者滥用信任的动机。

可见，信任游戏参与者所在的社会网络状况对于信任水平的维持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不过，这种可以有效沟通信息的网络并不总是存在。

一方面，有的行动者并不乐意将相关的信息与其他人分享；另一方面，有的行动者更没有自己所属的社会网络，缺乏必要的社会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通过法律、规章等正式的制度建立起来的社会控制体系对于受信人滥用信任的动机的控制显得特别紧要。

当托信人明确自己可以依赖这种正式的社会控制体系来确保受信人不会产生滥用信任的动机时，行动者将可能做出信任受信人的决定。

否则，信任选择会更加谨慎。

因为这个原因，一般地，在法制健全的法治国家，社会的信任水平通常高于人治的专权国家。

健全的社会控制体系能够及时有效地对滥用信任者予以惩罚，进而削弱一般受信者滥用信任的动机，提高整个社会的信任水平。

3.经验与控制并重的信任
在作出是否信任他人的决策时，经验与控制并不总是分离的。

如果可能，行动者更倾向于同时利用这两种不同的机制进行决策。

这种经验与控制并重的信任能够更大程度地确保托信人的信任行为给其带来的回报。

博弈论有关合作行为的研究为此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理论支持。

例如，为了研究合作行为的发生条件，阿科瑟罗德(Axelrod)设计
了一种反复发生的囚徒困境式的游戏。

在这个游戏中，如果游戏双方都选择合作，那么，双方都将获利；如果一方选择合作，另一方选择背信，那么背信者将获得比双方都合作时候能够获得的利益更多的利益，而合作方则将一无所获；如果双方都选择不合作，那么，双方的收益都将小于双方都合作的收益。

为了找到一个在此种游戏中的最好行动策略，阿科瑟罗德邀请来自于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与数学等学科领域中的博弈理论专家分别设计出自己的行动方案。

他特别提醒方案设计者可以利用已经进行的互动、游戏经验来决定现在是选择合作还是背信。

在所有14名专家都提交他们的游戏方案后，阿科瑟罗德让这些方案来参加由他主持的电脑模拟囚徒困境联赛(Computer Prisoner s Dilemma Tourna-ment)。

令人惊讶的是，在联赛中最终胜出的(收益最多、积分最高)方案竟然是设计最为简单的“以牙还牙”(TIT FOR TAT)的策略———不主动背信，但是一旦对方背信，立刻予以报复，一旦对方开始合作，立刻予以合作(参见Axelrod，1984)。

此种“以牙还牙”策略的成功充分表明：第一，行动者会根据过去的互动经验来决定当下是否信任他人，是否与人合作；第二，行动者会通过惩罚手段来控制他人滥用信任的动机，确保自己的合作行为不被滥用。

从这里可以看到，当我们在将信任的发生机制区分为经验主导的信任与控制主导的信任时，我们并不能将这二者视为相互排斥、互不兼容的。

实际上，也存在着阿科瑟罗德设计的游戏中呈现的第三种信任，行动者同时根据经验与控制体系的状况综合考虑而做出的信任选择。

二、政治信任
政治信任对政治体系的续存和发展具有决定作用。

它是民众基于理性思考、实践感知、心理预期等对于政治制度、政府及政策、公职人员行为的信赖，是一个历史的，不断调整、修复和发展的动态过程。

在当代中国，建构和培育政治信任不仅关系到我们党的执政合法性和社会政治稳定，而且事关民族团结、多元社会和谐以及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

（一）基本含义
政治信任是一个多元结构的统一。

它包括对政治体系及政治生活方式的信心，对政治制度、政府及政策的信任，对公职人员的信任和公民之间的信任。

影响政治信任的因素是多样化的，但最主要的是政治制度、政府及政策、公职人员的行为。

1.对政治制度的信任
对政治制度的信任是政治信任的基石和根本。

民众当相信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政治制度是一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公平、合理、正义、进步的制度，并且这种制度在实践中没有偏离自己的终极目标和价值时，即使政府的某些具体政策、公职人员的某些行为
损害到自己的暂时利益，仍会选择宽容的态度并支持政府。

巴黎公社的公职人员普选制和普通工人工资制，曾感召和影响了几代中国民众。

正因为人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任，所以建国后的一段时期中尽管我们党和政府在工作中曾出现了一系列失误，人民群众仍然保持了对党和政府的高度信赖。

2.对政府及政策的信任
民众是否信任政府取决于政府自身是否可信。

政府的可信度主要体现在执政能力、政策制定机制和政策绩效三个方面。

政府发展经济政治文化的能力、社会整合的能力、处理危机事件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强会增加政府的公信力；政策制定过程的公开、公平及公民的参与会增加公众对公共政策在分配资源和协调利益时的公正感；政策绩效好坏，如经济发展状况、社会公平状况、治安状况、食品安全及环境安全状况，都会影响到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特别是政府推行的改革及其成效，譬如，改革是否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并改善了公众的生活质量，是否扩大了公众的民主权利，是否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和贫富的两极分化，是增强还是降低了经济和社会的风险和安全感等，直接影响到民众的信任水平。

3.对公职人员的信任
对公职人员的信任包括对政治领袖的信任和对公务人员的信任。

随着大众媒体的出现，政治领袖通过各类传媒建立与民众的直接关系。

政治领袖的领导能力、言谈举止、形象作风、人格魅力在政治信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公务人员特别是行政、司法机关人员直接面对公众，代表着政府的形象；他们的能力、工作绩效和廉洁状况，直接影响政治信任的水平。

当政治体系的廉洁程度被公众广泛认可的时候，政治信任就会保持在恰当、稳定的水平；如果行政官员、法官、警察等公职人员背叛公众给予的信任，成为寻租行为的主体，那么政治信任资源就会被破坏殆尽，政治信任水平的下降将不可避免。

4.公民之间的信任
有观点认为公民之间的信任也是政治信任的重要内容，当然这里的公民不是简单指由血缘关系和出生地原则获得的公民资格。

它是指具有高度责任感的公民，这种责任感包含对异己的认同、对外来文化的承认、对他人权利的尊重以及对政治的适度参与。

而公民之间的信任是基于公民相信其他公民有相同的美德和公民责任，能够对其政治行为作出合理预期，从而对公民的集体行为有合理预期。

（二）产生机制
政治信任不同于合法性，合法性是对统治正当性的提问，政治信任包括政治体系的信任和政府信任，也包括公民之间的信任。

信任对象的结构性特点决定了政治信任是不
断调整的动态过程，局部的政治不信任并不会危及政治合法性。

信任是基于对过去可靠性的对未来的合理预期，信任的这种认知特点决定了政治不信任是政治的前提和常态，政治信任要通过否定之否定来建构信任。

政治信任的产生主要依据以下几个方面：
1.公民的政治态度
是否信任政府部分程度上决定于公民对政治的看法。

认为政治是高尚的还是罪恶的，是真诚的还是虚伪狡诈的，政治斗争是真理与谬误的较量还是为了争权夺利等看法都会影响公民对政府官员和政府的态度。

一般来说，在对政治作出肯定性评价的公民心目中，政府和政府官员的地位和威望较高，公民也愿意相信他们，而且会对政府行为做出积极的反应。

而在持否定性评价的公民眼中，政府从不真诚，政治家是虚伪和阴谋家的代名词。

显然，要让持这种态度的公民对政府表示信任是一种奢望。

更重要的是，认为政治是恶的心理还会驱使公民畏惧与逃避政治，尽可能少地介入政治，不随便议论政治问题，尤其是在公共场合，即使讨论也非常谨慎，反映出政治冷漠的特征。

这种出于对政治的否定性评价而导致的政治冷漠不仅影响到政治信任水平本身，而且会造成政治信任水平测度的困难。

2.对廉洁和腐败状况的认识
从制度的效用看，廉洁意味着规则和制度化不信任机制的有效，而制度化不信任机制是政治信任生成的重要资源，因此，当某一政治体系的廉洁程度被公众广泛认可的时候，政治信任就会保持在恰当、稳定的水平上。

相反，腐败意味着规则和制度化不信任机制的乏力。

当各种惩戒违背承诺的制度化不信任机制不再具备强大的震慑力，政治信任生成资源就会被破坏，公民在心理上为政治信任设立的安全阀就会被冲破。

在正当诉求无法在规范的制度渠道下获得满足的情况下，公众转而以交易达成其正当目的。

此时，腐败成为信任的功能替代品。

由于腐败与政治信任水平下降互为因果，一旦腐败开始盛行且被公众清晰地意识到，腐败的遏制和政治信任的生成将陷入恶性循环。

3.对政治信息真实度的评价
对政府提供的各种信息是否表示怀疑几乎可以作为公民政治信任水平的象征性特征。

虽然要求政府信息绝对真实的主张既不现实，也不可能，公众一般也都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

但官方报告是否经常刻意隐瞒，是否总是一方面过份夸大另一方面又轻描淡写，政府是否过度控制媒体等等还是会严重影响公民的政治信任水平。

因此，调查公众对各种政府公报、统计结果、媒体宣传的信任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公民的政治信任水平。

甚至可以认为，公众对官方信息真实度表现出的质疑程度与公民政治信任水平的高低呈正相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