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思潮兴起的原因

胡适与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

40年代自由主义思潮兴盛的原因

自由主义在40年代尤其是抗日战争胜利后达到全盛，有着独特的国际国内背景和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

国际上，30年代美国的罗斯福新政，树立起现代自由主义的旗帜，在全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此外，由于罗斯福新政的影响和各国进步势力的努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主要国家如英国、法国等都采用了不同于以往资本主义的、带有“温和社会主义色彩”的新政策。在理论上，1941年1月，罗斯福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了“四大自由”的主张，认为人类应有4项基本自由，即言论和发表意见的自由；个人以不同形式崇拜上帝的自由；不虞匮乏的自由；不虞恐惧的自由。1944年提出的国情咨文中仍然体现了这种基本的价值观。美国著名自由主义者华莱士在《新共和》杂志发刊词《和平、自由和充分就业》表示要继承罗斯福传统。他们的言论为中国各种进步势力反复征引。1947年，英法比等爱国自由的人士在英国牛津大学举行了一次国际自由主义大会，发表了自由主义宣言，直接鼓励了中国自由主义者。使他们深信：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路线之外，确有完善合理的道路在，自由主义思想的国际性已经形成。

在国内，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在战后应建立怎样一种社会文化秩序立刻成为思想界争论的主题。抗日战争时期轰轰烈烈的民主宪政运动的开展，使中国自由主义重新复苏。要求自由的呼声日渐高涨。一些自由主义者喊出：我们需要什么？第一，是自由！第二，是自由！第三，仍是自由！

抗战胜利后，外患不再成为主要矛盾，国民党政府关于言论出版自由的各种限制亦陆续取消，这些都为国内自由主义思潮的兴盛创造了条件。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的各项决议，不仅被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甚至被马歇尔将军视为可赋予中国和平复兴基础之自由主义而高瞻远瞩之宪章，他们满怀希望坚持政协会议决议，争取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自由，成了中国自由主义者当然的时代。然而内战爆发，自由之梦无望，要求自由的呼声更加强烈。但国共两党都忙于军事，在这一夹缝中，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发展成为一股强劲的社会思潮。影响的较大的报纸为上海的《观察》《时与文》，南京的《世纪评论》北京的《新自由》。当时各民主党派和中国共产党的报刊杂志也以争自由为号召。国民党中的一些开明分子也大力利用和直接助长着自由主义运动的开展。

四十年代的自由主义思潮和三十年代相比，影响更大，范围更广。受美国的直接推动当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1946年双十节的致词和1947年1月7日马歇尔返国前夕发表的个人声明都希望中国向着自由主义发展。其次，文化自由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相互交织，而以政治自由主义更为突出。单纯从文化的角度主张自由主义的，只有张东荪等少数人，大部分自由主义者和自由主义刊物往往是文化与政治兼论。反映了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对共产党缺乏深入了解而无所适从。再次，此时的自由主义思潮影响最大，但也急剧分化。内战的进步，逼迫着自由主义者在国共两党中做出抉择。随之也走向衰落。

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即对自由主义的理解）：

（一）个人主义或个体主义

大都把自由主义视为一种政治哲学和根本的人生态度。表现之一即为提倡个人主义。尊重个人价值，在文化上养成个人的责任心和自尊心，在政治上意味着保持独立的立场和个人发言权。当时

认为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不加入政党，只论政而不从政。他们的个人主义与集体安全必须求和谐，主张以大多数的幸福为前提；在经济上希望生产工具尽是不属于个人，强调个人根本是集体的成员。

（二）理性主义

人类最可宝贵的素质是理性，没有理性，社会不能安定，文化不能进步。用理性评判当时的文化与政治。反对武力解决问题。和平第一，自由第二。

（三）渐进

要求在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军事各方面的全盘现代化，希望人人都有现代化的头脑。只有现代化才能与世界各国并驾齐驱。胡适主张和平的渐进的改革，一点一滴求进步。

（四）宽容

特别重视容忍的态度，将其视为自由主义的基本内容。文化自由主义只是一个批评的精神与一个容忍的态度。胡适甚至讲“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没有一个学说或思想不可以容忍”，凡是言之成理都应当加以承认。宽容意味着“容忍反对党，保障少数人的自由权利。

（五）民主要西方民主与自由、平等与自由也存在着内在冲突。但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的理念当中，自由与民主是相伴而生、相辅相成。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基本上是民主至上论者。自由主义只是达到民主的工具，而不能作为民主政治的目的。没有自由一定不能得到民主，可是有了自由并不一定能断言就是民主政治。“民主政治是比自由主义更高的一种境界。”主张“国家政策必须容许人民讨论政府进退必须由人民决定，而一切施政必须对人民负责”。同时还将民主政治由政治领域推向经济领域，主张经济民主。还将民主视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而不单纯是一种制度。直接紧跟罗斯福新政以来现代西方自由主义的步伐。

（六）自由

自由不仅是一种权利，而且是一种手段、工具或条件。认为自由是一种“不受外力限制束缚的权利。宗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要求各种基本人权。当然“自由不是放纵，自由仍须守法”但法律首先要保障人民的自由，且法律面前要人人平等。还把自由看作人民潜能充分发展促进国家社会发展的条件。“没有自由的人民是没有人格人人民，没有自由的社会是一个奴役的社会。”特别强调政治自由。张东荪则特别强调思想的自由。自由“乃是立国的根本。”

具体来讲：

在文化方面的主张：主张对西方文化兼收并蓄。表现在对于西方不同时期的文化应同时吸收，也表现在试图对西方不同类别的文化同样吸收。重视知识分子在文化中的作用。除推进知识外，还兼负维持道德提高品格之使命，是社会的中坚阶级。特别关注言论出版自由和教育学术自由。反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维护教育学术的独立与自由地位。

在政治经济主张：兼采资本主义制度中之政治自由、与共党主义制度中之经济平等两大原则，调和而为一种新的主义，才能将人类引人真正的和平幸福之境。叫“新社会主义”路线。一般同意兼采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长，主张“由政府站在全民福利的立场，对经济操有计划的干涉主义”，这种干涉包括“社会改革、防制独占、平均财富，建立直接税系统、发展国家资本等重要设施。防止贫富悬殊，使人人都有“吃饱的权利”。实际上就是主张用和平渐进的方式实现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也注意生产问题。意识到，自由平等若与生产冲突，换言之，即使生产反而降低，则决不能成功。有人将生产列为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实际上受了唯物史观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