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1936年底的日本之行与郭沫若归国关系考

郁达夫1936年底的日本之行与郭沫若归国关系考※廖久明内容提要：郁达夫1936年底奉当局之命专程赴日策动郭沫若归国参加抗日，是一个由来已久、众所公认的说法。

可是仔细比较各种记载可知，郁达夫最初只是出于友情约郭沫若到外面谈归国问题，郭沫若也劝郁达夫“与其为俗吏式的事物所纠缠，宁应该随时随地去丰富自己的作家的生命”。

因此，所谓郁达夫1936年底“奉蒋介石之命”赴日敦请郭沫若归国的流行说法，乃是以讹传讹。

这个被国人认为是郁达夫光荣之行的日本之旅，在不少日本人那里却认为是郁达夫可耻的间谍行为。

不管是毁是誉，都与事实不符！关键词：郁达夫 郭沫若 日本之行 归国抗日一 问题的提出绝大多数传记作品都认为，郁达夫1936年底赴日目的是“奉蒋介石之命”敦请郭沫若归国。

此种说法应该源自郁达夫亲人的如下回忆：他重新投入时代的洪流也是在福建——即1936年冬的日本之行。

那次行程据他说是应日本各社团及学校之聘去东京讲演的，但实际上负有一项秘密使命：向亡命日本已达十年的郭沫若转致南京国民党政府为抗日战争终将爆发而要郭伺机回国之意。

南京当局系由何濂（南京政府的国防经济委员会主任）致电陈仪转告父亲赴日一行的，还拨发治装费两百元。

在从东京寄回的照片上我第一次见他身穿西服。

这事父亲自是欣然从命。

1一九三六年的冬日，南京侍从室何廉奉蒋介石之命打了一个电报给福州的陈主席。

电文的大意是：叫郁达夫到日本去一次，去到东京和郭沫若※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感悟诗学的现代转型研究》（08CZW002）的阶段性成果。

郁达夫1936年底的日本之行与郭沫若归国关系考谈谈，要叫郭沫若回国来，可以取消对郭的通缉令（原来是通缉郭沫若十年），同时，交给郁达夫治装费数百元。

当时，我还从杭州赶到上海来送郁达夫上船。

2郁达夫本人的说法却与此不同：“这一年的冬天，因受日本各社团及学校之聘，去东京讲演” 3，“他说这次来日本，是为福建省政府购买印刷机的。

借此机会也好来久别的日本玩玩” 4。

根据《郁达夫将由沪东渡讲学，时期两个月，报酬二千元》（1936年10月20日《小民报》）、《郁达夫赴日讲学，欲定勾留一月归途将赴台湾》（1936年11月13日《小民报》）可以推知，郁达夫的说法应该是正确的：主要目的是讲学，同时顺便为福建省政府购买印刷机。

根据常识判断，郁达夫1936年底日本之行不可能是“奉蒋介石之命”敦请郭沫若归国。

首先，因为郁达夫的《广州事情》（1927年1月6日）及其他原因，郭沫若与郁达夫断绝往来已近十年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贸然叫郁达夫去敦请郭沫若回国。

其次，郁达夫1936年11月13日就已到达东京，与郭沫若谈回国问题的时间却是12月6日。

如果郁达夫赴日目的是敦请郭沫若回国，那么不可能拖这么长时间才谈这一问题。

其三，郁达夫回国后便尽力奔走，并且有福建省政府主席兼驻闽绥靖主任 5陈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侍卫长钱大钧、行政院政务处长何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兼外交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张群等人进言斡旋，但直到卢沟桥事变爆发，国民政府仍然没有给郭沫若汇去旅费。

如果郁达夫赴日目的是“奉蒋介石之命”敦请郭沫若回国，那么这所有的一切都不可能或没必要发生。

其四，根据殷尘（金祖同）的《郭沫若归国秘记》可以知道，郭沫若回国前不但为留在日本的妻儿担心，而且为回国后的自己担心。

如果郁达夫赴日目的是“奉蒋介石之命”敦请郭沫若回国，那么郭沫若便没必要为回国后的自己担心。

如果郁达夫1936年底赴日目的不是“奉蒋介石之命”敦请郭沫若归国，那么郁达夫在庆祝郭沫若五十诞辰时为何写这样一段话呢？“在抗战前一年，我到日本去劝他回国，以及我回国后，替他在中央作解除通缉令之运动，更托人向委员长进言，密电去请他回国的种种事实，只有我和他及当时在东京的许俊人大使三个人知道。

” 6这便是我们现在需要搞清楚的问题。

二 问题的考证要想搞清楚该问题并不难，只要搞清楚郁达夫在日本期间与郭沫若的交往情况即可。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2期据郭沫若的《达夫的来访》和小田岳夫的《郁达夫传》可以知道，郁达夫在日本期间共到郭沫若寓所3次：11月中旬随改造社的S前往佐藤家 7请郭沫若参加改造社长山本实彦主持的晚宴，11月29日到佐藤家请郭沫若全家到东京吃饭，12月6日到佐藤家叫郭沫若去野外长谈并一起在外面吃饭；与郭沫若一起参加宴会5次：11月中旬改造社长山本实彦主持的晚宴，11月24日竹内好、武田泰淳等为中心的中国文学研究会举办的宴会，11月29日郁达夫请郭沫若全家到东京吃饭，12月12日中央公论社社长嶋中雄作主持的欢迎郁达夫的宴会，12月16日日本笔会主持的晚宴（散席后，与郁达夫一起到于立忱寓所）。

到目前为止，笔者只找到11月中旬、11月24日、11月29日、12月6日、12月16日这5次交往的史料。

尽管有些遗憾，但通过前4次交往（12月16日这次交往情况请见郭沫若的《断线风筝——纪念于立忱女士》，由于该文对考证“郁达夫1936年底日本之行与郭沫若归国关系”作用不大，为节省篇幅计，从略），不但能够回答郁达夫回国后为郭沫若归国尽力奔走的原因，还能进一步证明郁达夫1936年底赴日目的不是“奉蒋介石之命”去敦请郭沫若归国。

11月中旬11月中旬的一天黄昏，郭沫若正在家里与一位医生谈些医疗上的问题，“突然”在玄关门口出现了郁达夫，郭沫若“喜不自禁”地叫了起来，并迎了出去。

郭沫若走到玄关去迎接，发现还有一位日本人S同路。

S告诉郭沫若：“今晚社长同达夫先生接风，在这个机会上一定要请先生出席。

我们是坐着汽车来迎接先生的。

请务必准备好，我们立刻就走。

”尽管郭沫若因自己曾谢绝过改造社约稿有些踌躇，但还是跟着去了。

到了改造社，编译会刚好开完，社长山本实彦仍要郭沫若对《大鲁迅全集》提意见，郭说了一些自己的看法，然后一行11人坐车前往一家日本料理店。

在这家料理店里，他们一起饮酒、唱歌、题字。

应郁达夫之请，郭沫若“拿着笔踌躇了一下”，写下了“十年前事今犹昨，携手相期赴首阳。

此夕重逢如梦寐，那堪国破又家亡”四句。

8以上便是郭沫若的《达夫的来访》记载的主要内容。

小田岳夫在《郁达夫传》中是这样记载该次相聚的：大约是达夫来到日本过了些天之后吧，在改造社召开该社发行的《大鲁迅全集》（鲁迅已于上月十九日逝世）的翻译碰头会。

我也作为翻译者中的一员出席了。

因一些有关人员还没有到，就在社长会议室等候。

这时，一眼看到了佐藤春夫。

再一看，没想到接踵而至的竟是达夫。

原来，达夫再次去访问春夫，听说春夫正要去改造社，因想与自己的故旧改造社社长山本实郁达夫1936年底的日本之行与郭沫若归国关系考彦会面，就同道此来了。

山本马上打算为郁达夫举行欢迎会。

今天，很难得有有关研究中国文学的人士聚集一堂，与其定在其他日子，倒不如就定在当天晚上举行欢迎会。

于是马上派人去叫木村毅、林芙美子等达夫的旧友，又觉得应该将住在国府台的郭沫若请来，就马上决定派一名职员驱车前往国府台去接沫若。

达夫还未去拜访郭沫若，所以他就借机立即同车前往。

达夫来日之事是已通知了沫若呢？还是突然前去访问呢？尚不得而知。

但不管怎样，他这次访问是意在同沫若言归于好。

幸好，沫若在家。

将近傍晚时分，达夫陪着沫若再次来到改造社。

停了一会儿，就一同到了赤坂饭庄。

…………接着轮到了沫若，他先举杯与山本同干。

原想这下该唱歌了吧，但他却又举杯再干了一次。

这次总要唱了吧，正准备听，他却仍然没有唱，重又一边微笑，一边举起酒杯。

在座的人大都被他这种“表演”感动了。

酒过三杯之后，总该拿出节目来了吧，他却也和达夫一样朗诵了那首古诗。

然其声调激昂，情怀悲切，令人感怀不已。

一阵歌声鼎沸之后，女佣人把几张彩纸放到达夫和沫若而前。

那时已经主客混杂，大家端着酒杯，随意走动，我也不知不觉走到他们俩的旁边，看二人即席赋诗。

达夫的书法虽独具一格，但决非杰出之作；而沫若的书法洒脱奔放，且有古雅之风，堪称名笔。

停了一会儿，达夫对沫若说：“沫若，送我一首吧。

”沫若持笔而思，稍停片刻，挥毫即成七言绝句：十年前事今犹昨，携手相期赴首阳，此夕重逢如梦寐，那堪国破又家亡。

9将这两人的文字放在一起可以知道：一、郁达夫是看见有人去接郭沫若时“借机立即同车前往”，并非专门拜访；二、从郭沫若“声调激昂，情怀悲切”地朗诵“风萧萧兮易水寒”这首诗和写下“那堪国破又家亡”这样的诗句可以推断，郭沫若虽然生在日本，却心怀祖国，并且对现状不满。

11月24日关于该次晚会，（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年谱有如此记载：这期间的事可详见《广陵散》（《达夫的来访》），不难想象，两人（郭与郁）是会谈到迫切的日中形势和结成抗日统一战线的问题的。

郭沫若本人对故国的形势的忧虑，可以从这次宴会给郁达夫写的七绝的第四句：“那堪国破又家亡”里知道。

也许郭沫若在会见郁达夫的时候，就已经下决心要回国了。

二十四日晚上研究会召开的欢迎会，他代郁达夫接杯痛饮。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2期后来同人们推测，这大概是怕喝醉酒随便说的郁达夫，把他们的事泄露出来。

他在深夜宴会结束时，握着武田泰淳的手反复说：“我永远在日本住下去”，出门高喊“大日本帝国万岁！”10需要说明的是，该段文字记录的应该是两次宴会的情景：11月中旬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主持的晚宴，11月24日竹内好、武田泰淳等为中心的中国文学研究会举办的宴会。

并且从该段文字的叙述语气可以看出，该段文字写于郭沫若归国后，而不是宴会后。

搞清楚这两点后便会发现这段充满猜测的文字很有些自相矛盾：一、参加此次宴会前，郭沫若与郁达夫仅共同参加过山本实彦主持的晚宴，根本没时间私下交谈归国这样重大的问题，他担心郁达夫喝醉酒后“把他们的事泄露出来”岂不是无稽之谈？二、如此“谨慎”的郭沫若既然担心郁达夫喝醉酒后“把他们的事泄露出来”，为何自己在给郁达夫题诗时却写下“那堪国破又家亡”这样容易令人生疑的诗句？有些人也许会说，说不定郁达夫来日本前已将此事写信告诉郭沫若。

这种说法同样站不住脚：一、目前找不到任何相关原始文字；二、郁达夫不可能在绝交近十年后贸然给郭沫若写这样重要的信；三、如果郁达夫写过这样的信，郭沫若见到郁达夫时便不可能感到“突然”并且“喜不自禁”，在山本实彦主持的晚宴上郭沫若更不可能写下“那堪国破又家亡”那样的诗句。

11月29日11月中旬郁达夫到佐藤家时，曾对郭沫若妻子安娜说：“礼拜天再来，看大的两个孩子。

” 郁达夫在第二个礼拜天果然来了，并请郭沫若一家外出吃饭：十一月二十九号是礼拜，在将近黄昏的时候，达夫一个人果然来了。

他说孩子们没吃好饮食，太可怜，要把我们一家人都约到东京去吃中国菜。

住在东京的两个大孩子只有阿博回来了。

结果是我与阿博、阿佛同达夫一路往东京，在神田的一家北京馆子里吃夜饭。

我懒得换洋服，以为纵横是自家人，便随意穿着和服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