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国民性和群众麻木

（一）鲁迅小说艺术性研究１．鲁迅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看客”的深刻体验“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

”[16]正是这些麻木的、不觉醒的国民所构成的铁屋让鲁迅深感空虚的悲凉，鲁迅先生在创作中对这些以他人痛苦为自己欢乐的民众给予了精辟的批判，并把这一类冷眼的旁观者定义为“看客”，让这群看客成为这个民族的深刻的精神烙印。

对中学生而言，学习鲁迅小说，对“看客”形象的理解和批判，无疑，对他们的人生经历中，会潜移默化地起到不可或缺的教育意义。

真实的现实生活、鲁迅个人的经历是“看客”这一群体形象的重要来源，看客促使鲁迅的人生及他看待我们这个民族的态度发生了重大转折。

早在仙台求学时，“幻灯片”事件，让鲁迅深感这个民族的耻辱、麻木而冷漠的病态存在。

《药》这篇小说应该说是最直接的对“幻灯片”事件的注解，同样是刑场，同样是围观，杀人的、被杀的、看杀人的与被杀的，都是愚弱的同胞，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夏瑜被杀是为拯救看客，看客围观仅为取乐与满足看杀头的快感，这使得鲁迅《药》的主旨陷入了极浓郁、极深厚的悲哀之中。

民族的忧患，个人的强烈的责任感，使他毅然弃医从文，去探索国民病根之源，以“立人”为启蒙文学立场，医治国民劣根性的灵魂，因而这些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便成了鲁迅先生批判的对象，这一形象在鲁迅的许多作品中成为一个永恒的话题。

正是鲁迅才使“看客”这一群体形象上升为针砭我们民族延续数千年时弊的艺术经典。

纵观这些描写看客的作品，“看客”似乎无处不在，触痛了鲁迅的灵魂。

围观者的姿态，是这个民族的生存巨大现实困境，看客的存在是人性的悲剧、社会的悲剧，看客就是这种艺术化的悲剧对象（二）鲁迅小说思想性研究1．沉重的“隔膜”现实中的鲁迅，与我们所听到、从作品中看到的鲁迅并不是完全一致的，鲁迅的思想从始至终都和许多人是发生冲突的，有时甚至很严重，在论战中，有从敌方战壕投来的明枪，但更多的是让鲁迅感受到的由革命阵营内部射来的暗箭，其中不乏他信任者，最为突出的就是鲁迅和徐懋庸的矛盾。

鲁迅死后，徐懋庸写了挽联：“敌乎，友乎？余惟自问。

知我，罪我——公已无言。

”以此来表达深重的无奈和遗憾。

事实上，鲁迅的论敌，几乎没有私敌，都是为了思想和主张的不和而挑起论争。

但很多人因此而在公开场合刁难鲁迅，甚至以告密的方式来要挟鲁迅，让鲁迅深感人性的阴暗。

无论后来给鲁迅冠以何种称号，但鲁迅首先是一位作家、学者，所以，有许多时候，这种争论仅是因为政治主张或是文艺思想的偏差，鲁迅是抓住黑暗不肯放松的，因此便让很多人不理解，转而将其视为敌人群起攻之。

在对付一而再，再而三的恶意中伤中，耗费了鲁迅相当多的精力，无论标榜正义的一方，还是反动势力的帮凶文人，都将他视为异端，这样的状况，让鲁迅深感人与人之间的深重的隔膜。

作为思想者，鲁迅并没有因为外界对他的不理解抛弃现世，也未因外界对他的恶意中伤而消沉，这反而促使他挖掘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根源，进而触发了他对社会对人生的深入思考。

从数量上看，小说这一文体只占鲁迅作品较小的一部分；然而从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来衡量，鲁迅小说的内涵是无比丰富的。

因而，隔膜，这一具有永恒性的话题，也许只是鲁迅小说的冰山一角，但即使就是这一个角，也会在鲁迅小说精神中放射出不朽的光芒。

本来，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时时处处存在着，“各扫自家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

”不理会别人，进而演变成为不理解，然而我们似乎已经见怪不怪，熟视无睹了。

经鲁迅的刻画，我们才惊异地发现：一个人与周围的人，竟如同隔着一道厚壁障，期待他人宽容、理解根本就是一种奢望，由此而产生绝望的心理或者干脆走进麻木的心理阴影中。

22等级制度，成为旧中国处理人与人关系的最高原则和行为规范。

①。

鲁迅的价值，毋庸置疑，堪当拯救国民灵魂的先驱者和指引着，他对中国历史做过深刻反省。

正如冯雪峰在《鲁迅的文学道路》中所评论的：“在中国，鲁迅作为一个艺术家是伟大的存在，在现在，中国还没有一个作家能在艺术的地位上及得他的，但作为一个思想家及社会批评家的地位，在中国，在鲁迅自己，都比艺术家的地位伟大得多。

”[23]正是因为鲁迅发现了中国人生存境遇的命题，才让人看到了真正原因，即奴性阿Q身上的奴性表现得尤为突出。

面对强权的压迫，处于社会最底层的阿Q，他没有向比自己强的人复仇的能力和愿望，却向更弱小的小尼姑发泄以寻求心理补偿，他的革命，只不过是寄希望于将奴才和主子的位置颠倒一下罢了。

而在《故乡》中，闰土见到“我”时，迟疑了半天，终于开口，却不是“我”期盼的“闰哥”，而是令“我”打了一个寒噤深感悲凉的“老爷”二字。

“我”的悲凉不仅在于童年玩伴友情的丧失，更多的还是基于国民内心深处的主奴情结的深深的劣根性。

闰土做过内心挣扎吗？我们不得而知，但“终于”一词似乎又可以看出类似于闰土的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中国农民所承担的历史重压，这个重压，也会承载在“我”的心里。

不可改变的事实，并非是经历的挫折和处境，而是顽固的传统思想体现于这个民族自身无勇气改变的既定地位和心理。

我们很难用鲁迅的“怒其不争”来评价闰土自身的国民性，但在船上谈话一节，作者引出杨二嫂指认闰土藏碟子于草灰中的事情，怕也不是闲来之笔。

对中国国民性作出思考的中国学者也不少，但没有人能够超越鲁迅的深度，鲁迅没有专著系统的论述国民性，但从他的文章中，却是一以贯之国民性的深刻思考，在国民性消极负面的揭露背后，是鲁迅在找寻这个民族真善美一面的努力和渴求，例如在《中国的脊梁》中鲁迅已作过论述，只是思考问题的侧重点不同而已。

鲁迅通过发现民族缺陷，更多的是想补救，对于我们看起来已无好起来迹象的鲁迅笔下的角色，经过鲁迅的人格塑造，依然会让我们透过绝望的气息而嗅到一丝微茫的希望。

阿Q 的愤愤不平，祥林嫂的灵魂有无的追问，孔乙己那颗天性未泯的童心，对宏儿、水生不能走自己旧路的梦想，都融化进了鲁迅对《社戏》里美好纯真、刚健质朴的人性的期待中，这也是这个民族终极希望所在。

〔2〕“立人”思想鲁迅深知中国国民性的堕落是数千年的时间养成的，已经深深融入这个民族的血液之中，一时不可能容易去掉。

积重难返的国民性让鲁迅感到的是深深的失望，但鲁迅对国民性的揭露并非只是砸烂这个世界就此放手，而是想要重新塑造这个民族的伟大和顽强。

他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为的就是使下一代“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②参见坟之灯下漫笔[A].鲁迅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216．②参见坟之我们应该怎样做父亲[A]．鲁迅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40．21 的人也没有一星半点的不平，没有寄寓哪怕是最微薄的同情心。

在他们看来，孔乙己与自己根本就不是一类人，仅作为笑料和嘲讽对象的孔乙己，这些人又怎么可能把自己已经消逝殆尽的同情心奉献出来呢？在揭示冷漠和麻木的人生为主题的小说中，《药》的讽刺非常有代表性。

鲁迅在谈到自己小说的时候，曾说，自己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

又说，他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

①竹内好（日本学者）在《鲁迅》一文中提到：“一读他的文章，总会碰到某种影子似的东西；而且那影子总是在同样的场所。

……如果不经意地读过去就会毫不觉察地读完。

不过，一经觉察，就会悬在心中，无法忘却。

”[21]愚昧的群众并不知道夏瑜牺牲到底为的是谁，只是开心地一边赏鉴杀头，一边却还愚蠢地认为人的鲜血竟是可以治病疗伤的灵丹妙药。

这是当时社会常见的一幕，杀头与被赏鉴，买人血馒头治病，革命的先驱却被同胞们抬上祭台。

当这些人类的先行者抵抗绝望奋然前行时，是没有办法看到后方的庸众的，否则，任何猛士，都会为自己的行为而尴尬彷徨。

这就是前文所说的“悬在心中，无法忘却”。

鲁迅研究家王富仁曾说，鲁迅“是一个富于忍耐力的人，他不会仅仅为了自己的舒服而去主动损害别人的生命和幸福，不会把自我的意志强加在别人头上，这使他的生命收缩又收缩，逐渐收缩成一个潜藏着巨大势能的凝固的整体”。

[22]在鲁迅的小说中，多次写到愚昧国民“鉴赏”流血的场面，先驱者的血让鲁迅痛感革命者的赴死，又震惊于革命者的鲜血丝毫不会拯救这群麻木的庸众，只能类似于这群庸众做了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被庸众赏鉴。

这超出了一个人的正常心理所能承受的限度。

尤其令作家感到苦闷的是，死于敌手的锋刃，不足悲苦；死于不知何来的暗器，却是悲苦。

②只有鲁迅，发现几千年封建传统文化对这个民族严酷的精神奴役，积淀在每一个国民的灵魂里，表现出他独特的洞察力和感悟力。

郁达夫曾评价，因为鲁迅的讽刺，在鲁迅刻薄的外表，人只见到他的一张冷冰冰的青脸，可是在他的内心深处，却正是一腔沸血，一股热情。

鲁迅对这个社会的批判如同针刺一般，指向阴暗的痼疾，却正反映出他对民族的爱之深，责之切。

3．鲁迅小说的国民性和“立人”思想〔1〕国民性鲁迅最为关注我们这个民族的国民性问题，国民性在鲁迅的笔下或是心目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即为主奴根性，鲁迅最为深恶痛绝的就是民族的深重的奴性意识。

鲁迅尖锐地抨击：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可以归结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循环。

鲁迅认为，绵延数千年的封建等级制度是培植奴性的历史土壤，君臣父子，尊卑有序，这种森严的参见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②参见鲁迅．华盖集·杂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0鲁迅小说中，作为个体的人与作为群体的社会之间，隔膜更是厚重如山。

鲁镇的孔乙己、祥林嫂们终日饱受人们的白眼、奚落和凌辱，这些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们，无疑都可以说是善良的，却又是冷漠的，所以孔乙己、祥林嫂们最终被吞噬得无影无踪。

隔膜成为这里的主宰，不仅一般看客与孔乙己之间，就是受到新文化熏陶的“我”与祥林嫂之间也有着深深的隔膜，显出对这苦难现实的无可奈何。

《祝福》中的“我”与鲁四老爷思想不沟通，谈不来，对求助的祥林嫂也支支吾吾，无言以对，于是只有“静听着窗外似乎瑟瑟作响的雪花声”，无聊地打发时间——在鲁镇这一力量强大的封闭的氛围里，有着新思想和人道主义关怀的“我”欲进而不能，欲罢而不忍，所做的和所不做的竟然都会致人于无助的死地，最终只好败下阵来，决计离开。

“我”受过新式教育，希望改造像鲁镇这样让人窒息的中国式的社会，但在社会上连续碰壁之后，并不一定不会再至于“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挥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

[19]虽然隔膜远远不是研究鲁迅小说的主要论题，但隔膜这个话题确实是鲁迅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多篇鲁迅小说中都有涉及，而且，联系中国的社会现实，出现在鲁迅小说中的无奈、忧愤、悲剧、感伤等几乎都可以用隔膜来做解释，所以在讲解鲁迅作品时，也是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