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中的三种符号学意义

翻译中的三种符号学意义
摘要: 将符号学运用于翻译学研究已成为当今翻译学发展的一大趋势，翻译学借鉴了符号学的理论侧重传达语言符号的所指意义、语用意义和言内意义，从而达到不同言语产物在翻译上的等值，因此从符号学的角度分析翻译中意义的转换是十分必要的。

关键词: 符号学；翻译；所指意义；语用意义；言内意义
一、语义的符号学定义
符号学认为意义是一种关系，即符号（语言单位也是一种符号）与符号所标示的东西之间的关系。

任何符号都是有意义的，因为它能说明符号之外的某个东西，如果符号不标示符号之外的某个东西，那它就不是符号。

用巴尔胡达罗夫的话说：“符号同符号之外的某个东西之间的关系就是意义。

”很显然，符号学给意义所下的定义摆脱了心理主义定义的主观性和神秘性，因而更具客观性、科学性。

同时，符号学定义比语言学定义更加直截了当地触及意义本身，而不留有需作进一步解释的余地，因此比语言学定义更为确切，更有说服力。

但也必须指出，特别是从翻译的角度看，对语义的认识不能局限于单纯的符号学理论。

符号中所涉及的不会是抽象的符号系统，而会是具体的、活生生的言语符号。

这些言语符号产生于特定的时期、特定的社会、特定的场合，具有特定的文化背景，因而具有特殊的意义。

只有把符号学同社会学结合起来，并借助于语言学、交际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才能使符号学理论充分地运用于翻译研究。

翻译学比符号学更强调内容和形式的统一。

翻译中要做出功能对等的转换，首先必须全面理解原文的意思。

而这种全面理解则取决于译者对原文的一切因素，从句法到词汇，从词汇到语音，从句子到单词，从本义到转义，从所指到联想等等，都进行分析。

这就使翻译学得出以下合乎逻辑的结论：（1）原文中任何一个成分都具有意义，如句法有句法意义，词汇有词汇意义，修辞有修辞意义等等；（2）意义是形式与内容的不可分割的结合体：某个言语形式（包括口头的和笔头的）之所以被看作言语形式，是因为它具有意思，否则它就不是言语形式；意思寓于形式之中，而形式又因具有意思才能发挥其作用。

从翻译学的角度给意义下个确切的定义：实际运用中的语义是指存在于言语符号同该符号标志物之间、同符号使用者和使用场合之间以及同其他符号等因素之间的关系。

二、翻译中三种符号学意义
首次全面提出符号学概念和研究范围的是美国哲学家皮尔士（C. S. Peirce）和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Saussure)。

美籍德裔哲学家卡尔纳普(R. Carnap)和美国逻辑学家、哲学家莫里斯(C. W. Morris) 进一步发展了符号学理论。

莫里斯认为，符号由三个部分构成：一是符号载体(a sign vehicle)。

二是符号的所指(a represent of the sign)。

三是符号解释者(an interpretant)。

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构成了符号学的三个意义：言内意义(linguistic meaning，指符号相互之间的关系所体现的意义)、指称意义(referential meaning，指符号与所指对象之间的关系所体现的意义)和语用意义(pragmatic meaning，指符号与解释者之间的关系所体现的意义)。

根据符号学原理，一切与语言有关的因素都具有意义，包括符号的音与形以及音在特殊的文化氛围中带给人们的联想意义，即语用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讲，翻译即翻译意义，译文应尽量将这三种意义完整地转换出来，所以翻译中的过程包括言内意义、指称意义和语用意义的传达。

（一）所指意义
首先是符号与该符号所标志的实物之间的关系。

例如“桌子”一词表示某种家具，“狗”表示某种动物等等。

显然，这个符号所标志的东西（它的“标志对象”）决不总是“实物” ——符号可以表示行为和过程（行走、说话等），表示性质（大、长等），表示抽象概念（原因、联系、规律等），也可以表示整个环境，现实生活中交织在一起的各种实物、现象和关系。

符号所表示的现实生活中的实物、过程、性质、现象，一般称作符号的所指事物，而符号与它的所指事物之间的关系，一般称作符号的所指意义。

（二）语用意义
第二种类型的关系是符号与使用符号的人之间的关系。

运用于语言则是语言符号同言语过程的参与者（说者或者写者听者或者读者）之间的关系，使用符号，包括使用符号的人，绝不是对符号漠不关心的，他们会在符号中加上自己对符号的主观态度。

而这种主观态度又通过符号转移到符号所标志的所指事物上。

这种主观的态度（带感情色彩、富有表情的、修辞的）称作语用关系。

这种类型的意义称作符号的语用意义。

（三）语言内部意义
任何符号，其中也包括语言符号，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作为某个语言体系的组成部分而存在。

因此，任何符号都与同一符号系统（如果是语言符号，则是同一语言）的其它符号发生各式各样复杂的关系。

例如，桌子同家具、陈设、椅子、安乐椅等词有某种关系；同木制的、圆形的、立着的、蒙上的等词的关系是另外一种；同饭堂、宴会上的等词的关系又是第三种类型的；同地板、粗棍、开始了、变冷了、呻吟声等词又是第四种关系。

符号与同一符号系统的其它符号之间的关系称作语言内部关系，相应地我们把语言符号的意义也称作语言内部意义。

三、语义与翻译
对于翻译理论来说, 头等重要的问题是, 原文话语中表达的一切类型的意义是否在翻译时都要保留? 换句话说, 译者的任务是只传达原语中表达的所指意义呢? 还是也要传达其它类型的意义, 即语用意义和语言内部意义? 这个问题很复杂, 不能一下子就做出断然回答, 而是需要进行详细的探讨。

在翻译中意义的“保留”程度首先是因意义类型本身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在翻译中保留得最多的（也就是似乎“最可译的”）是所指意义。

因为在语言单位的所指意义体系中留下了使用该语言的集团的全部实践的印记。

既然不同的语言集团周围的实在现实本身的一致之处大大超过它们的不同之处，所以不同语言中表达的所指意义的一致之处也大大超过它们不同之处。

至于有时使用原语的语言集团的实践中所具有的实物或环境在使用译语的集团的实践中没有，从原则上说，借助于任何语言都可以描述（尽管有时不够经济和“方便”）任何实物、概念和环境。

因为人类对周围世界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智力的进步也是无限的。

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并传达语言单位的所指意义（当然，表达这些意义的具体方法本身可以因语言不同而有很大的不同）。

翻译时语用意义传达的程度要比所指意义差。

因为虽然对于不同语言的使用者说来，实物、概念和环境绝大多数都是一样的，但不同的集团同某些实物、概念和环境的关系可以不一样，从而不同语言中相应符号的语用意义也会有所不同。

因此其“保留程度”一般要比所指意义少些。

最后，语言内部意义由于其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在翻译时传达得最少。

一般说来，它们在翻译中并不被保留下来。

因为每一种语言都是一种特殊的体系，体系中的各个成分彼此都发生一定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正是该语言体系所特有的，因此翻译时原语具有的语言内部意义一般都会消失，并为译语单位所具有的语言内部意义所替换。

综上所述，似乎可以说，译者的任务是首先传达所指意义，其次传达语用意义，至于传达语言内部意义则根本无须奢求（因为这在原则上说是不可能的）。

但是这种观点是非常粗线条的。

因为它并没有考虑到决定意义传达顺序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即原文本身的性质。

因为我们划分的三种类型的语义，在不同体裁的话语中的作用大不相同：对于科技体裁的话语来说，所指意义起主要作用（也就是说，这类话语所包含的最重要的信息正是在其语言单位的所指意义里）；而对于文艺作品，特别是对于抒情诗来说，起主导作用的往往不是这类话语中表达的所指意义，而是语用意义和言内意义。

因此这些作品的翻译往往不得不牺牲对所指意义的传达，以求保留对该种体裁的话语说来重要得多的、包含在语用意义和语言内部意义中的信息。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要想为适用于任何类型、任何体裁的话语规定一个“意义传达顺序”的统一公式，从原则上来说是不可能的。

为了使所译话语中最重要信息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译者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哪些意义应优先传达，哪些意义可以牺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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