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失败的政治原因

论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失败的政治原因

【摘要】：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失败一直是中国现代史研究的重点。文章试图着力于自己的思考，对国民党败退台湾原因中的政治因素进行再反思。文章从三个方面来分析指出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失败的政治原因。这三个原因分别是：一是国民党政权政策方针的反动；一是国民党政权组织中的分裂；一是国民党官僚的严重腐败。

【关键词】：国民党；失败；政治原因

中国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失败是中国政治制度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历来都是中国现代史研究的重点。众多的专家学者对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失败进行了有力的研究，到今天，积累了丰富的学术成果。面对这些前辈的心血结晶，我们在尽力吸取其精华的同时，也要着力于自己的思考，用不同的视角来对这一重要问题进行剖析。国民党作为一个执政党，我们在思考其在大陆失败的原因时，政治上的原因是我们首先应该考虑到的。在找出其政治失败的原因之后，我们才能够更加清楚地认识和理解其经济上和军事上失败的原因，从而能够在整体上对这个问题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把握。所以，这篇文章主要是在现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结合我自己的思考，来论述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失败的政治原因。

一、国民党政权政策方针的反动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在经过长达八年的抗战之后，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最后的胜利，而作为当时统治中国的国民党政府而言，其威望也达到了顶点。此时国民党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面对的是战乱刚刚结束后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的局面。人民久经战火，人心思定，国家的全面恢复和建设是当时最为重要的任务。然而，当时的中国却处于政治分裂的边缘状态，国共两党的军事冲突一触即发。内战的爆发势必影响战后的重建，这是当时的人民所不希望看到的局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际民主潮流风起云涌，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建设一个民主国家的信心。政治的民主化不仅是中国现代化的需要，亦是当时中国社会最强大的呼声，民盟在其报告中指出：”这种国际环境，这种世界潮流，同时亦就确定了中国的前途。明白些说，今后的中国，非成立一个民主国家不可。因为非民主的国家，在今日的世界上，已没有存在的机会。”[1]所以，国民党政府应当承担起建设民主国家的领导重任。恰恰相反，国民党在战后的所采取的基本方针是重新确立它在全中国的统治地位，继续推行国民党一党专政。[2]这就使得和平重建国家的道路变得更加艰难。此后中国国民党在其基本方针的指导下，并没有推动民主建设的发展，应该说，这是国民党政权政治上最大的失败。

当国家前途处于重新选择，占有主要权力资源的政治集团在实力上又难分伯仲之际，在社会底层就会形成自发性的政治参与浪潮。被战争所动员起来的社会各阶层、各利益群体在战后以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政见，干预国事。[3]正因为如此，国内中间阶级的政治积极性大为提高，各民主党派空前活跃。1945年8

月15日，民盟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中提出了”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10月，在重庆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民盟历史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纲领和对时局主张，制定了建立”中国型的民主”的方案。会后以第三大党的身分参加了政治协商会议。[4]

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这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令中外瞩目的会议，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之下，这次会议的成败将会关系到中国此后的命运。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包括5个方面共38人。政治协商会议主要讨论5个问题，即政府改组、施政纲领、军事问题、国民大会还有宪法草案。而这5个问题的焦点又是军队的国家化和政治民主化的问题。在一番激烈的争论之后，政治协商会议落下了帷幕，会议再一次确认了和平建国的方针，基本上否定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及其奉行的内战政策。政治协商会议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顺应了全国人民的要求，也能够有利于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但是可惜的是国民党最终撕毁了政协决议。会议期间，国民党军警和特务先后制造了沧白堂事件和非法搜查政协代表黄炎培住宅事件。会议刚刚结束，又接连发生了校场口事件和捣毁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事件，破坏决议的贯彻。[5] 1946年，国民党在重庆召开六届二中全会，会议的中心就是反对政协协议，会议的基本内容是反对政协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反对宪草问题的协议，反对政协会议通过的政府组织案。国民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基本上推翻了政协关于改组国民党政府的协议。此后，蒋介石又在四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上作政治报告公开否定了政治协商会议达成的决议，至此，全国内战的局势已经不可避免了。

二、国民党政权中组织的分裂

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林立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对于国民党为什么会在组织上出现分裂的原因，却又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在许纪霖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史》中，从国民党的性质出发，结合国民党的指导思想对这一问题作出了详细的解答。许纪霖认为，国民党是一个按照俄国布尔什维克模式建立起来的”革命党”。作为一个”革命党”，必须具备维持自身的三个要素：具有广泛社会动员功能和组织内聚功能的意识形态信仰；高度一体化、集权化的组织系统；清教徒一般严格的组织纪律。然而，在国民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在以党治国的国策下却难以继续保持”革命党”的本色，原先维系其生命力的三要素到40年代已基本荡然无存了。并且，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信仰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三民主义理论的阐释和论证做的十分勉强、粗糙。这样就必然导致了三民主义社会动员功能的日趋式微和组织内聚功能的减弱。由此，成为执政党后的国民党组织全然不是信仰的结合，而仅仅只是利益的结合。[6]

既然国民党是利益的结合体，那么其权力的实际运作就离不开对利益的争夺与分配，在《中国现代化史》中作者认为国民党的权力实际运作遵循的是一种”以领袖独裁为平衡点的派系政治”规则，并且在注释中谈到了国外中国研究专家归纳的派系政治的几个特点，其一，派系以个人的人事关系为基础，人事关系网以领袖为中心；其二，派系在时间上是同时并存的；其三，一个派系之中没有正式的上行或平行的信息传递系统，多半靠个人接触和个人意见的交换，或中间人的斡旋；其四，派系的形成虽然有一定的政治共识，但更重要的是靠个人的交换

关系。[7]国民党的派系，在财路体系中是孔祥熙和宋子文两套人马，在党政系统中则是CC派、政学系和黄埔系三派力量，以后又成立了一个三青团，与CC 掌握党务的国民党作倚角之势。蒋介石作为凌驾于各个派系之上的中心领袖，通过平衡各个派系的势力来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这种政治结构虽然非常有利于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但是，却削弱了国民党政权的组织纪律性，政府官吏的廉洁作风也没有了内在的保障。在国民党不稳定的政治局面之中，政府官员要想得到提升，并不能寄希望于自己的行政才干和创见，而必须依靠领袖对其忠诚的认可。整个行政体系完全以个人化、情绪化的非理性方式进行运作，各部门之间的资源分配和各派系之间的利益交换完全通过蒋介石的中介才能够实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越演越烈。

在抗日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政学系的势力逐步扩张。这个派系在国民党内属于务实的一派，在内战与和平建国的问题上，他们主张比较温和，希望国民党能够改变党治体制，与各党派合作，重建一个开明的政治共同体。在最初的阶段，蒋介石对于政学系的态度是表示认可的。但是，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之后，政学系主持签订的政协决议遭到了来自CC派和黄埔系的强烈批评和猛烈攻击，最后被基本推翻。蒋介石也不能容忍政协决议中影响国民党继续实行党治的内容，于是其转变为支持CC系，利用CC系的力量来牵制政学系的势力，导致了最后政学系的政治主张完全不能实现。而且，政学系成员本身也是以自己的既得利益为依归，所以不可能具备改良政治的开拓精神和改革魄力。六届二中全会以后，CC系在黄埔系的支持下拉开了”革新运动”的序幕。CC派之所以发起这个运动，其目的在于恢复党内的民主制度，加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权力，限制总裁的最后决定权，要求清党。CC系的”革新运动”得到了党内的广泛响应，但是却威胁到了蒋介石手中掌握的绝对权力。蒋介石坚决回击了CC系夺权的企图，说：”本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你们主张民主固无不可，但不要因民主而忘了集权”[8]此后，”革新运动”虽然还有一定的影响，但是终于没有产生更大的影响。在CC系的势力在党内占据主要地位之后，蒋介石就利用扶持三青团的势力来达成一种政治结构的平衡。由于党团之间的关系在理论和组织上一直没有得到明确的界定，导致了党团之间的纠纷连绵不绝。由此看来，国民党党内的一切变革都淹没在了派系斗争之中。由此在其政治上带来的负面作用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