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李约瑟难题的看法

对“李约瑟难题”的看法

一、“李约瑟难题”研究历史述评

所谓“李约瑟难题”，学界公认的经典表述是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于1964 年在《东西方的科学和社会》一文中系统提出的，他指的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产生?”“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15 世纪期间，在应用人类的自然知识于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远比西方更有成效得多?”

虽然，李约瑟早在1944年2 月重庆的中国农学会会议上就己提出了该问题。但关于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探讨，在李约瑟以前很早，就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关注。十七、十八世纪的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伏尔泰、奎奈、休谟、狄德罗等都有论述。中国的不少学者对此均有广泛探讨，从鲁迅、任鸿隽、梁启超到冯友兰、钱穆、梁漱溟等都发表过诸多看法。但自从李约瑟从东西方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历程提出此问题后，其研究范围之广、见解之独到、在中外影响之深远，较前面诸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人们也就习惯的称之为“李约瑟难题”。

以时间为线索，“李约瑟难题”研究大体可分为三阶段: 第一阶段，新文化运动时期。此时虽没有“李约瑟难题”的提法，但有关难题的基本内容都已经出现，并形成了第一次研究热潮。任鸿隽认为“无归纳法为无科学之大原因”。其后，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认为自然科学不发达，是因为我国人有“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之观念。因袭己久。本不易骤然解放，其对于自然界物象之研究“素乏趣味”。又因为清代中国没有学校、学会、报馆

之类的建制，科学上之发明不能流传和交流。1924 年，他在发表的《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史》中又认为自然科学未能发展起来的原因，最大的障碍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蒋方震也提及“民族富于调和性”、“民族尚谈玄”等原因。化学家王堪(1888-1966)在1922 年发表了《中国之科学思想》一文，认为政府的专制、学术(易经、阴阳五行学说)的专制，对中国科学的发展是极大的“摧残”综观这一时期的论述，可以看到，他们把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归结为研究方法、哲学思想、价值观念、专制政治和教育制度等，而对于经济制度方面则少有涉及。

第二阶段，抗战前后时期。李约瑟开始参与直接地研究和讨论，并形成了第二次研究热潮。在1944 年，中国学术界又一次展开关于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讨论。浙江大学心理学教授陈立讨论了我国科学不发达的心理因素。数学史家钱宝踪(1892-1974)则把原因归结为中国人太重实用。而这些又是由中国的大陆文化、自给自足之经济所使然。同年十月，李约瑟在题为“中国之科学和文化”的讲演中指出:

“……大商人之未尝产生，此科学之所以不发达也。”竺可祯于1945 年在《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中认为“中国农业社会的机构和封建思想，使中国古代不能产生自然科学”。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众多学者把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都归结为经济制度方面。

第三阶段，从80 年代至今。在80 年代前期，陈平从经济结构、

政治制度、哲学传统三方面给予解答。杜石然等人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仍坚持当时大陆公认的观点，把近代科学不能在中国产生的原因归之于长期封建制度的束缚。

以成都会议（1982 年）为界，对李约瑟难题的解答也进入到观点升华，

见解深化的阶段，通过对不同时期（如明代、清代）进行分门别类的探讨，促使问题得以进一步深化。1982年10 月16 日22 日，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在四川成都召开了“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学术讨论会。会上宣读并交流学术论文近10 篇，到会代表74 人。会后，选出其中论文24 篇，集成文集。在这些论文中，影响最大的是金观涛、樊洪业、刘青峰的《文化背景与科学技术结构的演变》一文。他们看到了促进近代科学在西欧产生和近代科学在中国落后的众多因素并不是线性排列的，有些是互为因果，有些是有着相互作用。所以，他们采用系统论和控制论方法加以分析:即把科学看成是社会内部的一个有结构的子系统，它又与社会中其他子系统

（经济、政治、文化、哲学、技术）相互发生作用。他们还采用了定量的方法，用图表曲线对中西方科学发展作了对比。然而，由于引述资料较为贫乏，对中西方的科学技术成就作定量比较时，有关科学技术成就的计分标准有很大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因而存在一定缺陷。尤其是他们的科学观还停留在早期的实证论上，对系统论也仅限于一般系统论阶段，还无法对“罗列因素法”进行反驳。

其后，林文照比较全面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在《论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一文中，他“从中国传统科学的内在缺陷（重实用，轻理论，思辨性思维，用元气和阴阳学说来解释一切，缺乏严格的逻辑推理，缺乏科学的实验精神，格物学说背离实践方向），封建

专制的政治制度的束缚（教育和科举制度，社会鄙弃或禁锢科学技术），封建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的阻碍（自给自足的小农和手工业经济，官营产业和

重农轻商的经济政策）等方面给予了解答。但他对中国社会制度的分析，仍摆脱不了当时大陆公认观点的影响。

成都会议之后至今，中国学术界开始了持续多年的文化和科学热，从而大大加深了中国科学史学科的建设和中西方文化之间的纵深比较。其直接结果就是1990 年袁运开、周瀚光编著的《中国科学思想史》三卷本的问世以及前不久才陆续杀青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由卢嘉锡担任总主编，完全由“中国人撰写”，共30 卷，科学出版社）。

在这二十多年间，李约瑟难题研究实际上大体呈现出了两种趋势。一种是分科研究的趋势占据主导，即注重从某一学科和某一方面入手探寻解决方案。其中，吴彤发表《从自组织观看“李约瑟问题”》一文，认为近代科学之所以未能发生于中国，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社会为科学性知识的演化提供了一种被组织环境，没有形成一个开放的，非线性的、远离平衡态的自组织系统。这篇文章的思路与金观涛等人的文章相似，都是从系统论的观点出发来探讨。之后，戴建平从《李约瑟科学史观探析》方面考察;魏屹东在《李约瑟难题与社会文化语境》中从语境分析入手进行探讨;刘叶涛在《“李约瑟问题”的深层解读》中从逻辑的观点加以审查；钱兆华在《科学•哲学•文化》

一文中重点从文化土壤方面解决。

另一种趋势是反思自省问题本身的研究路向得以拓展。这样就使得对李约瑟难题本身的种种致疑和再认识成为可能，进而使这一问题趋于本土化，并产生了若干修正问题。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包括席文的《为甚么中国没有发生科学革命? —或者它真的没有发生吗?》一文，他对“李约瑟问题”本身和相关的解答提出了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