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社会文化基础(一)

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社会文化基础(一)一、马尔萨斯主义兴起的原因马尔萨斯(1766-1834)及其人口理论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在学术界的影响更为深远。

据称，其《人口原理》从1798年首次出版至现在近200年来，在社会科学领域是“争议最多的一部著作”1]。

但是，不论人们如何评说马尔萨斯的理论，有一点则是公认的，即在经济领域，马尔萨斯第一次系统地研究了人口问题；《人口原理》的出版，使人口学说逐渐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马尔萨斯被称为人口理论体系的首创者。

该书的基本内容是，人口增长速度具有超过生活资料增长速度的趋势，不加节制的人口增长会导致贫困、失业和社会动乱。

马尔萨斯及其《人口原理》在当时的西方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人口原理》第五版（1817年）问世以后，“马尔萨斯变成当时最受欢迎、最被人谈论，也是最遭受侮辱的人”。

1800年以后，“政客、经济学家、以及受重视有影响的期刊的编辑，这些有地位的人都接受他的见解”；一些保守的和激进的人甚至把他当作救世主2]。

受马尔萨斯理论影响的人包括生物学家达尔文、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鲁姆斯·穆勒等。

李嘉图高度评价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他说：“关于马尔萨斯先生的《人口原理》，我在这里有机会表示赞扬，不胜欣幸。

反对这部伟大著作的人的攻击只能证明它的力量。

我相信它应有的声誉将随着经济学的发展而传播遐迩，因为它对于这门学科做了非常卓越的贡献”3]。

在欧洲大陆，马尔萨斯的理论也有很多追随者，德国的施穆勒(1838-1917)、瓦格纳(1835-1917)都接受了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

在法国，萨伊(1767-1832)致力于普及马尔萨斯的理论。

当然，批判马尔萨斯理论的人也不少，如英国经济学家西尼耳(1790-1864)、瑞士经济学家西斯蒙第(1773-1842)等。

但是，所有这些批判都没有使马尔萨斯理论销声匿迹，反而使它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

此外，马尔萨斯的人口思想也迅速地在英国政府的立法和政策中体现出来。

1830年，英国下院撤回了新济贫法提案。

1832年，英国议会建立了一个皇家委员会，负责调查济贫法制度的作用，并提出改革建议。

两年以后，英国政府集中了整个济贫法的管理权限，缩小了济贫的范围，限制那些申请济贫但身体健康者进入贫民习艺所。

在英国，从1831年到1847年间，按济贫法得到救济的贫民减少了40%左右4]。

马尔萨斯主义为何能在欧洲乃至世界得以迅速传播？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近代欧洲，尤其是英国等西欧国家人口的长期增长趋势。

大约在近代初期以后，欧洲人口基本上处于不断增长之中。

1500年至1700年的200年间，是欧洲人口膨胀时期。

从18世纪起，欧洲各国人口进一步持续增长，大部分国家持续增长到整个19世纪。

具体而言，欧洲人口在1500年时约在8000万至8500万之间，1600年欧洲人口约为1亿到1.1亿，1700年为1.1亿至1.2亿，而到1800年时已增至1.87亿，1850年约为2.65亿，1900年欧洲人口已达4亿。

在此期间，英国一马当先，它的人口增长幅度远远高于西欧其他主要国家（如法国、尼德兰、西班牙、意大利和德国），从1680年到1820年，西欧各国的人口总数平均增长62%，1820年到1900年平均增长73%，而英国的人口在这两个时期的增幅分别达到133%和166%5]。

第二，人口增长使人们的生活水平下降。

人口增长对人们生活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随着人口的增长，物价也跟着上涨，这种密切的关系至少在巴尔萨斯发表《人口原理》以前的250多年里一直保持着，并延续到19世纪的最初十年6]。

下表小麦价格的不断上涨是英国人口与物价关系的一个具体例证7]。

二是随着人口的增长，人们的实际收入下降了。

这两者在英国长期成反比关系，只是在19世纪初期以后才改变8]，至少在马尔萨斯发表《人口原理》前后的那个时代，英国人的生活水平是呈下降趋势的。

每夸特小麦平均价格表|时期小麦价格|1770-177945先令|1780-178945先令9便士|1790-179955先令11便士|1800-180982先令2便士|1810-181499先令2便士第三，资本主义生产造成“人口过剩”。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大规模的圈地运动，使大量的农民失去土地，不断流入城市，成为无产者；另一方面，工厂制度的建立、机器的使用，大量的小生产者和工人被排挤出生产领域，他们成了一批“过剩”的人口。

这一点，马克思主义早已作过深刻的揭露。

以上三方面情况是马尔萨斯主义兴起的基本原因，所以，人们的解释通常也限于此。

例如，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曾经探讨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反人口主义，“或者把它和19世纪使这种态度大为流行的一个人的名字联系起来，称之为马尔萨斯主义——竟能从18世纪中叶起就在经济学家中间冒了出来”。

他认为，反人口主义学说实际上起源于法国，18世纪法国并不美妙的经济和政治处境，使得“人们的思想从大胆的冒险转向于农业所能提供的机会，从不断进化的梦想转向一幅‘成熟的’或接近静止的经济的图景”。

而在英国，由于人们经常受失业的困扰，尤其在18世纪末的产业革命期间，这些问题比以前变得更加严重，结果，“反人口主义的情绪也在英国人头脑里占据地位”9]。

作为当代西方著名的经济学家，熊彼特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十分富有逻辑。

但是应当指出，他的分析基本上限于经济学的思维框架。

本来，人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这二元的特性决定了人口问题首先是一个经济方面的问题。

但实际上，人口问题远比人们通常所想的复杂。

人口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10]，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习惯、心理、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等很多方面都密切相关，这就需要研究者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认识这个问题。

比如，从物质经济方面看，马尔萨斯主义的兴起显然表明当时的英国和西欧面临着一定的人口压力。

但也应看到，一定的人口压力并非必然会产生相应的社会反应，人口压力是一种伸缩性极强的社会现象，一个社会稍有人口压力，便会迅速对此作出强烈反应；另一个社会有很大的人口压力，却会麻木不仁，直至人满为患。

在这两种情况下，影响到人口压力的因素就不止是经济方面了，许多被研究者所忽视的因素，实际上起着重要的作用。

历史和文化传统就是这样一种不易为人察觉而又左右着社会对人口压力的态度的因素。

这一认识是我们通过对中国近代人口问题的对比而得出的。

二、中国“马尔萨斯主义”的命运中国近代人口增长极快。

从1650年约0.9亿人口，增至1850年前后约4.5亿11]，200年间人口净增4倍，我们称此一时期的中国人口增长发生了革命并无不妥。

由于人口的快速增长，有识之士开始考虑人口问题，洪亮吉(1746-1809)就是其中的一位。

他在《治平篇》和《生计篇》两篇文章中阐述了自己对当时人口问题的看法，认为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而田地、房屋“亦不过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

显然，这里的数字并没有什么科学根据，但他的看法与马尔萨斯关于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生活资料按算术级数增长的观点相类似。

此外，他预见人口过多可能会带来的社会后果，提出了解决人口过剩问题的办法，与马尔萨斯多有相同之处。

应当指出，这位历任翰林院编修、贵州学政、高宗实录馆纂修官等职的清代乾隆年间进士，还在1793年的时候就提出了他的人口思想，比马尔萨斯首次阐述的人口理论早5年。

然其命运与马氏理论迥然不同，据称是在故纸堆里被埋没了100多年以后，方为世人所知12]。

为什么发生在中英两个社会里十分类似的情况会出现极为不同的结果？如果用经济分析法证实当时中国面临的人口压力不如英国那么严重的话，这或许能说明中国社会之所以能出现、但不能使马尔萨斯主义流传的原因。

但事实正好相反，这里不妨借用马尔萨斯本人的话来评论当时中国的人口问题。

他说，“在某些国家，人口的增加似乎受到了推动。

这些国家的人民已逐渐习惯于几乎靠少得不能再少的食物来维持生活。

这类国家很可能经历过这样一些时期，即，这时其人口持续不断地增加，而生产资料却没有增加。

中国似乎就是这样的国家。

如果我们所知道的有关中国的各种记述是可靠的话，则中国下层阶级的人民已习惯于几乎靠少得不能再少的食物来维持生活，并且乐于食用欧洲的劳动者宁愿饿死也不愿意吃的腐烂变质的食物。

中国的法律允许父母扔弃他们的子女，也趋向于大大加快人口的增长。

处于这种状态的国家必然会常常发生饥馑。

在其人口就它同生活资料的比例来说如此众多，以致其平均产量仅足维持居民生命的国家，时令不好所造成的任何短缺都必然会产生严重后果。

”13]以马尔萨斯的标准来看，当时中国的人口压力已经到了欧洲人不能承受的程度。

不过，这种境况似乎并不能引起中国社会对土生的“马尔萨斯主义”的兴趣。

当然，马尔萨斯对中国的上述评论所依据的材料或许属于道听途说，不足为信。

那么，我们还可以引用当代人口史和经济史的研究成果，比较近代中英两国的人口经济状况。

首先看人口增长幅度：1700年，英国人口约为503万，1801年约为867万，1850年约为1652万14]；而中国在这三个年份的人口总数分别约为1.0亿、3.0亿和4.4亿15]。

换言之，在整个18世纪，中国人口大约增加了两倍，英国则增加了约73%；到19世纪上半期，英国的人口增长幅度大于中国。

但总的看来，这一个半世纪里，中国的人口增幅要大于英国。

其次看人口密度，在传统社会里，土地是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依靠，人地之比往往反映人口的压力。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英国每平方公里平均不到47个居民16]。

与此相应，1810年（清嘉庆十五年），中国18个行省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英里235.4人（约合每平方公里91人）17]。

倘若考虑到自然环境、面积大小等地理背景18]，则英国的人口密度与中国许多地区相比，相差尤为悬殊。

所以，从人地的比率来看，当时的英国远未到人满为患的地步19]。

第三，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来看，中国逐渐落在英国之后。

大体从中世纪末叶以后，英国经济不断进步，农业首先向现代化转变，到18、19世纪，英国农业进步成就巨大。

“从1710年到1810年，不列颠的人口翻了一番，而农业生产满足了人口增长的需要”。

在18世纪上半期，英国还是一个粮食出口国20]。

中国的农业在近代以前很久，就处在停滞状态，虽然农业产量有较大的提高，但劳动生产率很低21]。

有人比较过历史上中英两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指出英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不仅高于中国，而且自13、14世纪以后显示出相当显著的上升趋势，而中国自明代中期以后到清代中叶，劳动生产率明显下降，土地产量不能和投入的劳动量同比例增加22]。

至于在工业和其他经济领域的进步，中国更是不能同英国相比，英国自18世纪中叶以后，工业革命蓬勃展开，社会生产力空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