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与北京大学

李大钊与北京大学“我个人心中没有一切，所有者唯北大耳”。

①这是李大钊在纪念北大校庆25周年讲演中所说的一句话。

这不是一句平平淡淡的话，它是李大钊发自肺腑的心声，是他对北大爱心的真情流淌。

的确，李大钊与北大的情结，非比寻常。

如果我们研究一个人物与一所学校之间的关系，其交往之频密，影响之深广，有如李大钊与北京大学者，为历史所少见。

这种关系可以用“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来形容。

这种关系表现为双方长期联结，相互依存、支持，同步发展。

它不仅仅限于一个伟人和一所著名学府之间的日常交往，而是影响及于中国近现代的方方面面。

它是中国名人名校的传奇佳话，也是历史的瑰丽篇章。

为了说明这种非比寻常的关系，且先举两点表层现象：第一，李大钊在北大工作、学习和战斗长达十年之久，即从1917年底至1927年初(1926年三一八事变后，李大钊避入东郊民巷。

人离开了北大，仍是北大教授。

直至1927年4月被军阀杀害后的一段时间里，北大教职员工的薪金册上，仍有他的名字，发给欠薪②)。

这是他短暂生命中的最后十年，也是他38年生命旅程中最具光彩的十年。

这十年，他是在北大，同广大师生相濡以沫度过的。

这构建了他个人的、北大的一页凝重而光华的历史。

第二，李大钊在北大担任过多种职务，其中主要为图书馆主任、教授、评议员。

李大钊刚进北大时，地位并不高，影响亦不大。

这一点从他被任命为图书馆主任时而还不是教授，可以窥见其堂奥。

章士钊“以教授兼图书馆主任”③，至李大钊接替时，则只有图书馆主任一职，而没有教授之衔，这明显地反映了李大钊当时在北大之不被普遍推重的地位与价值。

章士钊忆及此事时曾说：“守常(即李大钊，守常，其字也——作者)充图书馆主任，而后为教授，还有一段可笑之回忆，盖守常虽学问优长，其时实至而声不至。

北大同僚皆擅有欧美大学之镀金品质，独守常无有。

浅薄者流，致不免以樊哙视守常”④。

这是真实反映了北大当时的一部分学风和一些人士对李大钊的看法的。

但两年之后，李大钊即声誉鹊起，与各科知名教授齐驾并驱。

1920年7月，他受聘为教授⑤，同年10月又被选入北大最高权力机关——校评议会，任评议员。

评议员只能由教授担任，并由教授互选产生。

人数不多，每年改选一次。

从1920年至1923年李大钊连续四年当选，所得票数逐年增加。

1923年改选，李大钊得票比当时知名度很高的胡适还多11张(李得39票，胡得28票，均当选)⑥。

这表明他的威望日隆，在北大的权力圈子中(包括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已稳稳占有一席位置。

李大钊在担任众多重要职务期间，广泛、积极参与了北大校务的讨论和决策，对北大的改革和发展，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北大开始发展成为具有自己鲜明特色和光荣传统的著名学府，是在五四时期。

而李大钊成长为中国革命的伟人，也是五四运动前后他在北大工作的十年间。

这绝非偶然的巧合，它反映了双方存在某种内在的本质联系，体现了人与社会、人与环境的一种内在的和谐的统一。

这时李大钊的发展与北大的发展，是方向一致，同步前进的。

中国有句古语“人杰地灵”⑦，我们也可以借用这句话来比拟：即李大钊因北京大学而声誉日隆，影响更广；北京大学因李大钊而方向益明，进步更大。

或者换句话说，没有李大钊，北大就不成其为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发源地的学府；而没有北京大学，李大钊也不成其为在本世纪二十年代的历史舞台上具有那样广泛的革命影响，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奠基者的伟人。

李大钊为北大的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基因，北大则为李大钊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地和可靠保障。

名人创名校，名校产名人。

这种名人名校感应，谱写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辉煌的一页，是值得史笔大书的。

那么，李大钊对北大究竟有哪些贡献呢?第一，李大钊为北大开辟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传统。

人们一提到五四、北大的传统，都乐于称道民主与自由，这无疑是对的。

但如绝口不提马克思主义，就是无视历史。

马克思主义并不反对民主与自由。

马克思主义之被正确认识和广泛传播于中国，是始自1918年在北大工作的李大钊。

是他率先感知到了俄国革命的影响，把握住了历史前进的脉搏，第一个在中国举起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写了多篇宣传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认定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⑧，是“照亮新人生道路”的“明星”⑨，预言“将来的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⑩；是他在五四运动之后，率先倡导在北大秘密成立了“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厘定宗旨“以研究马克思派的著述为目的”11。

随后又公开签名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主张“集合信仰和有能力研究社会主义的同志，互助的来研究并传播社会主义思想”12。

这对同一时期在国内一些大中城市如上海、广州、济南、武汉、长沙等地纷纷建立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组织，有着明显的直接的影响；还是他率先于1920年起在北大开设《唯物史观研究》、《社会主义史》、《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13等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并和著名学者陈启修、陶孟和、张慰慈一起，四人共同承担《现代政治讲座》14。

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现代政治问题，主讲了《工人的国际运动》15、《印度问题》16、《人种问题》17、《现代普选运动》18”等多门专题。

由于这是我国首次开设这样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课程，因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完全可以这样说，五四运动之后的几十年间，北大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从未间断，并影响及于全国，李大钊创始之功不可没。

李大钊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火引人中国的普罗米修斯。

第二，李大钊为北大指明了知识分子必须深入实际，与劳动民众“打成一气”的方向。

五四时期，由于西方社会主义学说的传入和国内劳工运动的发展，劳工的地位与作用，已开始受到知识阶层的关注与重视。

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天安门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的演讲中，喊出“劳工神圣”的口号，声称“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19是一个明显的标志。

但是，对知识分子深人实际，与劳工结合，从劳工中汲取力量，向劳工学习等等问题，知识阶层则普遍缺乏认识，而只有很少数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达到了认识的初步。

李大钊是其中的一位突出代表。

在中国革命的发展中，曾形成知识分子与工农民众相结合的著名思想原则。

这项原则，在革命战争年代，产生过重大影响，起过积极的正面作用。

这项原则是由毛泽东在烽火连天的抗战时期确立的。

但如寻究其思想源流，则滥觞于李大钊。

李大钊五四时期执教北大，热心平民教育，提倡工读。

他深知要拯救中国必须唤起民众，把现代文明输入社会根底，促进民众的觉悟。

但靠谁和利用怎样的管道去把现代文明输入社会根底呢?李大钊认为只能靠“知识识阶级”。

他说：“知识阶级”是“民众的先驱”，“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

“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20，因此，“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21。

这就在实际上是提出了知识分子与工农民众相结合的基本思想。

李大钊殷切表示：“甚望我们中国的青年，认清这个道理”22。

他强调知识青年不该常常漂泊在都市上作一种文化的游民，而应当到劳动民众中去寻找自己“安身立命的地方”23。

正是在李大钊倡导的这种思想的影响和教育下，五四时期及其以后，北大一批又一批知识青年去长辛店、唐山、开滦、内蒙，去工厂、矿山，去广大的北方农村，深入实际，了解国情，与工农民众相结合，植根于中华大地，广展才能，为再造青春之中国作出了巨大贡献。

第三，李大钊在北大培育了一批又一批正直进步有为的青年，在全国撒下了革命的种子。

李大钊十分敬重青年，信任青年，认为“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24。

因而对青年的成长与教育十分关心。

他广泛与青年交朋友，积极为青年排忧解难，多方提携扶植，帮助开拓就业之路和施展才能，指引青年朝着正确方向前进。

比如：他曾为哲学系学生刘仁静因无力交纳学费，不能注册入校，申请缓交而具书会计课作担保25；他曾为学生傅斯年、罗家仑因受“被安福俱乐部收买”的传言之诬而列名刊登《启事》26，为之辩白；他接受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工作并亲自介绍毛加入著名社团少年中国学会27，这为尔后毛泽东的发展，创造了一次历史性的机遇；他为帮助蔡和森出版《俄国社会革命史》一书，曾几次致函胡适予以推荐28；为解决新潮社无社址活动的困难，专门在图书馆内拨出一间房屋29；他还曾为21岁的青年学生萧一山所写《清代通史》作序，并题写书名30；等等。

所有这些，充分反映了他有一颗火热的爱才之心和博大胸怀。

当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李大钊联系团聚了一大批进步青年，倡导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帮助许多青年建立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

这一时期，不少青年进步团体“新潮社”、“国民杂志社”、“哲学研究会”、“新闻研究会”、“平民教育讲演团”、“少年中国学会”以及“马克斯学说研究会”等，都把他奉为导师，一代青年在他的革命思想和崇高情操熏陶下，迅速成长，成为祖国和民族的脊梁。

他们中五四前后曾在北大学习和工作过的著名人物有：毛泽东、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黄日葵、谭平山、谭植棠、许德珩、张申府、范鸿劼、朱克靖、李子州、杨景山、任国桢、王懋廷、王濡廷、刘天章、袁玉雄、李梅羹、谭寿林、于树德、屈武、杨杏佛、萧一山、张仲超、罗章龙、刘仁静、王有德、黄绍谷、王仲强等。

他们是真正的民族精英，或多或少，直接间接都受过李大钊的教育和影响。

李大钊堪称教师的楷模，永远值得广大教育工作者学习。

第四，李大钊开拓了北大的学术风气，推动了北大的学术发展。

李大钊不仅是革命家、战士，还是知识渊博的学者。

他对学术风气的开拓和学术研究的发展十分重视。

五四时期，北大集中了一批开风气的学术巨匠。

校长蔡元培首倡“大学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31，认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32，它“不是贩卖毕业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33。

当时北大校园流行一句话：“但开风气不为师”34，学术创新之风很盛。

李大钊对北大的这种学风是很赞同的。

他在北大教职员一次全体大会上的演讲中说：“北大两字，本旁视者对北京大学之缩称，吾校人员亦省而用之，外人即不免认吾校自称北大，带有骄气。

其实此正北大之精神。

盖吾校要研究各种学术，自然算大。

希望同人以后都从大字上做去，发扬伟大的精神”35。

1923年在庆祝北大建校25周年之时，李大钊发出召唤，声称：“只有学术上的发展值得作大学的纪念，只有学术上的建树，值得北大万万岁的欢呼”。

要求北大“从学术的发明上预备将来伟大的纪念品”36。

李大钊是这样提倡，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作为学者和教授，他对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如哲学、史学、文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图书馆学，都进行了研究，取得了卓越成就。

尤为难能的是，他把当时还普遍认为是邪说异端的马克思主义引进北大讲坛，引进中国思想界和学术领域，写了大量有真知灼见的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