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监狱亚文化对罪犯矫正之负面影响

论监狱亚文化对罪犯矫正之负面影响

吉林省长春北郊监狱于海涛

摘要：监狱亚文化是指罪犯群体在监禁生涯中逐渐形成、自觉或不自觉地信奉和遵行、与监狱主文化偏离或对立的价值标准、行为方式和现象的综合体。监狱亚文化具有叛逆性、联结性、畸异性等特性，相应的拥有反社会功能、同化功能和自卫功能。无论是罪犯中的亚文化或民警中的亚文化，都对矫正罪犯带来负面影响。虽然说监狱亚文化是初级的、范围很小的一种文化现象，没有明确的规范体系，远不能形成对主流文化的整体防御力，但它所具有的感染力、内聚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矫正效果，所以对其必须进行有效控制。

关键词：监狱亚文化罪犯矫正负面影响

“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群体在社会实践中所习得的思想、情感及其行为方式包括一切意识形态在内的精神产品；或者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它包含主文化和亚文化，并且主文化与亚文化两者共生共存。“社会主文化是代表一种进步的、健康向上的，为社会多数成员所赞同、信奉、遵循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产品，它包含了民族情感和传统道德，如诚实善良、勤劳勇敢、开拓进取等”（注释1）。在社会文化中又称主流文化。“亚文化（subculture）又称小文化、小集体文化或副文化，指社会亚群体在其社会活动和人际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与社会主文化偏离的一种文化”（注释2）。这些文化极少被专业出版物、媒体与展示单位所介绍，甚至也不为专业的文化学者所重视和涉猎，成为学术盲区。但由于亚文化直接作用或影响人们生存的社会环境，其影响力有时比主文化更大。

监狱在矫正罪犯实践中，因特定主体和特定环境的结合而产生了特殊的文化现象，即监狱文化。其中符合一般道德规范和国家法律精神、为社会公共所认可的部分为监狱主文化。而罪犯群体在监禁生涯中逐渐形成、自觉或不自觉地信奉和遵行、与监狱主文化偏离或对立的价值标准、行为方式的现象又称之为监狱罪犯亚文化。这种亚文化的受体包括服刑人员和监狱民警两个群体。“在罪犯中的表现归结起来具有叛逆性、联结性、畸异性等特性，相应的拥有反社会功能、同化功能和自卫功能”（注释3）。就其基本的价值倾向而言，始终偏离监狱主文化。这一特点造就其鼓动、教唆罪犯亚群体悖逆、对抗和否定社会主流文化所遵循的共同价值和规则的反社会功能。它表现为罪犯群体生活中的一些内部规则，例如贪婪、自私、对信仰的失落、对责任的蔑视、对友谊的冷漠，都是监狱亚文化在罪犯群体里的集中表现。李锡海教授总结说：“反动、淫秽、金钱至上、封建迷信、江湖义气、及时行乐等颓废思想为监狱亚文化的主要特征，并以罪犯特有的‘道德’和‘规矩’来维系。传播方式不能像主流文化那样利用大众媒体，而只能用非法出版物、手抄本、黑话、隐语等隐蔽的方式进行传播”（注释4）。“但它所具有

的感染力、内聚力，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刑罚执行中的矫正效果，所以对其必须进行有效控制”（注释5）。

笔者根据多年监狱基层工作经验，现就监狱亚文化在罪犯中的体现及矫正的负面影响和在民警中的体现及矫正中的负面影响，做两方面的初步探讨。

（附表一）

一监狱亚文化在罪犯中的体现及矫正中的负面影响

著名哲学家萨特说过“存在就是合理”。

由于罪犯群体的特殊性，监狱亚文化本质是与监狱主文化相背离的。监狱中罪犯亚文化就是罪犯自己的文化，包括罪犯犯罪前社会不良文化在监狱内的迁移和变形，以及罪犯在长期的监禁生活中形成的与监狱主文化异质的服刑人员文化。罪犯的亚审美文化、亚道德文化、罪犯暗语、某些禁忌和仪式等不良文化在不同的监狱、不同的监区，受当

时当地的社会亚文化以及自然环境、服刑人员结构、犯罪类型等的影响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是其相对监狱主流文化的对立与消极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同时也是监狱主流文化必须要消弭的一种支流文化。略作分析如下：

（一）黑社会性质的帮派（团伙）文化

随着我国的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中国日益融入世界经济和文明之中。罪犯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在各种文化交融、碰撞过程中，不可能不受到各类腐朽思想的侵蚀。近年来不断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伙犯罪成员入狱服刑，他们在狱内又自觉不自觉地形成新的团伙，封建行帮思想严重，狭隘的地域观念强烈，弱肉强食的流氓意识浓厚，思想上形成的“我是流氓我怕谁”、“顺我者猖、逆我者亡”等观念根深蒂固。在入狱前是犯罪的根源，入狱后则成为抗拒改造的原动力，妄图使狱内成为“流氓的沃土，恶棍的乐园”；弱势群体罪犯入狱后为寻求“保护”往往加入或非自觉地加入这类群体；由于各群体的活动目标、活动内容与受刑活动经常产生矛盾冲突；随着押犯需求多元化、兴趣多样化以及罪犯中职务犯罪罪犯、外省籍犯等分化日益明显，一些罪犯为了寻求尊严，维护既得利益，也相继结成各种利益群体和兴趣群体。加之，帮派团伙的出现致使狱内打架斗殴问题不可避免地发生与增多，严重影响狱内改造秩序的稳定。殴斗案件的屡屡发生更加促进狱内帮派团伙的产生，形成恶性循环。这也是对监管安全最大的危害。有的罪犯挨了欺负，不找警察，而是找团伙，求“大哥”，觅靠山，希望出事时有人给罩，摊事时有人给摆。处理和了结每起打架斗殴事件，都要浪费民警大量时间和精力，稍有不公还可能再次引发殴斗，加大了民警的工作量，给监狱监管改造工作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与危害。当狱内执法环节出现漏洞和不足时，狱内弱势群体罪犯就会去求助帮派团伙。帮派团伙自然也会以下层社会的执法者面目出现，在很多场合充当裁判，成为执法机关的代替者。尽管他们的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监管秩序的破坏者和弱势群体罪犯的压迫者。帮派（团伙）文化有时诱发狱内二次犯罪。青年罪犯李某因盗窃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二年，服刑期间常受他犯欺辱。后来在狱内加入某帮派团伙，开始得到“照顾”，自觉十分神气，即将出狱前在一次团伙殴斗中按“大哥”授意将他犯伤害致死，被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悔之晚矣。

（二）黑话（暗语）文化

帮派（团伙）文化有时又衍生出行帮亚文化之次生文化－－黑话（暗语）文化。罪犯在监狱这一特殊的环境内长期生活，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只有相同经历的人才听得懂的语言，即监狱黑话（暗语）。而且，这些黑话（暗语）随地域不同也有所差别，以下是东北地区常见的一些监狱黑话（暗语）：跑路（作案后畏罪潜逃）；关系（有背景或有人照顾的罪犯）；盲流子（弱势群体、三无罪犯）；同一饭槽子（合伙吃饭）；杠、筒（走廊）；老号底子（常年蹲监狱者）；鬼票子（饭票）；刚下火车的（新入监者，意即初来乍到，什么规矩也不懂）；唠鬼嗑儿（说话东拉西扯、胡乱吹牛）；扑蚂蚱（捡烟头）；政府、雷子、玻璃（警察）；嗑药、溜冰（吸食毒品）；飘了（服食毒品后药性发作）；崩子（类似男妓、同性恋中卖身者）；撸管儿（自慰）；颠憨（伪病、造病）；撂了（招供）；换身叶子（衣服）；改皮（囚服）；砸窑（入室盗窃）；上线（被某民警注意或盯住不放）；针头（告密者、耳目）；扎针儿、点炮（告密）；教育（收拾、殴打）；反电（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