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

关于是目的的局限性。

一般我们认为魏源在鸦片战争前后看到了中西方的差距，认识到了效法西方的必要性，提出了富有远见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体现了他思想的开放性和爱国性，这在当时有着抵御外辱、挽救民族危亡的积极作用。

但是魏源主张的只是通过“师夷长技”这一手段来达到“制夷”的效果，而其根本目的是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这种主张的动机是一种传统的忠君思想。

所以，魏源思想主张只可能维护而不可能触犯业已腐朽落后封建制度，因此这一主张的内容和作用都受到了极大束缚。

魏源作为晚清开明的思想家，其思想和主张被认为是该时代最先进的代表，这是毋庸置疑的。

然而，他毕竟是出生和成长于闭关锁国的晚清时代，是深受传统儒家学说影响的士大夫，同时也是晚清社会地主阶级的代表。

无论从其生活环境、思想结构还是阶级属性来看，在国家危难关头，他的主张都不可避免以忠君思想为动机，以维护清王朝统治为根本目的。

关于观念的局限性。

夷夏观念，源远流长，是中国传统思想中一种根深蒂固的华尊夷卑优越观。

魏源作为晚清开明的思想家，其思想和主张是同一时代最先进的代表。

在《海国图志》中魏源仍然把万国称为“四夷”，而把中国自身置于“世界”之外[4]。

另外，他认为的西人的长技仅限于船炮技术，华夏文明之于夷狄仍有着无比的优越性。

无论魏源本人眼界如何开阔，观念如何先进，其思想的深度和广度都是无法脱离当时社会存在的，因此必然或多或少带有那个时代和环境的烙印。

要短时间内根本上摒弃传统的华尊夷卑观，这还是难以做到的。

这一点是魏源的局限，但更是那个时代里的局限。

关于内容的局限性。

许多学者认为：既然魏源的根本目的是维护王朝统治，那么在这种目的的支配下，其学习内容受到极大束缚，即仅限于我们经常提到的战舰、火气、养兵练兵之法等器物层面上的内容[5]，而不可能触及到政治层面上，因此他主张学习西方的内容仅仅停留在器物层面上，而远远没有触及到思想和制度。

这种企图只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技艺，而不变革封建政治制度的思想主张，是无法震荡士大夫传统的忠君心理，也无法唤醒国人的民族意识的，当然，更不用说实现近代化的任务了。

这无疑是魏源思想上最大的局限，也是其对中国作用有限的根本原因。

魏源的思想虽然存在一些局限，但它们是特定的历史背景和阶级属性下的不可避免的产物；这些局限不能影响其对近代中国近代化进程的作用；而其作用之所以有限根本在于中国特殊的民族心理和社会环境的制约；魏源所处时代面临的关键问题不是他的思想不够先进无法满足社会需要的问题，而是他已有的先进方案的无法去实现问题。

近代中国面临着民族独立和近代化两大艰巨任务。

每一个阶段的先进知识分子都有着历史和时代赋予的义不容辞使命和不可退却的责任。

然而，出于对国家命运、民族前程关怀和情感，站在今天的标准上，脱离当时的客观实际苛刻地评价历史人物和思想的局限，这显然是不客观的，是不可取的。

魏源是中国近代史上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的人，他在《海国图志·叙》中指出：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所谓“师夷” 主要是指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军事技术上的一套长处。

魏源说：“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

”他不仅主张从西洋购买船炮，而且更强调引进西方的先进工业技术，由自己制造船炮。

所谓“制夷”，是指抵抗侵略、克敌制胜。

魏源明确地把是否学习西方国家“长技”提高到能否战胜外国侵略者的高度来认识。

他强调指出，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

魏源从反侵略立场出发，以师夷为手段，以制夷为目的，表现了一种光辉的爱国主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