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立大学的讲座制及其发展

日本国立大学的讲座制及其发展

摘要：日本国立大学主要实行讲座制，作为其基层学术组织形式的“讲座”是“烟筒式”结构，而且讲座存在年龄和学术上的周期现象。讲座制在日本发挥其巨大优势的同时也导致教师流动性低，学术近亲繁殖现象严重。进入21世纪，新大学设置基准中已删除了大学所用的具体学术组织形式的规定，这使讲座制在国立大学的市场有可能缩小，但另一方面，日本的科技强国战略和讲座制本身在科学研究和培养精英人才方面的优势又会使讲座制在日本重点国立大学中得到加强。

关键词：讲座制，讲座，烟筒式结构，学术周期，职称结构

从明治时代的帝国大学开始，日本的国立大学主要实行讲座制。在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的“大学纷争”中，讲座制曾被指责为“非合理性”和“缺乏人性”，以至于那时在一些大学的改革方案中出现了否定和取消讲座制的倾向。也就是从那时开始，讲座制成为日本高等教育研究者的一个热门研究课题，天野郁夫、寺崎昌男等日本著名高等教育学家都对讲座制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到1990年以后，日本高等教育进入结构改革期，面对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新要求，讲座制又一次成为大学改革及其研究的热点。

那么，讲座制在日本是怎样被导入的，又得到了怎样的发展？现在的讲座制以及与其紧密联系的大学教师职称结构发生了哪些变化？其发展前景如何？本文按照历史脉络来分析这些问题。

一、日本明治时期在帝国大学导入的讲座制及其特点

1877年（明治10年），日本将原来的东京开成学校和东京医学校合并，建立了第一所近代大学——（东京）帝国大学，即后来的“东京大学”。1893年（明治26年）《帝国大学令中改正》、《帝国大学官制》、《帝国大学教官俸

给令》等相关法令先后颁布，规定在这所日本惟一的大学里实行“讲座制”，即规定：“讲座”是大学教育、研究的基层组织单位，也是财政预算的基本单位；讲座的责任者是教授，教授不仅负责教学和科研，也负责讲座的人事和财政，只有在教授空缺的专业领域里，助教授或讲师才能顶替教授承担讲座的工作；助教授协助教授授课或实验，助手、书记员则在教授、助教授的指挥下服务于讲座。另外，法令规定了教授、助教授等不同的任命方式以及不同的薪俸水平。

在东京帝国大学实行的这种讲座制又顺理成章地被其后成立的京都帝大、东北帝大等其他帝国大学以及各种官立单科大学所采用。二战之后，日本的高等教育系统发生了很大变化，讲座制的情况却基本没变，只是有的讲座增加了讲师的职位，取消了书记员。1947年公布的《学校基本法》重新强调了教授、助教授等讲座人员的上述责任及关系；1956年文部省制定的《大学设置基准》中又进一步规定：大学必须采取讲座制或学科制的学科组织形式；进行博士研究生层次教育的大学必须实行讲座制。这样，在上述各种大学（旧制帝大和原官立单科大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各所大学和一些“新制”大学都实行讲座制。并且，随着有实力开设博士课程的大学越来越多，实行讲座制的大学也在不断增加。直到2006年3月《大学设置基准》修改时才被删除。可以说，作为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基本形式，讲座制在日本各国立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国立大学里占据着最核心的地位。

笔者认为日本国立大学讲座制具有如下优点：

1.讲座制为讲座教创造了稳定的学术研究环境和良好的人力、物力以及组织条件，体现了学术自由、学术自治的大学传统。它为教授排除了一些非学术因素的干扰，使教授能安心地致力于自己的研究，这显然对学术生产性的提高和研究创新是非常有利的。日本的许多科技成果及研究大奖的获得者都是大学教授，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2.讲座制是培养研究型人才的一条最便捷的道路。讲授和演习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以及论文或报告的成绩考查方式，可以使学生有更多机会与教授及其他教师直接对话，直接参与教授的科研活动，进而促使他们自己去进一步探究，在耳濡目染中掌握研究的真谛和研究方法，养成创新精神。讲座制对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与提高是大学其他教学组织制度无法相比的。

3.讲座制有利于大学建设富有凝聚力的团队，有利于提高大学的竞争力。讲座制的顺利运行更多的是依靠讲座教授的个人魅力和权威而不仅仅是行政权力。当一位领袖人物的权威既来自个人因素又来自组织因素时，他的权威能成为保持组织整体性的力量。因此讲座教授的权威成为他所领导的教学、科研团队的凝聚力和智慧的源泉。在现代社会，重大科研课题只靠个人单枪匹马是难以完成的，讲座这种富于凝聚力和智慧活力的研究者小群体是大学科研攻关的最好团队。这种团队的有效工作将大大加强大学的竞争实力，提高大学的学术声望。

另外，日本的民族性使日本大学适合采用讲座制。许多研究者已经指出，日本社会是一个“纵向社会”，比起其他国家的国民来说，他们对权威和纵向的结构关系能更容易接受，他们更易于“忠诚群体”而少计较个人得失。日本社会这种特有的人际关系结构模式是保证讲座制在日本历久不衰的社会心理基础。

二、日本国立大学讲座制的弊端

1968年～1969年，以东京大学为主的各国立大学发生了后被称为“大学纷争”的大学“学潮”。在这场学潮中，讲座制与“教授会自治”的大学制度一并受到责难。比如教授被指责为垄断讲座，阻碍了年轻教师的发展，影响了学术发展并导致了学科分化等，以至于有些国立大学的改革方案出现了否定和废止讲座制的倾向。

确实，比起其他实行讲座制的国家的大学基层组织单位（比如德国大学里的研究所），日本传统的讲座更容易导致上述的弊端，这就是其“极细高”的金字塔

结构：教授1人，助教授1人，讲师2人，助手1人或多人。这种结构被日本人戏称为“烟筒”结构。后来的研究者逐渐认识到对讲座制的反对实际上来源于与讲座制的这种“烟筒”式结构有关的一些学术或人事问题：

第一，教师职业生涯模式单一，学术“同型繁殖”现象严重。20世纪60年代以前，国立大学（或帝国大学）教师的职业生涯模式是：从助手阶段就被讲座录用，然后在同一所大学的同一个讲座里一直工作到退休。更有甚者，有的教师从考入大学那天起，整个学业和职业生涯就都在同一个讲座里度过，一直到退休也没有到其他大学或机构去学习或工作过。显然，由此带来的学术“同型繁殖”

问题是非常严重的。

第二，讲座的“周期化”现象。讲座的“烟筒”式结构一方面使得日本国立大学的学术团队显得很精炼，但另一方面，助教授和位于其上的教授从数量上讲是一对一的关系，各个职位的教师按照下面的程序一一更新：教授一到退休年龄，便从讲座教授的职位上退休，下面的助教授就自然升为教授，而空缺的助教授的职位则由更年轻的讲师来接替。从成员的年龄看，这个时候的讲座是最“年轻”的。但是，由于日本的国立大学可以保证教授在同一个讲座一直工作到退休，这个期间讲座内部的所有人都会同步“变老”。随着教授年龄逐渐向退休年龄靠近，渐渐迎来这个讲座的“老龄化”时期。直到这个教授退休，其位置被下面的助教授代替，这个讲座又一次迎来了“最年轻”的时刻，同时也进入下一个循环周期。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高龄化”和“年轻化”会在讲座内部循环交替出现，这便是所谓的讲座的“周期”（Cycle）现象。年龄上的周期变化往往还带来研究和教学上的周期性变化，所以讲座也存在“学术周期”（Academic Cycle）问题。这表现在研究方面尤甚：随着教授、助教授的年龄增加和人员更替，学术的形式和学术生产性也不可避免地发生周期性变化。这种学术周期性问题对讲座的发展以至于大学的发展影响很大。

第三，讲座内部教授与助教授的微妙关系及年龄差问题。从讲座成员的权力构成看，与德国大学的讲座制一样，日本国立大学的讲座也是教授集人事权、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