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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转移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
一、理论分析与假说的提出
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之下，农业与非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差距巨大，农业劳动力受到非农产业更高劳动生产率吸引，必定要向非农产业转移。

那么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会不会影响到农业产出的增加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如果会影响到农业产出的增加，那么劳动力的转移必定会受到抑制，因为如果农业无法提供充足的食物，会导致食品价格上涨进而引起工资上涨，企业用工成本上升利润下降，最终阻碍农业劳动力进一步转移。

由于人力资本在现代经济增长中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先考察农村地区居民受教育水平衡量的人力资本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如图1所示，农村地区居民受教育水平很低，1992年约为5.97年，到了2011年也只达到7.46年，提升速度十分缓慢，年均仅提高一个百分点，平均受教育年限近20年来只提高了1.5年，因此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说。

假说一：在目前的农业生产方式中，农民通过接受正规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水平的增加不会直接影响农业产出。

但是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会增加农业劳动力人力资本禀赋，减少其转向非农产业的转移难度，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

据统计，自1992-2011年间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数量从38699万人减少到26594万人，年均减少2个百分点。

但与此同时农业总产值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长率很高，从1992年5588亿元增加到41988.6亿元，以年均11个百分点的速度高速增长。

在农业劳动力减少的情况下农业
产值却在增加，到底是什么推动了农业经济增长？我们发现当农业劳动力逐渐减少的时候，农业机械及农药、化肥、农膜等物质资本投入量逐年增加，如图2所示，物质资本投入与农业劳动力反向变动，自1992年至2011年物质资本投入年均增长约为提高4.1个百分点。

由此我们提出第二个假说。

假说二：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会增加了农业劳动力人力资本禀赋，减少其转向非农产业的转移难度，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引致农业物质资本投入增加，从而带来农业总产出的增加。

二、实证检验
（一）模型设定本文采用C-D生产函数作为农业生产函数，用于考察农业产出与各投入要素之间的关系。

其中，Y代表农业总产出，A为全要素生产率，K表示物质资本投入，L表示劳动力投入即劳动力数量，E为农村地区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用以代表农村地区人力资本水平。

其中α、β和γ分别代表物质资本、劳动与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ε为残差项。

其中，H代表农业劳动力总的人力资本禀赋。

方程（3）验证农业中劳动力转移引致物质资本投入增加。

（二）数据来源及说明文中所有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以及农村劳动力开始大规模转移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因此本文时间范围选择1992-2011年。

农业产出（Y）：以农业总产值表示农业产出，并以1992年为基期，以GDP平减指数进行平减，得到农业的实际总产值。

物质
资本投入（K）：以化肥、农药、农膜的吨数加总得到物质资本投入。

其中化肥、农药、农膜单位数均为万吨。

化肥包括氮肥、钾肥、磷肥和复合肥。

农用机械包括农用大型拖拉机、小型拖拉机和农用排灌柴油机，单位为万台。

劳动力数量投入（L）：以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数量来表示。

（三）估计结果本文采用Eviews7.2版本软件对各方程进行估计，结果如表1和表2所示。

从表1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可决系数很高，表示各参数的解释能力较强。

方程（1）中LnK与lnL 的回归系数在1%置信水平下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的回归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明目前农村地区劳动力通过接受正规教育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对产出无作用。

方程（2）当中物质资本的系数为正，符合经济意义。

但是人力资本存量的系数为负，这与传统生产函数经济意义不符，但是与目前农业生产实际情况相符，农业劳动力人数每年减少但是农业产出在增加，两者呈相反方向变动，因此人力资本存量系数为负，人力资本产出弹性为-1.752，表明从事农业的人力资本存量每减少一个百分点，产出会增加1.752个百分点。

方程（3）中lnH前面系数为负，表明人力资本存量流出一个百分点，会引起物质资本投入增加1.927个百分点。

为了验证人力资本的流出是否会引起物质资本的变动，表2中对两者间关系进行了格兰杰非因果性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物质资本不是人力资本变动的原因，但是人力资本是物质资本变动的原因，即可认为农业劳动力转移引
起了物质资本投入增加。

（四）各要素对产出的贡献率为了测算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对产出的贡献率。

由表3可知，1992-2011年间农业产出平均每年增长11.2个百分点，物质资本投入年均增长约3.7个百分点，人力资本存量年均减少1.7个百分点。

由贡献率可知，物质资本贡献率最大，对产出增长约贡献54个百分点，其次人力资本贡献了27个百分点，全要素生产率贡献19个百分点，可以看出目前农业产出的增加主要是由物质资本投入所驱动，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还比较小。

三、结果分析
首先，由方程（1）估计结果可知，lnE前面系数统计不显著，这说明农民接受正规教育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对农业产出影响不显著，从而证明了假说一。

目前在我国农业生产中，教育无作用原因不在于农民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太过缓慢受教育水平太低所致，原因在于农业生产中存在极强的“干中学”效应。

目前我国农业生产中使用的生产资料比较低端，学会使用农用机械来耕地、播种、收割以及对农地进行施肥等即使不需要受教育仅通过生活当中的学习经验就可完成。

试想，如果让大学生去进行农业生产，其人力资本水平绝对比农民高很多，但其农业生产水平一定不如农民。

舒尔茨认为农民也是理性人，如果受教育确实有助于农业生产，那么农民必定也会就接受教育。

但是现实是1992-2011年，农村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从5.96年提高到7.45年，20年间受教
育水平仅提高了1.5年，由此也反映出目前通过正规教育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对农业生产是无用的。

其次，方程（2）中lnK前面系数为正，说明增加物质资本投入对产出增加有正向作用，物质资本投入每增加1个百分点会带来产出增加1.634个百分点。

但是lnH前面系数为负且显著，考虑到目前从事农业劳动力逐年减少，因此农业的人力资本存量也逐年减少，但是这种减少并没有影响到农业产出，实际上是促进了农业产出。

在方程（3）中lnH 前面系数为负，说明农业中人力资本存量的减少会引起物质资本投入增加，并且由格兰杰检验可知统计显著，因此证明了假说二。

目前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进入城市生活从此就与农业毫无关系，实际上农村青年出去打工，家里仍有老人、妇女在从事农业，正是农业劳动力外出打工取得的工资性收入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农业中才会不断积累起物资资本，从而使得农业不断发展，如果这部分人留在农业当中只会造成农业更加落后。

由要素贡献率可知物质资本投入对产出的的贡献率为54%，人力资本转移的贡献率为27%，农业产出的增长主要是靠物质资本投入驱动。

最后，从全要素生产率来看，其对产出增长率贡献了19个百分点。

全要素生产率可分解为技术进步、资源配置改进以及规模经济等。

我国农业劳动力虽然大规模流动，但是人多地少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而且舒尔茨（2007）认为在传统农业当中资源配置是有效的。

因此规模经济及资源配置的改善均不是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构成因素，因此技术进步是全要素生产率的
主要构成因素，并且这一技术进步主要是由物质资本投入所带来的。

如农业机械的投入使用使土地的耕作更有效率，化肥的投入提高了土地的肥力、农药的使用提高了农产品的产量，但无论如何技术进步显然没有成为推动农业生产的源泉，农业生产仍靠物质资本深化。

四、结论及对策建议
由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农民通过接受正规教育所形成的人力资本不直接影响农业生产，但是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会增加农业劳动力人力资本禀赋，减少其转向非农产业的转移难度，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引致农业物质资本投入增加，从而带来农业总产出的增加。

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促进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培育新型农民为了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必须提高农民的受教育水平。

根据2011年统计数据，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5年，根据蔡（2013）的研究，这个受教育水平只适合转移到第二、三产业劳动密集型行业，但就第二产业资本密集型行业以及第三产业技术密集型行业而言，农业劳动力目前的人力资本水平无法胜任，随着未来产业技术升级，农业劳动力向外转移会越来越难。

为了提高农民的受教育水平，国家应该考虑把高中也纳入到义务教育体系当中。

为了培育新型农民，必须开辟农业职业技术教育。

从农业现代化的进程来看，未来农业发展需要自立，即从事农业的人需要有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而不是靠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收入来发展农业。

由于通过传统正规教育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对农业生产无用，从事农业的农民接受正规教育的意愿很低。

但这绝不是说农业就不需要人力资本，实际上农业真正需要的是有技能的农民，这种技能目前是无法通过正规教育获得的。

我国农业正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期，转型能否成功关键在于农民的人力资本禀赋。

原因在于现代农业属于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型，卢卡斯认为实物资本与人力资本间具有互补性，只有平行的人力资本提供支持，否则物质资本不但难以积累而且必将面临回报的大幅度下降，因此在农村地区发展农业职业技术教育对于提高农民人力资本水平和实现农业现代化是紧迫的和需要的。

（二）加大农业科技投资，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使用新的现代农业生产要素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关键。

从使用新的农业生产要素的角度来讲，国家应发挥更大的作用，农业生产要素的研究、发展不能简单地市场化。

如果由私人企业来研发，其面临两大难题：一是无法获得提供新生产要素的全部收益，即存在对社会的正外部性而对企业自身来讲是私人成本的上升。

二是企业无法自身组建一个最优规模的研究机构，由于研发新生产要素需要许多专业科学家的协作以及非常昂贵的专业设备，这对企业来讲成本巨大，而且农业科技研发周期长，面临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很大。

这两方面导致的结果是如果由私人企业来提供新的农业生产要素，那么要素价格必定十分昂贵，农民出于采用新要素的成本与收益考虑，当然不会接受新生
产要素，那么农业实现现代化的希望就很渺茫。

因此，政府及非营利机构应承担起新的农业生产要素的研发重任。

作者：佟大建贾彧单位：西安财经学院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