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作家作品赏析

现代文学作家作品赏析
【第一部分现代文学作家作品赏析】一、叶圣陶小说创作的艺术成就
A。

叶圣陶早期小说创作的艺术
(一)、内容方面:
叶圣陶从“问题小说”起步，后成为“五四”人生派小说的代表作家。

由于叶圣陶长期做着小学教师的工作，并且热爱这个职业，因此他特别熟悉乡镇社会的人情风习，尤其是乡镇教育界微妙的心理变化，独特的思想意识。

这便成为他早期小说的题材领域，而生活与挣扎在其间的城乡劳动人民和下层中、小知识分子便构成了他写来得心应手的人物系列。

叶圣陶的早期作品以描写小市民、小知识分子的灰色人生著称，他站在冷静批判的立场上，以严肃的创作态度，忠实于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先后创作了《乐园》《低能儿》、《小铜匠》、《潘先生在难中》等以教育为主题的小说，一方面展现了军阀战争给城镇居民造成的颠沛流离，痛苦不安，另一方面塑造了如《潘先生在难中》的潘先生那样的知识分子和小市民形象，讽刺和揭露了他们的小市民习气，他们自私，善于见风使舵，消极求安，极易得到内心满足，又常常处于自我矛盾，精神空虚的状态，茅盾称他们为“一些心脏麻木的然而却又张皇敏感的怯懦者”。

《潘先生在难中》是叶圣陶早期作品中描写灰色人生的代表性力作，它标志着叶圣陶前期作品风格的逐渐成熟。

小说叙述的是，潘先生带着全家躲避战乱，刚从乡下来到上海，就又担心教育局长斥他临危失职而丢掉饭碗，惶惶然又即返回乡镇。

不料战事还为直接威胁到这个乡镇就结束了，潘先生于是陶然庆幸，竟然接受了别人的推举，写字幅为凯旋的军阀歌功颂德，从而塑造了一个自私、疑惧、投机、苟安、卑琐，具有多侧面而又统一的小市民性格典型。

(二)形式方面:
首先是工细的心理描写，它是作品中塑造人物的主要手段，充分显示了作者的才华。

如在《潘先生在难中》一篇里，小说在变幻莫测的环境中，创造出波澜起伏的情节，通过在起伏无定的遭遇中人物的变化，形象地反映了一个利己主义的灵魂，成为市民社会市民心理的一面镜子。

如潘先生从上车出站到暂得安身，心理上便已经经历了几忧几喜的波折，则住上旅馆又产生是回乡保住饭碗还是留下保护妻儿的新的矛盾，使形式服务于内容，更好更生动地塑造了潘先生这一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其次是巧妙的情节安排，仍以《潘先生在难中》为例，从小说的整体布局来看，开头写逃难，中间写逃难中的周折，末尾写逃难的结束，首尾一贯，富于变化，故事完整，章法严谨，是叶圣陶小说的典型写法。

尤其在高潮部分第三章里，战争的到来仿佛是显像剂，即使是平时装得道貌岸然的那些人物，这时也会窘态百出。

这样戏剧性的情节安排突出反映了叶圣陶驾驭作品的独具匠心之处。

B(《倪焕之》的历史地位和艺术成就
《倪焕之》被誉为叶圣陶的“扛鼎”之作，它是叶圣陶唯一的长篇小说，与茅盾的《子夜》一道成为现代长篇小说的真正开端。

《倪焕之》仿佛是一个“五四”小说的小结，同时又开启了下一阶段。

首先《倪焕之》以史诗般的结构，展示了空前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

小说以倪焕之从辛亥革命胜利之初到大革命失败之后十余年的生活经历、思想变迁为经线，在纬向上穿插了诸多政治事件: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大革命的兴起和失败等，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这一特定角度反映了十余年间中国从乡镇到城市的社会生活，凝聚了丰富的历史内容。

其次，作品成功塑造了“倪焕之”这一典型人物，深化了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关系这一主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知识分子心理变迁史”中的重要一章。

“五四”以来鲁迅等作家便从为中国的新生探求革命的力量这一角度致力于探讨知识分子在革命失败后的幻灭与颓唐，绝望以致沉沦。

二三十年代，茅盾、叶圣陶、蒋光慈、柔石、胡也频、巴金等作家，对这一主题做了更为深广细致的开拓，于是构成了一部带有丰富生活气息的知识分子心理变迁史，倪焕之就是其中颇具典型意义的活跃人物之一，从个人奋斗到投身革命，从不断追求、不断幻灭到最终觉悟，是他的心路历程。

在事业和爱情上，他屡屡受挫。

在革命洪流到来之时，他敏感地觉察到时代的要求，满怀救国的热望，但他的教育救国的理想和道路是远离中国社会历史实际的，这样虽然他具有正直、爱国、进步、向上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境界，但仍不可避免地处处碰壁，感到孤独沉闷。

倪焕之曾在革命者王乐山指引鼓励下，一度抛弃了个人主义而走向集体主义，但当，革命又败时，这颗脆弱的灵魂选择了纵酒痛罗。

当然，他对自身的弱点的批判和对全然两样人“召唤”的响应，也显示出新的觉醒。

在追求理想教育的同时，倪焕之还追求着建立在共同事业上的婚姻，而现实中的妻子在婚后渐失新女性的朝气而沉湎于家务琐事，同样给倪焕之的心灵蒙上幻灭色彩的悲哀。

对于倪焕之这个典型人物的塑造，主要反映了知识分子走向革命的曲折和艰巨性
第三，鲜明的现实主义风格，题材主题的重大突破是叶圣陶这一时期小说的艺术特色。

作者有意识地把主人公放在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和风云变幻的时代潮流中成功地揭示了他思想性格的发展史，这种注重以典型环境塑造典型人物，既展示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又穿插丰富真实的生活细节，既写出人物性格的发展又写出发展的依据，既写出人物独特的个性又透过个性展示了相当广泛的人物的共同气质和生活道路的现实主义写法，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另外，作者对人物复杂微妙心理的展示，细针密缕真实可信，而且作者还发展了其前期谨严凝练、朴实隽永的风格，并在结构上更加多样化，讲求意蕴，垂字炼句，刻意追求语言的纯净与精粹等方面显示出圆熟的技巧和深厚的功力。

二、冰心诗歌、散文的艺术特色
A(散文
冰心“小诗”味的散文是现代文学史上较早的引人注目的美文小品，通常被称为“冰心体”散文。

所谓“冰心体”散文，是以行云流水似的文字，说心中要说的话，倾诉自己的真情，满蕴着温柔，微带着忧愁，显示出清丽的风致。

简言之，即“爱的哲学”，作品中宣扬的自然爱、母爱、儿童爱。

其中有对下层人民的同情，探索人生的惆怅，对祖国、故乡、家人、大海的眷念，也由基督教义和泰格尔哲学等内容融会其间。

如冰心作品《往事》中的一段:
“我说:“夜坐谈话，到底比白日有趣，但各种的夜又不同了。

月夜宜清谈，星夜宜深谈，雨夜宜絮谈，风夜宜壮谈……固然也须人地两宜，但似乎都有自然的趋势……”
其中便写得很耐人寻味，体现了作者善于观察，体验生活，使作品充满了人生机趣，同时也表现出她从民族文化中领略到古今骚人风流韵致时所产生的雅兴。

冰心的作品就是这样抒写着自己刹时间涌现的感触与曼妙的自然风景，传达的是一段挚情，或一缕幽思，空灵而缠绵，纤细而清澈。

对于文体，冰心也有自觉的追求。

她主张“白话文言化”，“中文西文化”，即在无形中融和古文与西文应用于新文学，这样可以使散文的词汇句式保留了文言文的典雅、凝练，又适当地“欧化”，使句子更能灵活、婉转、流动，有自然跳荡的韵律感。

总之，虽然冰心的语言很明显地浸有旧文学的汁水，但经过她的处理，已经完全没有陈腐的气息，而别具一种清新的韵味。

如此充满了“爱的哲学”的散文风格，是作者将她的率真，她的真性情不着痕迹地融化在了美丽的形象中，在冰心看来，如果世界都由满怀着“爱”的心灵来驾驭，人类就会真正幸福，而也只有理解了这种爱的气氛，才能更好地理解冰心的散文。

B(诗
冰心的诗歌代表作是1923年出版的诗集《繁星》和《春水》，与宗白华的《流云子诗》一道成为“小诗体”诗歌的代表之作。

“小诗体”是冰心在诗的形式上的探求，它是从外国输入的，在日本短歌、徘句以及泰戈尔的诗集《飞鸟集》的影响下产生的。

小诗是一种即兴式的短诗，一般以三五行为一首，表现颂歌，诗中的“凤歌”与“凰歌”以低昂、悲壮的葬歌结束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凤凰更生歌”以热诚、和谐的欢唱预示着生动、自由、净朗、华美的民族振兴新时期的到来。

同时，《女神》中的“自我”抒情形象又是大时代中诗人自我灵魂、个性的真实袒露。

如田汉的评论:“你的诗首首都是你的血，你的泪，你的自叙传，你的忏悔录呵，我爱读你这样纯真的诗”。

如《女神》
中“我”对于理想的热烈追求，面向世界的眼光，都真实地反映了郭沫若热情奔放、胸襟开阔乐观的个性;“我”彻底的破坏与创造精神，不仅表现了郭沫若的反抗性格，生命力的无比旺盛，创造力的无比丰富，而且表现了郭沫若一切彻底、易走极端的个性。

总之，《女神》中的“我”不仅表现了崭新的民族魂，也袒露着诗人自己的灵魂，在许多方面，二者是合而为一的。

第三是强调自然流露。

感情是自然发生的，不是纯由理智支配的，所以文艺创作也应是一种自然的流露。

不加掩饰地赤裸裸地袒露自己，这是“五四”时代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五四”时期浪漫主义文学的一大特色，郭沫若的诗歌作品尤其体现了这一点。

在
《女神》里，常常可以听到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展现了一个骚动着的充满矛盾的内心世界，诗人充分地肯定着“自己”，又否定着“自己”，《天狗》在大呼“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以后，紧接着又高唱“我剥我的皮，我食我的肉……(我的，我要爆了”;在《凤凰涅磐》中热烈地预告着光明，新鲜的新世界的到来，又感到这世界难以言状的“恍惚”与“神秘”;诗歌《密桑索罗普之夜歌》在热切地讴歌偶像破坏的历史大变革的同时，又做着“独披着件白孔雀的羽衣，遥遥地，遥遥地，在一只象牙枝上翘首”的避世的梦。

这些互不协调的声音，矛盾对立而又统一，显示了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复杂性与丰富性，达到了对“五四”时代心理、情绪与情感的立体化的真实反映。

第四是注重灵感的作用。

灵感论是与郭沫若的自然流露说相联系的，他把他的创作体会总结为一个公式:诗=(直觉+情调+想象)+(适当的文字)，现灵感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灵感使诗人思绪飞腾，产生了《女神》式的奇特想象。

《地球，我的母亲》中大自然被充分地人化，地球成了有生命的母亲，“雷霆是你呼吸的声威，雷雨是你血液的飞腾”;《日暮的婚筵》里夕阳与大海竟然是一对恋人，举行着“日暮的婚筵”，而《夜步十里松原》中则想象出，在“高超、自由、雄浑、清寥”的“太空”下，“我的一枝枝的神经纤维”和“十里松原中无数的古松”“一枝枝手儿”一起“战栗”。

如此奇异瑰丽美妙的想象意境，正是来自于诗人在艺术修养基础上爆发的灵感。

第五是主张形式的绝对自由，相对和谐
和《女神》所表现的“五四”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及雄奇风格相适应，《女神》创造了自由诗的形式，郭沫若一方面强调形式方面的绝端自由绝端自主，又同时认为情绪的世界便是一个波动的世界，节奏的世界。

因此，就《女神》，总体来看，她的形式是自由的。

每首诗的节数，诗节的行数，每行的字数都不固定，押韵
也没有统一的规律，是把情绪自然消涨的内部韵律与某种程度的外在韵律，如不规则押韵，或用排比，复沓、对偶等。

《天狗》全诗四节，少至二行一节，多至十三行一节，每节字数少至三字，多至十字，形式上确实做到了极端绝对的自由，但同时诗中多次出现了排比与复沓，以及每节不规则押韵，又形成了相对的和谐。

总之，郭沫若提倡的形式自由，并非不要形式，而且主张摆脱中国古代格律诗的束缚，建立现代自由诗，体现现代青年的自由精神和自由创造，寻求不以任何固定的形式束缚情感的自由抒情。

第六是文艺的社会职能观。

郭沫若的美学主张的基础是主情主义，他也主张唯美主义的创作和功利主义文学接受和鉴赏，但是，在《女神》中真正蕴含的，是自我与心目中的整个宇宙、整个世界，整个社会融为了一体，内与外，主体与客体，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已经消失了界限，整个宇宙都在诗人内心情感与情绪波动中汇映涌动，而诗人的情感与情绪又在整个宇宙中流动着，淌泻着。

这就不能不说明在郭沫若的诗歌创作中深深包含着对社会的归属感，交融感和责任感，是一种以个体的呼唤引起社会的回应的创作，在当时的社会中起到了鼓舞民众精神的积极的社会效果。

七、郭沫若历史剧的艺术风格
郭沫若的历史剧成功地实践了革命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是《女神》开拓的革命浪漫主义发展的新阶段。

第一，“失事求似”的创作原则。

40年代，郭沫若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比较成熟的浪漫主义史剧观，提出了“失事求似”的历史剧创作原则，为历史剧如何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这两个关键问题开拓了一条新的途径。

所谓“求似”，就是对历史精神的尽可能真实，准确地把握与表现:所谓“失事”，就是在此前提下，和史实是尽可以出入的。

因为郭沫若认为，历史并非绝对
真实，实多舞文弄墨，颠倒事非，在这史学家只能纠爱的地方，史剧家还需还它个真面目。

“失事求似”使作者，大胆、自由地想象、虚构，极为灵活地迁用具体事实，很好地表现了历史与现实的时代精神，达到了借古讽今的效果。

如在《屈原》中，战国时代的风俗与制度，楚国与秦国的矛盾斗争，屈原联齐抗秦的政治主张与爱国思想及其刚直不阿的高贵品质和被废黜的遭遇等都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而婵娟、钓者、仆夫等人物形象，南后与子兰的母子关系，屈原与子兰的师生关系，郑詹尹与南后的父女关系等人物关系以及婵娟怒斥南后陷害屈原的罪行和误饮毒酒，屈原激愤地吟诵《雷电颂》等情节，则都是作者想象、虚构出来的。

从戏剧效果看，这样做更能反映屈原忧国忧民的情怀和光明磊落，坚贞不屈的品质，表现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时代精神，从而更深刻地传达出真正的“历史精神”达到更高的真实性。

第二，在悲剧的结局中“透示出转为喜剧气势”悲剧观。

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中表现浪漫主义，郭沫若的史剧观认为，悲剧的戏剧价值不再单纯地使人悲，而是在具体地激发起人们把悲剧情绪化而为力量，以拥护方生的成份而抗斗将死的成份。

这种悲剧史剧观在其作品中的具体表现是: 首先，悲剧人物的自觉意识和道德理想，在结局中得到最后实现和完成。

郭沫若悲剧里的悲剧人物都是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为其道德理想的仁人志士，他们的政治目标和正义事业虽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暂时没达到或失败了，但他们的斗争意志却毫不动摇和削弱。

他们有的以死告终，如屈原，但这死并不是代表正义的方式力量的毁灭，而是以自觉意识和道德理想的最后完成显示出正义的方生力量的不可战胜。

其次，在悲剧结局中以群众的觉醒和对悲剧人物的赞美与评价，显示出“正，负是必然的前景”。

这在《屈原》，《棠棣之花》、《虎符》等剧的结尾中都表现得很明显。

再次，在悲剧结局中以斗争的继续，暗示光明的前途。

如屈原失败后潜往汉北，高渐离失败后宋意奔赴江东等等，都暗示了斗争在继续及其光明的前途。

第三，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
在郭沫若的早期作品中，如《女神》中三个历史题材的诗剧《湘累》、《棠棣之花》和《孤竹君之二子》，以及《三个叛逆的女性》创作，都是借历史故事抒发自我情感，反映时代精神，开始形成了郭沫若历史剧的一大特色。

40年代，郭沫若历史剧随着《棠棣之花》和《屈原》的相继问世，其抒情性和浪漫性达到了成熟。

郭沫若总是把自己主观的思想、情感、心理、以致生活体验，融注到历史人物身上，他所努力的，是“于我所解释得的古人心理中”，“寻出”与自己内心的契合点，达到一致。

剧作家在历史剧中表现古人，同时也表现了自己。

如《屈原》里的“雷电颂”，《虎符》中的如姬墓前独白，都是在戏剧的情感高潮阶段，以大段抒情独自来抒发人物气势磅礴的激情，这种完全郭沫若式的自我倾诉，可以明显地看到作者诗人、学者和战士兼于一身的气质。

第四，“非凡人物的塑造”
郭沫若在他历史剧中塑造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人物形象，其中有正面妇女形象，如卓文君、王昭君、婵娟等，她们是正义和美的化身，时代精神的前驱;还有反面奸佞的形象，但最具特色，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使他笔下的“屈原”形象: 首先，按照理想化的原则塑造屈原形象。

从时代和现实的要求出发，在屈原的形象中吹进了新的生命:一是把“现实中”全中国进步的人们都感受到的时代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二是在屈原的性格中融进了作者那种激情磅礴、卓识远见和英勇无畏的品格:三是把屈原的“仁”的思想内涵标明了鲜明的抗战时期的时代内容，即“以人民为本”;
其次，在戏剧冲突中显示屈原性格内容及其发展:一，以心理描写的深化来表
现屈原的崇高理想和伟大抱负，如剧的开端，屈原对宋玉的教诲一段便是深化的心
理描写。

二，以情节的曲折，斗争的反复推动屈原性格的发展。

作者以反动势力对于屈原的诬陷、驱逐、侮辱、囚禁和毒杀为内容，构成了曲折的戏剧冲突，从而显示了屈原至诚和坚贞的思想性格。

再次，以象征、衬托和对比的手法，突出屈原的性格。

象征手法主要是运用插在剧情中的诗歌来塑造了人物的性格，这些诗中的形象，如《桔颂》中的枯树，《惜颂》中的古贤人申生、伯鲧，《雷电颂》中的风、雷、电等，对于屈原的性格都有象征意义。

作者还虚构了婵娟这一人物来衬托屈原的性格。

婵娟是屈原辞赋的象征，是一首活的《桔颂》，她的死把屈原的道义美的理想变成了现实，她的崇高的心灵是屈原精神感召的结果，同时又衬托了屈原精神的伟大。

此外，作者还以南后、张仪等反面形象来反衬屈原的形象，是屈原的性格在与假恶丑的对比中，更显出其真善美的品格。

第五，郭沫若强调，历史剧应具有诗的灵魂、诗的意趣、诗的韵律。

他的六部历史剧有着浓郁的诗意美，他塑造历史人物形象时注重写出人物在当时的“合理发展”，注重展现人物的心灵世界，因此，他笔下的人物有着丰富的感情表现和理想主义色彩。

他又是以浪漫主义诗人身份进行剧本创作的剧作家，强调主观感情的倾注，这更增强了历史人物的诗意。

他在剧中设置的戏剧冲突往往大起大落，紧张剧烈，波澜起伏，在高潮处以长篇抒情独自的方式把感情推至顶峰，具有撼人心魄的情感力量。

他的戏剧语言是充满抒情性的诗的语言，有时还有意识地在剧中插入吟诗、歌舞等场面，从而使剧作更具诗情，达到了诗与剧的和谐统一。

综上所述，郭沫若独特的美学追求，系统明确的历史剧理论，不仅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而且丰富了我国戏剧理论的宝库。

八、周作人的散文小品在“学者式散文”方面具有鲜明特色
周作人极力推崇明代作家“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强调小品散文“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从而形成了学者式散文的鲜明特色。

第一，他的小品散文取材极为广泛，从社会批评、文明批评到日常情景，生活琐事，古今中外无所不谈，可以说是社会生活的万花筒。

取材上的突破打破了文章“载道”的旧律，适应了小品散文自身发展的需要。

第二，周作人的小品散文常记生活中的一事、一情、一种景，清新随意，意趣盎然，使小品散文这一形式更为圆熟，精粹。

他常在旁征博引之中自然而然地传授出丰富有趣的知识，或是抓住生活中一鳞半爪的现象，结合自己所见所闻，旁敲侧击，左右逢源，以“散谈”式的写法写出了浓郁的生活韵味。

《苦雨》一文就是在漫不经心的散谈中写出了一场苦雨的甜味，以一种轻松、风趣而又超然的心绪告慰远方的友人。

第三，周作人的小品散文常在冲淡的情感中深含着诗意。

如他的名篇《乌篷船》在描述家乡优美的山光水色的同时，也自然地烘托出作者轻松、愉悦的心情，在乌篷船上玩赏水乡盛景，一种悠远的故乡之恋更会油然而生。

这种“涩味和简单味”融合而成的独特韵味，使人读来眷恋不已。

第四，短小精悍、简洁老练是周作人小品散文的一般特征。

他的小品散文字数都在千字左右，遣词造句恰到好处，体现了一种朴实、古雅、含蓄、凝重的文风。

九、“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冯至的诗歌的艺术特色
清丽幽婉的抒情笔调，不同凡响的美妙诗篇，以青春、爱情、生命为主的旋律，深沉的意蕴圆熟的手法，这一切构成了冯至诗作的独特艺术魅力，也因为此，他被鲁迅赞誉为“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代表作为诗集《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

第一，情感与意象的交替升华，并把真切的感受和难言的情感诉诸具体的形象。

诗作《蛇》借蛇的形象来写一种奇妙的寂寞之情，其中蛇的游动、蛇的形态，以及有关蛇的联想，都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无言的寂寞的内涵。

这首诗写出了诗人奇特而独具的感受，无论在意象的新颖，还是在情感内涵的深沉方面，都堪称诗坛奇葩。

第二，从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注重从细节着眼捕捉诗意，是冯至诗作的常用手法。

如叙事长诗《帷幔》，它以哀婉的传说为素材，控诉了封建婚姻制度的愚昧，歌唱了青年男女的爱情理想，长诗《北游》列现实社会的记录和诗人自身心痕的刻画，表明了诗人对生活的理解更深刻、更清晰了。

对黑暗的诅咒和对理想的憧憬，以及对理想与现实冲突的表现，表明诗人向着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迈出了更坚实的步伐。

十、闻一多的诗歌理论及其艺术实践
(一)诗歌理论
闻一多在诗集《死水》中全面实践了新格律诗的理论，显示其诗作的基本理论:诗歌“三美主张”，即新格律诗派。

诗节匀称、诗句均齐、韵律工整而富于节奏感，将绘画美的色彩和诗的感情色彩融为一体，以精密的构思凸现诗的神韵。

用鲜明的对比加强诗的力度。

从而较为出色地体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结合，代表了“新月诗派”典丽、凝重的诗风。

当然，对格律化的过分追求，也不同程度地影响了诗人某些诗篇的灵动与激情。

(二)艺术实践
首先，闻一多非常推崇诗歌表现出的时代精神。

如他在留美期间，创作的诗集《红烛》，写出了一个热血青年对真理的追求，对祖国的挚爱和对黑暗世界的批判，其中“红烛”本身就是象征着对祖国的炽热之情和对祖国新生的祝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