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本科毕业论文外文文献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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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political connections on the firm value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in China

政治关联在中国对中小型企业价值的影响

1摘要

中小型企业的价值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股东、现金流以及政治关联等。这篇文章调查的正是在中国政治关联对中小型企业价值的影响。通过实验数据来分析政治关联对企业价值效益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关联是关键的因素并且在中国对中小型企业的价值具有负面影响。

2重要内容翻译

2.1引言

在商业界，有越来越多关于政治关联的影响的经济研究。它们发现政治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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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帮助企业确保有利的规章条件以及成功获得资源，比如能够最终提高企业价值或是提升绩效的银行贷款，这种政治关联的影响在不同的经济条件下呈现不同的效果。在高腐败和法律制度薄弱的国家，政治关联对企业价值具有决定性因素的作用。中国由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政府对市场具有较强的控制作用，而且有大量的上市企业具有政治关联。

中小型企业发展的很迅速，他们已经在全球经济环境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从90年代起, 政治因素对中国的任何规模的企业来说都变得越来越重要，尤其是中小型企业的价值。

和其他的部门相比较，中小型企业只有较小的现金流，不稳定的现金流且高负债率。一方面，中小型企业改变更加灵活；另一方面，中小型企业在由于企业规模以及对银行来说没有可以抵押的资产，在筹资方面较为困难。企业如何应对微观经济环境和政策去保证正常的企业活动，并且政治关联如何影响企业价值？

这篇论文调查政治关联和企业价值之间的联系，并且试图去研究企业是否可以从政治关联中获利提升企业价值。

2.2定义

这些中小型企业之所以叫中小型企业，是和管理规模有关。对这些小企业来说，雇员很少，营业额较低，资金一般由较少的人提供，因此，通常由这些业主直接管理企业。根据2002年6月29日的第十九届关于国际人民代表待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型企业振兴法”的精神，在2003年2月19日，已经发行“中小型企业标准的印刷和分配的暂行规定通知”对主要部门的中小型规模的企业标准做出了明确规定。这种标准是根据企业的目标、员工数量、规

模空间、总资产、工会成员特色等来制定的。根据该通知的规定，不同专业的中小型企业应该根据以下的标准来区别：

1、工业型中小型企业需要满足以下条件：员工及工人人数要小于2000人，或者销售额小于300万人民币，或者总资产小于400万人民币。

2、建筑业的中小型企业需要满足以下条件：员工及工人的总人数小于3000人，或者销售额小于300万人民币，或则总资产小于400万人民币。

3、零售业的中小型企业需要满足以下条件：员工或者工人总人数小于500人，销售额小于150万人民币批发型的中小企业需要满足以下条件：雇员及员工小于200人，销售额小于300万人民。

4、交通运输、邮政服务的中小型企业需要满足以下条件：雇员及工人的人数少于3000人，销售额小于300万人民币。

5、住宿及餐饮的中小型企业需要满足以下条件：雇员及工人数目小于800人，且销售额小于150万人民币。

2.3制度背景

在过去25年的时间里，中小型企业已经发展起来。这种制度上的细节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政治关联对中小型企业价值的影响。尽管1978年以后，中小型企业发展的速度上升，但是他们也遭受了政治和社会的歧视。甚至在1990年后期，中小型企业在意识形态上仍然被认为是一种低级的所有权组成方式，尽管有正式的法律规定中小型企业的合法性，总体政治环境却对中小型企业是敌对的。中小型企业不得不解决在公众和政府官员的敌视及社会的偏见。

在中国的中小型企业不仅经历政治和社会歧视，也要处理不利的经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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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仍然控制大部分的资源，同时国有企业仍然在取得银行贷款和其他方面享受优先待遇。中小型企业常遭受政府官员的任意支配，并且商业和财产法也并不能执行。甚至在今天，除了有2004年的关于保护中小型企业财产的宪法，政党仍然尝试创造公平的市场条件，从而使得中小型企业可以与其他所有权形式的企业相竞争。有理由相信在中小型企业相与其他形式企业一样获得平等的地位需要很长的时间。

和党派及政府的联系提供了“下海”企业家相比其他没有这些联系的中小企业有更有利的优势。这种优势包括能够更好地获得党派和政府控制的关键资源，比如商业经营许可证，银行贷款，土地以及受政府控制的政策，比如税收福利，各种费用等。成为一名党员以及了解更多的其他党派成员和政府官员，也能够创造更高的政治地位，比如成为一名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通过党派和政府的联系可以不断进一步加强。有党派成员的中小型企业更可能成为人大代表。

2.4文献回顾

尽管关于在企业的政治联系的确立已经研究了很多年，但是，只有最近的研究能够吸引注意力。并且这些研究政治关联对企业价值重要性的文献意义却相对较小。

Fisman 和Parsle证明了这种政治关联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在法律系统薄弱的国家。Fisman 观察了在印尼与苏哈托家族关联的企业并且表明这些企业随着苏哈托领导人的身体健康恶化的通知而失去价值。Faccio研究国家间的政治关联以及表明那些高贪污和法律薄弱的国家中企业的政治关联最多。她进一步研究表明这些企业当他们的主管参与政治时价值提高。最后，她表明一种关于政治关

联创造价值的直接方式是证明政治关联的企业更有可能被政府部门保护。

政治关联也影响具有较好发展的金融环境及法律系统较强的国家的企业价值。Jayachandran考虑了参议员Jim Jeffords 从共和党到民主党的离开。她知道这种事件导致了企业对共和党捐赠的减少。罗伯茨提供了确凿的微观证据指出政府关联的价值。在参议院哈利杰克逊去世后，他调查了与此相关的企业的股票价格，并且发现有明显的下降。同时，与参议员继承者相关的企业股价上升。这种表面政治关联事实上有可能在发展良好的金融市场中影响企业的价值。但是，这要这些政治联系的边际收益超过边际成本，这种企业价值就能被强化。

Knight只在一家工厂里调查了捐赠情况，表明向社会捐赠更多的制造企业能够有更积极的股价回报。刘提供的证据表明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政治关联在金钱和非金钱上都存在实质性的影响。而且Morduch和Sicular 发现90年代在中国，政党成员或者是地方政府都会考虑政府租金。李发现在中国的私人企业从事政治能够解决某些制度上的困难。

2.5研究假设

H1: 政治关联对中国的中小型企业价值具有正面的影响。

H2: 政治关联的强度影响中国中小企业的价值。

2.6数据和样本

在2005年，中国遭受了股份不可贸易的改革。从2002年开始，中国证券管理委员会要求列举的企业提供董事的背景信息。所以我们所采用的样本是从2006年到2008年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数据。我们去除了如下一些条件的企业。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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