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科举制改革的社会影响

清季科举制改革的社会影响罗志田清季科举制的改革始于一百年前的戊戌变法之时，中间虽曾一度复旧，但到1905年则彻底废除。

过去对废除科举制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其是否有利于清季政治改革这一层面，较少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观察问题。

其实科举制是一项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功能的基本体制，它上及官方之政教，下系士人之耕读，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循环的流动之中，在中国社会结构中起着重要的联系和中介作用。

科举制的废除不啻给与其相关的所有成文制度和更多的约定俗成的习惯行为等等都打上一个难以逆转的句号，无疑是划时代的。

如果说近代中国的确存在所谓“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的话，科举制的废除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体制变动之一（注：参见罗志田《中国文化体系之中的传统中国政治统治》，《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3期。

）。

可以想见，废除这样一种使政教相连的政治传统和耕读仕进的社会变动落在实处的关键性体制，必然出现影响到全社会各层次多方面的后果。

但是，清季人在改革和废除科举制时基本只考虑到其教育功用（这样的认知本身就是传统中断的一个表征）并试图加以弥补。

科举制的其他重要社会功用一般不在时人考虑之中，自然也谈不上填补，但其社会后果却是长远的。

在传统的四民社会中，“士大夫”已成一个固定词组，士是“大夫”即官吏的基本社会来源，道统与政统融为一体。

人的上升性社会变动虽然可以有其他途径和选择，从士到大夫仍是最受推崇和欣赏的取向，士与大夫的内在逻辑联系恐怕是其最主要的社会吸引力。

一旦科举制被废除，道统与政统即两分，人的上升性社会变动取向也随之而变。

中国传统社会中原居四民之首的士在近代向知识分子的转化、读书人社群在社会学意义上的边缘化、以及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这一连续、相关而又充满变化的社会进程，正始于改科考、兴学堂到废科举这一制度变革（注：说详罗志田《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清末民初思想权势与社会权势的转移及其互动关系》，《清华汉学研究》第2辑（1997年11月））。

清季从改科考到废科举，取士的标准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废科举前的十余年间，取士的标准已是鼓励新旧学兼通。

汪康年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应乡试，以第三艺作骚体，不合科场程式，依旧例应不取；却因在次题《日月星辰系焉》中，能“以吸力解…系‟字，罗列最新天文家言”，被主考官认为“新旧学均有根柢”，欲以首名取，终因犯规而以第六名中式（注：事见汪诒年纂辑《汪穰卿先生传记》，收在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1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4页。

）。

科场程式尚不熟，竟能以高名取，可知实以“新学”中式。

以晚清中国各地发展的不同步及不同考官掌握评卷分寸的伸缩余地，这当然不一定能代表全国的情形。

但揆诸后来的发展，以经世学为开端的“新学”兴起后，其影响将逐渐延伸到科考之上，似为必然的趋势。

早期的取士标准变化可能更多是无意识的，但清季士人中不乏对科考的社会功能认识颇深而欲主动加以运用者。

梁启超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时就曾致书汪康年，希望他敦促新任湖南学政的江标以新学课士，尤其“于按试时，非曾考经古者，不补弟子员，不取优等；而于经古一场，专取新学，其题目皆按时事”。

梁以为：“以此为重心，则利禄之路，三年内湖南可以丕变”；而湖南若能“幡然变之，则天下立变矣”（注：《梁启超致汪康年》，《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843页。

）。

江标果然以其控制的校经书院为基地，在那里设实学会，以史学、掌故、舆地、算学、交涉、商务六门课士，其中史学、掌故、舆地、算学更与经学和词章并列为全省考试科目（注：《湖南学政奏报全省岁科两试完竣情形折》，《湘学新报》第1册，台北华文书局1966年影印本，第47-48页；李肖聃：《湘学略》，岳麓书店1985年版，第222-223页。

）。

这一自上而下的引导，的确造成湖南学风相当大的转变。

科举取士的标准改变，士人所读之书即随之而变。

传教士早注意到，自江标在湖南以新学考士，读书人“遂取广学会译著各书，视为枕中鸿宝”。

如《泰西新史揽要》和《中东战纪本末》等，“谈新学者，皆不得不备之书也”（注：《三湘喜报》，《万国公报》第90卷（光绪二十二年六月），《戊戌变法》第3册，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376页。

）。

湖南举人皮锡瑞颇能领会改科举的社会含义，他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初得知科举可能要变，立即想到“此间闻变科学之文，西学书价必大涨”，当即取“阅梁卓如所著西书目表，其中佳者，将购数册阅之”，次日便与其弟其子等一起赶在涨价前到矿务局和豆豉店购新书报（新学未大兴前新书报在矿务局和豆鼓店出售，也殊有意致）（注：皮锡瑞：《师伏堂日记》（1897-1900年的皮锡瑞日记分四次选刊在《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4辑、1959年第1-2辑、1981年第2辑，以下仅引年月日），光绪二十四年一月二十、二十一日。

）。

买书者如此，卖书者亦然。

戊戌年五月，朝旨废八股，江西书商晏海澜立刻慨叹“废时文去二千金赀本矣！”可知刻书卖书者当下就要受影响。

但他们也跟得甚快，两月后晏氏检随棚书至考试处出售时，已“多算学、医书，而八股、诗、赋、楷法，皆弃不用”。

当五月时有人劝晏将已改废科目之书“留之以待复旧”，皮锡瑞以为“其在十二万年后乎？”主张不必留。

晏氏幸亏未听皮言，他后来发现“经学书犹有人买，是为五经义之故也”（注：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日、七月二十日。

）。

由于尚有“五经义”这一科目在，晏的损失当不如以前估计之大。

但戊戌政变后科举果然复旧，晏在新学书籍上的投资又面临当下的损失（即使他有远见将新学书保存到几年后再次改科考，资金的回收期也太长），改科考对书商的直接影响是很明显的。

对应试者来说，考试以新学是尚意味着中国腹地的读书人可能因买不到“新学”书籍、或买到而熟悉程度不够而竞争不过久读新学书籍的口岸士子。

山西举人刘大鹏即大约到1895年赴京应试后，才了解到口岸士人读的是什么书，旋于次年10月请人代买回《皇朝经世文编》和《续编》等书抓紧补习。

在集中阅读这些新学文章约半年后，刘氏回想起当年自己也曾学过《几何算学原本》，且“颇能寻其门径，然今已忘之矣”（注：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2-70、73页。

）。

可知咸同时期新学的传布本已较广，但一因士人基本心态未变，更因科举取士的标准未变，许多人读点新学书籍也多半是走过场，读过即忘。

到取士标准正式转变时，又有悔之已晚的感觉。

科举考试内容的改变，其实已带有质变之意。

从文化竞争的长远视角看，中国读书人主要思想资源从孔孟之道向新学的转变（更多是在意识层面，潜意识即通常所谓的安身立命之处则基本未变）的影响所及，恐怕不亚于后来科举制的废除。

如果从新政需要新式人才的角度考虑，考取之士既然以新学为重，当能应付政府暂时之急需；而更广大的读书人阶层也势必随之修改他们的治学之路。

不论是为了实行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志向，还是为了做官光宗耀祖，甚至纯粹就是想改变个人和家庭的生活状况，只要想走仕进之路（以及获得与此相关的教职），任何士人都必须转向以西学为主流的新学。

湖南举人皮锡瑞就是一个主动追随者，他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初决定加入南学会时自述说：“予入学会，特讲求新学。

考订训诂，恐将束阁，不复有暇著书。

”皮氏家境不丰，以教馆为生，他的趋新可见明显的社会层面的动机。

他那时曾与偏旧而家有恒产的湘籍学者叶德辉交谈，颇感叹叶之所以能“不喜新学”，即因其“进退裕如，故不需此”。

此语甚值得玩味，不能“进退裕如”的皮氏，就不得不放弃自己原来所长的考订训诂而讲求并不熟悉的新学，以迎合当时湖南地方官正在推行的新政而取得馆地（注：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一月二十日、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

刘大鹏则是被动追随者的一个显例。

他认为教书是“依人门户度我春秋”，并不愿以此为生。

刘氏虽然对新学有较强的排拒之意，却主要是因信息的不流通而追赶不上社会的变化。

他的确不满这些新变化，但仍存追赶之心，自己也一直在补习新学。

义和团事件后，山西省城各书院改为大学堂，该校不仅“延洋夷为师”，且“所学以西法为要”，这是刘氏平时最为切齿的。

他听说有数位原有的中国教师因“闻洋夷为师而告退”，盛赞其“可谓有志气者也”。

但当他获悉该校还要补招二十余名学生时，立即由隔县的教馆赶回家让自己的儿子去报名应考（注：说详罗志田《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一个内地乡绅眼中的近代社会变迁》，《清华学报》（台湾新竹）新25卷第4期（1995年12月）。

）。

在四民社会晚期，“耕读”为业本已越来越成为一个象征，许多读书人并不真的耕种土地，而是实行所谓“笔耕”。

教书的馆地对不能做官的读书人来说不啻生活的保障，科考的转变直接影响到何种人才能得到教职。

当戊戌年湖南新政勃兴时，有一位“在沪上方言馆多年，通西国语言文字”的师璜，即“闻湖南兴西学，归谋馆地”。

那年五月，江西有位趋新士人雷见吾来请皮锡瑞代谋职，皮即指出，“既停八股，或者谋事不难”。

可知兴西学即为通西文者开放馆地，而停八股则新人谋事不难。

到戊戌政变后科举复旧，前此“各处书院求山长”之事则“今无闻焉”（注：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一日、五月十五日、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

科举的改革真是有人欢喜有人愁，且同样的人在不同政策之下立刻可见境遇的判然两别。

与“馆地”直接相关的兴学堂之举，也值得再作考察。

科举制改革的一个影响深远的社会后果即中国的城乡渐呈分离之势，大约就始于兴学堂。

章太炎注意到：兴学堂主之最力者为张之洞，由于张氏“少而骄蹇，弱冠为胜保客，习其汰肆；故在官喜自尊，而亦务为豪举”。

此风气也影响到他办学堂：“自湖北始设学校，而他省效之。

讲堂斋庑，备极严丽，若前世之崇建佛寺然。

”章氏以为，“学者贵其攻苦食淡，然后能任艰难之事，而德操亦固。

”给学生以优厚待遇的本意在劝人入学，但“学子既以纷华变其血气，又求报偿，如商人之责子母者，则趣于营利转甚……以是为学，虽学术有造，欲其归处田野，则不能一日安已。

自是隋游之士遍于都邑，唯禄利是务，恶衣恶食是耻”。

不仅不能任艰难之事，其“与齐民已截然成阶级矣”（注：章太炎：《救学弊论》，转引自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60页。

）。

传统中国士人是以耕读为标榜的，多数人是在乡间读书，继而到城市为官，最后多半要还乡。

新制则大学（初期则包括中学）毕业基本在城市求职定居，甚至死后也安葬在城市，不像以前一样要落叶归根。

这意味着以前整个社会的循环流动在相当大程度上已经中止，后来逐淅引起世人注意的读书人之“脱离群众”，部分也因传统的耕读生涯的中止所致。

到民国后，章太炎进而指出：“自教育界发起智识阶级名称以后，隐然有城市乡村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