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证据的种类分析与探讨

再论证据的种类分析与探讨【内容提要】我国法律关于八种证据的规定存在证据观混杂、类和种混杂、科技用语与证据学用语混杂等问题，特别是证据观混杂对证据学有全局性的影响。

为解决这一问题，应划清三条界限：一是实体过程同程序过程的界限；二是证据同证据资料的界限；三是证据同证明的界限。

划清三条界限后即可看清，实质证据观是正确的，形式证据观是错误的。

证据只有三种，即：物证、书证、人证。

古今中外均不存在第四种证据。

【关键词】形式证据观实质证据观证据证明证据资料证据的种类是证据学最基本的问题之一。

证据学的基本问题有三个：一为证据是什么？二为证据有哪些属性？三为证据有几种？此三者，可称之为证据学的A、B、C。

要建立证据学，必须首先解决这三个问题。

这三个问题中，任何一个问题解决不好，或者含混不清，或者认识有误，都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科学的证据学。

可见，解决好证据的种类问题，对于建立真正科学的证据学至关重要。

为解决这个问题，笔者发表的《论证据的种类》一文，提出：“证据只有三种，即：物证、书证、人证。

其中人证含有两义：一指人作出的证明（指陈述）；二指人通过陈述提出的证据（指被人陈述的事实）。

”并指出，“三种证据之外，不可能提出第四种证据。

”⑴近年来，有多位学者相继发表论文，对证据的种类问题提出了看法。

这些看法共有四种：一是认为，证据有三种，即物证、书证、人证；二是认为，证据只有两种，即人证和物证；三是认为，证据有五种，即物证、书证、人证、鉴定结论、其他证据；四是认为，应对我国法律上规定的证据作出必要的修改。

这四种观点中，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居多，仅笔者看到的就有7人。

持第二种观点的学者居次，笔者看到的有3人。

持第三种观点和第四种观点的学者均只有1人。

第一种观点同第二种观点的基本区别是，第二种观点将书证归入物证，构成了物证下属的一个类型。

应该说，这个看法是不能成立的。

物证和书证，仅从概念上就可以确定为两种证据，因为，物证、书证这两个概念，各有各的内涵，也各有各的外延，怎么能一个包含另一个呢？由此来看，把书证包含在物证之中，从逻辑上就讲不通。

第一种观点同第三种观点的基本区别在于，第三种观点认为，除了物证、书证、人证外，还有鉴定结论、其他证据这样两种证据。

同样可以说，这个看法是不能成立的。

因为，“三种证据之外，不可能提出第四种证据”。

为什么不可能提出第四种证据？这个问题，笔者曾作过论证，在本文中，还将作出进一步的论证。

相比之下，第一种观点同第四种观点的差距则更大一些。

因此，笔者在再次论证证据种类的过程中，不得不更多地关注第四种观点。

提出第四种观点的是龙宗智教授。

龙教授年发表了《证据分类制度及其改革》⑵一文。

应该说，龙教授关注证据种类问题的解决是有积极意义的，文章也不乏真知灼见。

然而，这篇文章还是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

仅就文章的题目就有三个问题：其一，解决种类问题不宜采用“分类”的概念。

因为，类和种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类可以是种的上位概念，也可能是种的下位概念，但不能与种等同。

所以，采用“分类”的概念就笼统了一些，不如直接用“种类”一词，更为明确、具体。

其二，种类问题并不能构成制度。

因此，所谓“分类制度”根本就不存在。

中国没有分类制度，世界各国也都没有分类制度。

因为，种类问题也好，分类问题也好，根本不需要通过制度去解决。

制度是人根据工作的需要或社会发展的需要建立起来的。

解决证据的种类问题，难道还需要建立“分类制度”吗？其三，使用“改革”一词不妥。

对于制度而言，当然需要改革。

问题是，解决证据的种类问题并不需要制度。

既不需要制度，自然也无改革可言。

其实，龙教授使用“改革”一词，从根本上讲，还是为了解决证据的种类问题。

用“改革”解决证据的种类问题，可谓风马牛不相及。

从这个简单的分析可以看出，龙教授解决证据种类问题的视角、方法和思路，都是值得商榷的。

那么，证据的种类问题应该怎样解决呢？种类问题本质上是个认识问题。

证据有几种，这是客观存在的。

只要把客观存在的证据种类认识清楚、反映准确，问题就解决了。

既然证据的种类问题只是一个单纯的认识问题，为什么人类社会几千年却迄今还不能形成共识？问题的症结在哪里？一、我国证据种类立法的主要特点龙教授解决证据的种类问题，是从分析我国立法上关于证据种类的规定开始的。

他指出，“我国法律中的证据分类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主要特点”，即“具有某种形式主义倾向”、“构筑了封闭式的分类体系”、“倾向于更为细致具体的分类方式”、“类别设置有一定独特性”。

⑶应该说，这四个所谓特点，除第一点需要作一定的分析外，其余三点均无价值。

不但没有价值，而且还会给证据种类问题的解决，人为地添乱。

因为，证据的种类问题既不存在“构筑”问题，也不存在“设置”问题；既无所谓“封闭式”还是“开放式”，也无所谓细致还是不细致。

如前所述，种类问题只是个认识问题，要回答的是：证据有几种？各叫什么名称？仅此而已。

可见，这三个所谓主要特点根本就不存在。

第一个主要特点，指出我国证据种类问题的立法“具有某种形式主义倾向”是有积极意义的。

然而，作者在解释“形式主义”的含义时，却又提出了“证据形式”和“法定证据形式”⑷等概念，从而冲淡了这一特点的意义。

什么是证据形式？什么又是法定证据形式？难道法律上规定的证据种类都是法定证据形式吗？证据形式在证据自身，它同证据内容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

立法中，怎么能把证据形式单独规定在法律上，形成法定证据形式呢？可见，龙教授提出“法定证据形式”的概念是不能成立的。

既不能成立，这一主要特点自然也立不起来。

那么，我国证据种类立法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呢？我国证据种类立法的基本情况是，《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七种证据，这一规定是将物证和书证放在一起，视为一种证据，但在《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中已将物证和书证分开，规定为两种证据。

因此，我国法律上实际规定了八种证据。

笔者认为，我国证据种类立法的特点有三：一是证据观混杂；二是类和种混杂；三是科技用语和证据学用语混杂。

所谓类和种混杂是指，我国法律上规定的八种证据中，既有“种”，也有种的下位概念“类”。

物证、书证是两种证据，属于种。

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则不属于种，而是人证这个种的下位概念——“类”。

就是说，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只是人证的三个类型，它们处在人证之下，而能构成“种”的是可以与物证、书证并列的人证。

须知，人证有不同类型，物证、书证也有不同类型。

笔者就曾将物证区分为实体物证、痕迹物证、微量物证、无形体物证等四个类型，把书证区分为文字书证、图画书证、音像书证等三个类型。

我国法律上，把人证的不同类型人为地提升为“种”，形成类和种混杂的局面，这就把证据自身的类别体系搞乱了。

⑸所谓科技用语和证据学用语混杂是指，我国立法中将原本是科技用语的视听资料，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同物证、书证并列在一起。

⑹物证、书证都是证据学用语，从字面上就能知道，它们是两种证据。

视听资料只是科技用语，从字面上看不出任何证据的意味。

笔者曾指出，视听资料含有四种成分，其中只有一种成分可以构成证据，且属于书证。

⑺其实，笔者所指出的四种成分都是视听资料中与诉讼有某种关系的内容，而视听资料则是任何机关、任何单位，乃至千家万户都在使用的东西。

相比之下，笔者指出的四种成分，在全部视听资料中，尚不足千万分之一。

就是这不足千万分之一的四种成分中，也只有一种能构成证据，且属于书证。

我国法律上，把“视听资料”这个科技用语照搬过来，与书证、物证并列，这就形成了科技用语和证据学用语混杂的局面。

这同样是不科学的。

我国证据种类立法的三个特点中，类和种混杂、科技用语和证据学用语混杂都不是主要特点。

主要特点是证据观混杂。

法学中有两种基本的证据观：一种是事实说；另一种是反映说。

事实说认为，与待证事实相关联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证据是第一性的。

反映说则认为，证据不是客观事实本身，而是客观事实在人们意识中的反映，它是第二性的而不是第一性的。

简单来说，事实说认为，证据是事实，反映说认为，证据是事实的反映。

在“反映”和“事实”两者的关系中，事实是本原性的，它在两者的关系中，体现实质的一面。

因而，笔者将事实说称之为“实质证据观”。

反映是派生性的，它是由本原的事实派生出来的。

由于反映都必须借助一定的形式，比如思维形式、言词形式、文字形式、图画形式、音像形式等，因此，笔者将反映说称之为“形式证据观”。

一个实质证据观，一个形式证据观，这就是两种证据观。

我国证据种类立法中的证据观混杂，就指我国立法中，把这两种证据观掺杂在一起了。

这既是我国证据种类立法的主要特点，也是我国证据种类立法中存在的最重大的问题。

我国法律实际规定的八种证据中，物证是指客观事实；书证中，证书的产生和存在也是客观事实。

因此，物证和书证体现的是实质证据观。

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这“三种证据”，仅就人的言词来讲，它们并不是证据本身。

如果这些言词真实的话，它就是事实的反映。

因此，这三种“证据”体现的是形式证据观。

勘验、检查笔录和鉴定结论，这两种“证据”，也不是客观事实本身，而是客观事实的反映。

因此，这两种“证据”体现的也是形式证据观。

至于视听资料，绝大多数都与证据无关。

就是笔者曾指出的，在全部视听资料中，所占比例不足千万分之一的四种成分中，只有实体过程摄制的录音、录像和电子计算机记录可以构成事实，因而，它体现的是实质证据观，而程序过程摄制的录音、录像则是事实的反映，所以，它体现的又是形式证据观。

其余两种成分也与证据无关。

由此来看，我国法律上关于八种证据的规定，是把两种证据观理解的证据，都混杂在一起了。

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因此，要解决证据种类问题，首先要解决证据观问题。

二、划清三条界限证据观问题是证据学中天字第一号的重大问题。

证据观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证据究竟是事实还是事实的反映？笔者曾通过理论论证解决过这个问题。

还通过源头分析、实践考查等两个方面解决过这个问题。

⑻现在，再通过划清三条界限来解决这一问题。

所谓三条界限是指，实体过程同程序过程的界限、证据同证据资料的界限、证据同证明的界限。

划清这三条界限后，两种证据观，谁是谁非，自然就清楚了。

首先，要划清实体过程同程序过程的界限。

实体过程同程序过程的界限是指，案件发生的过程和司法机关办案过程的界限。

以刑事案件来说，案件发生的过程包括犯罪分子准备犯罪、实施犯罪以及犯罪后毁赃灭证和畏罪潜逃的全部过程；司法机关的办案过程包括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拘留、逮捕的过程，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审查起诉和提起公诉的过程，审判机关的一审、二审、再审和死刑复核的过程。

这两种过程，前者，笔者称之为“实体过程”，后者，笔者称之为“程序过程”。

两种过程为一前一后的关系，即实体过程先发生，程序过程后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