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使命与方言的浮沉_现代民族共同语建构之普遍性与地方性关系变奏

文化使命与方言的浮沉

—现代民族共同语建构之普遍性与地方性关系变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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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黎明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重庆４０００４７）

摘要：共同语与方言的结构性冲突贯穿中国百年语言运动的始终：方言的“发现”和“浮沉”，既受共同语

建设需求的制约，又与当时语言运动所担负的文化使命有关。清末，文改人士以“欧西诸国”为法，以为统

一语言不仅可以增强凝聚力，还可以帮助“大清”重新“统一天下”；五四时期，方言的价值被国语运动和

新文学运动同时相中，人们认识到，自由活泼丰富的国语，必须要民众活的语言——

—方言做材料；三十年代大众语讨论时期，语言地方性和普遍性具体表现为土语（及其记录形式拉丁化）与普通话的关系，土话

变为普通话可以用“发展、充实、转化”六个字来概括；抗战时期对方言土语问题的探讨主要是结合文艺

实践进行的。方言问题获得再次讨论的契机是，五四白话文运动和大众语运动所未能解决的语言与大众

结合问题的教训、文艺大众化的需要以及抗战的现实需要。建国之初，国家的统一对语言文字提出了更高

要求，方言土语的存废成了语文改革的焦点。语言统一不仅担负文化统一的重任，担负凝聚国家认同的职

责，还负有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知识文化水平的职责。在新的民族国家走向统一的过程中，方言成为民族共

同语吸收和同化的对象。

关键词：方言；共同语；普通话；文化使命；民族国家

中图分类号：Ｈ０７文献标识码：Ａ

一

现代民族共同语之普遍性与地方性张力的具体表现就是共同语（国语或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方言问题是中国语言多样性的现实，也是建立现代民族共同语首先必须面对的矛盾。共同语的建设一方面离不开纷歧复杂的各地语言质料，一方面又受到这些质料的干扰阻碍，因此二者的结构性冲突贯穿语言运动的始终。在中国近百年语言变革过程中，方言的“发现”和“浮沉”，既受共同语建设需求的制约，又与当时语言运动所担负的文化使命有关，它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清末，文改人士以“欧西诸国”为法，以为统一语言不仅可以增强凝聚力，还可以实现“大清”重新“统一天下”。虽然这种思想带有重建大一统封建帝国的妄想，但它毕竟是对共同语近代作用认识的萌芽。“我大清国统一天下，岂容各省言语互异，不相闻问，不相交接？故统一语言，以结团体，乃保全国粹之要件。”［１］（Ｐ７２）在当时，方言被称为“闰音”、“方音”，共同语被称为“国音”，与“官音”相类似也相区别。他们初步认识到“国音”与“方音”的基本特征和相互关系，认识到了“国音”之于现代国家的价值。“国音务求其简，闰音不厌其繁，国音乃统一全国之音者，闰音乃会通各省之音者。推行国音，属于强制的行为……鄙意以为应择全国公有之音定为国音，各地特有之音定为方音。所谓国音者即与向之官音相类，而方音即今之所谓闰音。”［１］（Ｐ８６－８７）无疑，清末文改人士心目中的“国家”还是朝代意义上的皇权帝国，现代意义上“民族国家”意涵的明朗是在辛亥革命发生以后才获得的。

五四时期，方言的价值被国语运动和新文学运动同时相中。那么方言是如何被界定的呢？方言调查

文化使命与方言的浮沉１３５会云：“方言，是一国内各地方不同的语言；它的声音可以用音标表现出来，它的意义，一部分可以借汉字表现出来。”［２］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地方的普通话，是用文字和音标记载着的，表现地方色彩的声音、字词和语句的统一体。方言的价值首先被国语运动家所发现。针对部分人对国语的过度神秘化和空洞化认识，《歌谣》周刊上有作者撰文指出，国语的建设不能忽略千年遗传的各地方言，它才是国语的真正基础，国语建设只有通过对国语的“总算帐”才能达到预想的目的。这种“总算帐”对于统一国语、推行国语、扩充国语、改良国语等具有种种好处，“（一）由方言和古语的比较，可以定我们采用的标准。（二）由方言的采用，可以补国语的不完备。（三）由方言的总算帐之结果，可以得容易推行得词语，而使国语丰富适用。（四）由方言总算帐所编出得词典，可以使只知有方言的人得用明确的国语表现其著作；而同时用方言表现的著作，可以由此而容易得一种的解释。（五）由这种的总算帐，可算是结束以前繁杂底种种的方言，而开一种纯粹底统一的国语底途径。”［３］

五四人认识到，自由活泼丰富的国语，必须要民众活的语言做材料，而这种活的民间语言就是方言，所以方言在国语建设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钱玄同就认为方言的选择标准应该绝对自由，其理由是它是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语言，是他们自己的创造。他说，“我近来坚决的相信活泼自由丰富的理想的国语，定要用民众的活语言做它的血液。……我所谓民众的活语言，便是教育家（？）们所最看不起的鄙倍村俗，不合文法……的语言。惟有此等语言，意义的分别最精细，事物的描摹最确切，表情最深刻，达意最明白。所以能够具此众美者，只因为它是与人们的实际生活密接的，它是老百姓们极自由的创造成功的。……（关于方言的选择标准）应当绝对自由。其理由便是因为（１）作文说话应该越自然越好。……（２）民众的方言是最有价值的语言，有本领来使用它，真是幸福。”［４］

方言对于文学的价值也与此相类似。方言的文学被胡适称为国语文学的“新材料、新血脉”，他说，“方言未尝不可入文。如江苏人说‘像煞有介事’五字，我所知各种方言中竟无一语可表出这个意思。这五个字将来便有入国语的价值，便有入文学的价值。并且将来国语文学兴起之后，尽可以有‘方言的文学’。方言的文学越多，国语文学越有取材的资料，越有浓富的内容和活泼的生命。……国语的文学造成之后，有了标准，不但不怕方言的文学与他争长，并且还要倚靠各地方言供给他的新材料、新血脉。”［５］（Ｐ７０）钱玄同也极力提倡方言文学，并认为“方言是国语的基础，文学是国语的血液，所以极看重方言的文学。”［６］

据此，俞平伯断言方言文学无论过去、现在、将来，都是无法否认的。新文学之所以要大量运用方言，是因为它是活在人们口头上的东西，且是人们最便利的“母舌”。他说，“我主张尽量采用方言入文，其理由有二：（１）凡一切文学中的人物，都是应当活灵活现的。现在真的活人们口中所说的，大都是庞杂的方言。文学的描写如不要逼真，则已；如要逼真，不得不采用方言以求酷肖……活人们口中没有统一的话语，就不会有单纯用一种语言来创作文学的可能。申言之，就是国语没有统一以前，不会有纯粹的国语文学；如有，那无非冒牌罢了。（２）作者于创作中，使用的工具原是可以随便的。用‘雅洁’、‘纯正’的文言（例如老虎），或用崭新的国语，或用土气的方言、或用英、法、德、俄、日文，或用‘爱斯不难读’……都可以。但是，恕我又要说几句讨厌的话，我觉得最便宜的工具毕竟是‘母舌’，这就是呀呀学语后和小兄弟朋友们抢夺泥人竹马的话，惟有它，和我最亲切稔熟；惟有它，于我无纤毫的隔膜；惟有它，可以流露我的性情面目于诸君之前。”［７］（Ｐ２２１－２２３）正是在此意义上，钱玄同也肯定，方言文学越发达，国语文学便会越完美，“我有‘国语热’；我认为国语文学是国语的血液，所以我有‘国语文学热’；我相信国语文学应当用

—也就是国语的原料。‘真的活人的话语’来做，所以我认北京话跟各地方言是国语文学的原料，——

——

—因为我有以上的信念，所以我要这样说：在我的意中，方言文学不但已有，当有，而且应当努力提倡它；他不但不跟国语文学背道而驰，而且它是组成国语文学的最重要的原料。方言文学日见发达，国语文学便日见完美。”［７］（Ｐ２２８－２３１）

然而，方言毕竟是地方性语言，由于中国幅员广阔，人口杂多，甲地语言对于乙地人民来说有时无异于异国语言，如果不加以普遍化的话。除了普遍性不足以外，方言的缺陷还表现在文体幼稚、不够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