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北伐战争的战略和战役

关于北伐战争的战略和战役方针问题(节录)周养儒北伐战争是在国共合作条件下所发动的一场空前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战争。

这场革命战争打击的主要目标是北洋军阀。

战争的根本目的是推翻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

北伐战争虽然最后由于国民党内蒋介石和汪精卫反动集团背叛孙中山制定的革命纲领和革命的三大政策，而遭到惨重的失败。

但它曾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国革命战争史上谱写出了光辉的篇章。

北伐战争在半年多的时间内，以锐不可挡之势，先后消灭了当时盘踞国内大部分地区的三大北洋军用集团中的二大军阀（直系军阀吴佩孚和新直系军阀孙传芳）的反革命武装，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基本上摧毁了帝国主义卵翼下的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把革命势力从珠江流域发展到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

在这样短的时间就取得如此重大的胜利。

这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是罕见的。

北伐战争的伟大胜利，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巨大成果。

北伐战争的胜利是有多方面的原因，而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战略和战役方针的正确。

虽然有些战役的战役方针，起初曾有失误，但由于能够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加以纠正，从而使对战争的主观指导，能够正确地反映客观的情势，保证了战争的胜利发展。

北伐战争是由用革命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军队所发动的一场正义的革命战争，并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援，因此，它就必然会反映出这场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

毛泽东曾经指出：“1924年到1927年革命时代有了新精神的军队，其作战方法也自然与其政治精神相配合，不是被动的呆板的作战，而是主动的活泼的富于攻击精神的作战，因此获得了北伐的胜利。

”研究这场战争的战略和战役方针的得失，对于理解这场战争之所以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取得伟大胜利和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文就此问题谈些粗浅的看法。

一、北伐战争的提出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在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的影响、推动下，在国共两党共同努力下，开展的一系列的革命斗争，应该说都是为了准备北伐战争。

但是，有计划地准备推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夺取全国政权的北伐战争，其条件成熟，是在1926年初。

这时，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指导下，经过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在改造旧军队的基础上建立了一支有着一整套政治工作制度，并初步用革命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军队；而且，经过了广东革命战争的锻炼，有了一支发动北伐战争的武装力量。

经过多年的广东革命战争，肃清了广东政府内部的反动势力，消灭了盘踞广东境内的军阀武力，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统一和巩固，使发动北伐战争有了一个较为巩固的后方基地。

五卅运动后，工农群众政治觉悟的提高，工农群众组织的巩固与扩大，及其工农群众运动的发展，也为北伐战争准备了群众基础，这种情况表明，准备北伐战争的主观条件日益成熟。

而当时中国政治和军事斗争形势的发展，也要求广东政府加紧准备北伐。

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巩固，这是中国革命在广东地区取得的重大胜利。

但是广东国民政府仍然处在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全国大部分地区为北洋军阀所统治。

为了巩固和发展革命的胜利，解除敌人对广东的包围，广东政府不能偏安于一隅，必须向外发展，这就要求加紧准备北伐战争。

从当时全国政治斗争形势来看。

全国范围的爱国反帝的五卅运动在北洋军阀统治地区遭到残酷镇压；北京革命群众用革命暴力推翻段祺瑞把持的北京政府的“首都革命”遭到失败；五卅运动后，北洋军阀加强了对其所统治地区的工农群众组织和工农群众运动的镇压和破坏。

这说明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革命不可能在全国很快取得胜利，如果没有广东革命势力向外发展，在北洋军阀的残酷统治下，革命运动要长期的坚持和发展，是有很大的困难。

只有广东国民政府北伐，才能巩固和发展北洋军阀统治地区的革命运动。

这时，北方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同直奉联军的军事斗争形势，也要求广东国民政府加紧准备北伐。

五卅运动后，同情革命的国民军的势力发展很快。

占据着热河、察哈尔、绥远、河南、直隶（河北）和天津、北京等地区，拥有二十余万兵力，由于五卅运动的影响，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委对国民军采取了联合与争取的正确策略，对冯玉祥及其主要将领做了大量的革命统战工作，使国民军更加同情革命，积极向苏联接近，并对工农群众运动采取一定的同情与支持。

因此，国民军占据地区的工农群众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

国民军进一步倾向革命和在北方势力的发展，以及工农群众运动的发展，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恐惧。

在英、日帝国主义的促使下，直系吴佩孚和奉系张作霖弥合他们之间的矛盾，于1926年1月，联合向国民军发动进攻。

在吴佩孚军队的进攻下，河南岳维峻、孙岳率领的国民军第二、三军节节败退，许昌、开封和郑州相继被吴佩孚军队攻陷，在河南的国民军全部溃败。

奉军也于1926年1月间攻占热河。

国民军同直奉联军斗争形势的逆转，这种形势也要求广东国民政府加紧准备北伐，争取迅速出兵，以便支援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同直奉联军的斗争。

在发动北伐战争的主观条件日渐成熟，中国政治军事斗争形势迫切要求广东国民政府的势力向外发展的情况下，北洋军阀统治地区的许多国民党地方党部和革命群众团体纷纷向广东国民政府发电，或派代表到广东；要求广东国民政府出师北伐。

为了有计划的准备北伐，实现人民群众希望早日北伐的愿望，1926年2月初，广东国民政府汪精卫、谭延闿与广西的李宗仁、黄绍竑等及湖南唐生智所派代表在广西梧州举行会议，商讨两广统一和出师北伐问题。

会议决定首先由粤、桂两省支持唐生智推翻赵恒惕在湖南的统治。

然后出师北伐。

会后，唐生智遂决心发动驱赵运动。

2月21日至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会议正确地分析了当时国内形势，认为广东国民政府统治的广东是中国革命唯一的根据地，只有广东革命势力向外发展，才能扩大革命的声威，造成巩固和发展国民革命的胜利局面。

“所以广东政府的北伐便成第一等重要问题”。

会议确定“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的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而北伐的政纲必须以解决农民问题做主干。

”会议认为，农民是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力量，是工人阶级的可靠同盟军；而革命斗争的发展已使解决农民问题成为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只有发动农民，才能保证国民革命的最后胜利。

会议指出：“广东政府的北伐，不仅是广东作军事的准备”，更重要的是加强北伐将要经过的湖南、湖北、河南、河北等地的群众工作，特别是要注意发动和组织农民群众。

会议认为：“现在北方的国民军，便是从旧军阀分化出来的左派，在近数月中的事实上，已颇表现其反帝国主义反对反动军阀之倾向，并能相当接近民众，给与人民以相当的自由。

”因此，提出党要“加紧在国民军中的工作，帮助国民军成为民众抵抗帝国主义与反动军阀之有力的武装，并须从中造成一部分真正的国民革命的武装势力”。

会议还提出发动北方的革命群众支援，国民军抗击直奉联军的进攻。

会议决定“中央应建立一强有力的军委”，以便加强党的军事工作。

这次会议后，中国共产党为了准备北伐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由于军权大部分掌握在蒋介石手里，中共所做的准备工作，主要动员和组织工农群众。

这时，已经在国民党中央和国民革命军中掌握一部分权力的蒋介石，也紧紧抓住北伐的旗帜。

在他看来，北伐这是孙中山先生的遗愿，是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抓住这个旗帜，可以号召群众，捞取政治资本；同时，进行北伐，即可以缓和内部矛盾，摆脱困境，巩固和扩大其地位，又可抢占地盘，夺取更大的权力。

因此。

蒋介石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提出北伐问题。

在同年二三月间，他在同苏联军事顾问季山嘉等人谈话中也多次提出北伐问题。

但是应该看到，蒋介石在没有实现打击共产党的势力，篡夺党、政、军大权的预谋之前，是不会北伐的。

他把北伐当虎皮，包着自己；同时，又以北伐为棍子，诬称共产党和苏联顾问反对他的北伐主张，打击共产党。

他口头高喊北伐，但对于从军事、政治、经济和群众工作等方面进行北伐的准备工作采取消极的态度，而是加紧准备打击共产党，篡夺领导权。

他在1926年3月发动中山舰事件前，对北伐的实际准备工作消极，在这次事件后，仍然是消极的，因为他还没有篡夺到最大的权力。

4月3日，他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建议书，请求整军肃党，准备北伐。

但又认为北伐前，必须解决共产党问题，“如不从速解决、则北伐无胜算之理。

”所以，他对于出兵入湘援助归依广东国民政府的唐生智则极力反对。

4月22日，蒋介石、谭延闿、朱培德、程潜、何应钦、陈铭枢、白崇禧等在黄埔军校召开军事会议，陈、白报告入湘与唐生智磋商的经过，大家提出援湘的建议，但蒋介石则不赞成，态度消极。

5月上旬，出席全国第三次劳动大会和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的部分代表，在李立三等人的率领下，向广东国民政府请愿，要求政府出师北伐。

蒋介石在军校欢迎两个大会代表的讲话中，对北伐的态度仍然消极，说什么北伐不能仓卒进行，现在军饷困难，待军饷筹备充足后，才能北伐。

这不过是借口而已，其真实意图是很清楚的，就是只有在进一步打击共产党的势力，篡夺国民党党、政、军大权后，方可进行北伐。

直到1926年5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蒋介石等人提出的《整理党务案》，把一些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从国民党中央排挤出去，蒋介石篡夺了党、政、军大权后，他对北伐的态度才积极起来。

5月23日，他在向广州全体国民党党员报告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经过时说：“此案（指整理党务案）实行后，即出兵北伐，实行本党主义。

若基础不固，北伐不能成功”，他所说的“若基础不固，北伐必不能成功”，就是说，不在北伐前打击共产党，巩固其势力，篡夺革命领导权，发动北伐，革命的果实就要落到共产党手里。

本来，如果从1926年2月后，国共两党同心协力加紧准备北伐，在同年五、六月发动大规模的北伐战争，是可能的，而且这个时间也最为有利。

3月份，掌握广西地方政权的李宗仁、白崇禧等接受广东国民政府的领导，并把所辖的军队改编为受广东政府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7军，实现了两广的统一；湖南的军阀唐生智也正式表示接受广东政府的领导。

革命力量进一步的扩大。

在唐生智赶走统治湖南的赵恒惕后，4月份，吴佩孚以援助赵恒惕为借口，派兵进入湖南，开始反革命的“南伐”，唐生智因寡不敌众，被迫放弃长沙，退守衡阳，向广东国民政府请援。

北方的国民军在奉直联军的进攻下，在相继丢失河南、直隶（河北）、热河之后，3月，又被迫放弃天津；4月15日，又撤离北京，主力各部沿京绥线退到京郊南口一带，也迫切要求广东国民政府出师北伐。

因此，如果广东政府能在5月份，或6月初，大举进行北伐，这对于支援唐生智和北方的国民军，对于北伐战争迅速取得胜利更为有利。

但由于蒋介石的拖延，致使国民革命军直到7月份才大举北伐。

二、关于北伐战争的战略方针问题1926年5月20日，广东国民政府派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的先遣队进军湖南，援助被吴佩孚的军队击败的唐生智。

7月9日，国民革命军举行北伐誓师大会。

推翻北洋军阀反动统治的国共合作进行的北伐战争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