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中国青年中的主要社会思潮

90年代中国青年中的主要社会思潮
本文所说的中国青年，主要指城市里、有文化、有可能影响其它阶层青年的那一部分青年。

本文主要是强调发生了巨大变化的那些方面，其它方面从略。

80年代里，中国青年的主要社会思潮是作为民族理想的“振兴中华”、作为政治理想的“民主与法制”、作为道德理想的“精神文明”、作为生活态度的“个人奋斗”。

当时的青年普遍认为：在一个美好的社会里，“知识精英”应该处于各个阶层的顶端。

因此，他们一般都把“知识精英”作为自己个人发展的理想。

总结起来，当时青年的主要社会思潮，就是“80年代的新一代”这样一种自我定位。

它的基本倾向是朝气蓬勃的和“以天下为己任”的。

它虽然仍然主要是当时社会总体变化的产物和当时的社会领导人刻意引导的结果，但是其中所包含的青年的独特色彩与主动创新，已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而且发展迅猛。

进入90年代以来，由于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急剧变化，原来的各种理想已经遭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尤其是对于青年的政治理想的打击更是毁灭性的。

因此青年的主要思潮迅速地改变为：
在民族理想方面，“各人顾各人”的思潮已经相当普遍。

在这种表面现象的背后，真正的原因是：“沉船”（认为中国已经不可能赶上发达国家了）或者“大酱缸”（认为中国人有一种“窝里斗”的劣根性，因此什么事情都不可能搞好。

来源于台湾柏杨所说的中国是一种“酱缸文化”）的思潮开始上升。

因此，就连台湾问题与香港问题，都不能在大多数青年里再次激发出80年代青年的那种“登高一呼，万众响应”的热烈景象。

在政治理想方面，保守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潮占据上风。

“唯生产力论”（认为一切政治方面的问题都必须等待经济高度发达以后才应该讨论，才有可能解决）的影响越来越大。

“赶上末班车”（认为与其批评现行体制，还不如抓紧时间，在现行体制里先捞些实惠再说）的实用想法日益增加。

在道德理想方面，80年代的青年普遍认为：“文革”以来所形成的“传统道德”，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巨大阻力，应该予以破除。

但是到了90年代，越来越多的青年开始“怀念毛主席”，其实是怀念50年代与60年代那种相对单纯与相对和谐的人际关系。

但是他们对这种人际关系又没有切身的体验，对“雷锋叔叔回来了”缺乏信心。

因此，所谓“一点正经没有”（什么都不反对，什么都不主张，但又什么都不想遵守）的道德准则正在扩展。

在个人发展理想方面，青年日益在“红（入党，升官）、黄（黄金，发财）、黑（博士帽，做学问）、蓝（海洋，出国）”这样四种个人发展道路之间徘徊。

对于社会上出现的等级分化
（例如“大款”的兴起、知识分子“斯文扫地”、“新买办”即外企中的白领阶层的独特地位，等等），青年的态度也越来越暧昧与自相矛盾。

相当多的青年实际上已经没有任何一种个人发展的确定方向，仅仅是想成为多个面孔的、随时可变的、永远时髦的社会宠儿。

在生活态度上，“潇洒”（虽然钱不一定多，但是工作和各种责任也很少，可以相对地自由自在，我行我素，不被义务所束缚）正在成为时髦，成为褒义词。

它的反面则是作为贬义词的“活得太累”（为了责任、事业、成功等等“身外之物”而“自己不心疼自己”）。

90年代青年中的这些新思潮，主要是由于4个方面的原因所造成：
第一，80年代的中国领导层，为了解决文革之后出现的信仰危机，试图在青年一代中重新树立崇高的理想。

这就为青年中各种社会思潮的涌现创造了客观条件。

但是到了90年代，领导层奉行“不争论（任何理论问题）”的政策，又把意识形态和政治信仰的目标降低为爱国主义。

这样一来，青年中的任何社会思潮就都受到客观上的压抑，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产生的土壤。

第二，90年代以来，官方的大众传媒已经在三个重大问题上成功地说服了大多数中国人：
1、官方对于某些事件的解释是正确的；
2、无论由于什么原因，中国都不能乱；
3、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替代目前的领导层。

这样一来，青年中的任何激进的社会思潮就无法传播，甚至无法再产生。

第三，80年代里，大多数青年都相信，只要自己努力奋斗，很快就可以在社会的上层中获得一个位置。

但是90年代以来，由于一个所谓“新兴的中产阶级”已经形成，广大青年日益认识到：要想成为它的一员，主要是依赖于权力、“关系”、原始资本、甚至依赖于违法乱纪，而不是靠个人奋斗。

这不仅在客观上越来越多地阻塞了低阶层青年向上流动的途径，也严重地打击了青年的发展理想。

第四，80年代的中国领导层是80多岁的人，他们急于提拔年轻人来接班。

这在总体上有利于青年阶层的发展。

但是90年代的领导层则是60多岁的人，他们认为自己就是“青年”，因此并不急于促进青年的发展，甚至有所压制。

此外，90年代的社会中坚力量是45－55岁的人。

这批人曾经被50年代和60年代的政治运动耽误过，目前正在急于“补偿青春”、“（向社会）索取回报”，因此他们在客观上不大可能支持或者促进目前一代青年的发展。

结果，90年代的青年已经被严重地“边缘化”。

当然，90年代的后期，中国社会还可能出现新的变化，但是出现巨变的可能性很小，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笔者还没有看到这些思潮停止发展的客观基础，更没有看到青年作为自主文化的创造者的前景。

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青年，可能成为“被打垮的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