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日关系的看法

对中日关系的看法

中日两国有着两千余年的交往历史。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多数时期两国人民和睦相处，与亚洲各国人民一道，共同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东方文明。虽然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但中国政府始终把维护和发展中日睦邻友好关系作为长期国策，置于对外关系的重要地位，并一向认为，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不仅有利于两国人民，而且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我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正确的对日方针、政策，推动了中日友好关系的渐次发展，从中显示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及至我国新一代领导人高度重视对日关系以及高超的外交艺术和深邃思想。

毛泽东曾多次明确指出，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股逆流。中国一贯采取向前看的方针，要重建和加强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只是由于日本政府追随美国执行敌视和遏制中国的政策，致使中日关系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在十分复杂的国际国内外形势下，毛泽东高瞻远瞩，倡导发展中日民间往来，以民促官，官民并举，取得良好的外交效果。最终，促成了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揭开了中日友好关系崭新的一页。

周恩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尽管两国间战争状态没有宣告结束，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来往和贸易关系不但没有中断，而且不断发展。促进中日友好，恢复中日邦交，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中日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但这不应该成为我们两国平等友好相处的障碍。中国和日本都是伟大的民族。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都是勤劳勇敢的人民。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邓小平历来重视中日关系，他也是“中日友好”的积极倡导者。他说：“‘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口号，代表了我们大家的理想。”“要扎扎实实地做一些发展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友好关系的事情，加深我们之间的友谊，加深我们之间的了解，加深我们之间的感情。”

江泽民也一再强调：“在我们看来，对于中日关系一要以史为戒，二要向前看，三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要以高瞻远瞩的态度来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他还主张中日两国领导人要登高望远，从长远的观点来对待中日关系，使两国友好关系长期稳定地发展下去。

胡锦涛也表明：发展新世纪中日关系，必须牢记中日友好的历史和经验教训，珍惜来之不易的中日友好成果。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恪守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联合宣言的原则和精神。既要不断扩大双方利益的汇合点，要重视并处理好双方的关切，尤其要慎重处理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中日两国领导人应当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来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牢牢把握两国关系发展大方向，抓住历史机遇，进一步发展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与互利合作关系。”胡锦涛还指出，中日应“共同构筑‘友好、合作、互利、双赢’的新型中日关系。”这应该成为我们处理中日关系的一个基本目标和共同口号。

我国领导人上述致力于中日友好关系的论述昭示我们：中日友好关系是长远的，不能因为一时的波动而否定两国长远的友好关系．中日也应是友好的、稳定的邻居关系。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是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事业，任何一方的政府都不应忽视它，更不能破坏它，任何忽视、破坏中日友好的行为归根到底是违背了中日人民的长远利益。

在过去100多年，中日有过极为不幸的历史。两国在地理上离得很近，即使

在和平时期也难免磕磕碰碰，产生各种矛盾。为了维护我们这块地区的稳定，以利于两国乃至本地区发展，我们应特别注意尽量化解矛盾而不要激化矛盾。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少数右翼正在有预谋、有步骤地破坏中日关系，他们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妄图激化中日两国和人民之间的矛盾，甚至妄图激化对方国家内部的矛盾，以达到煽动两国走向对立和冲突的险恶目的。我们决不能让中日关系被日本右翼牵着鼻子走，复交以来的经验教训越来越证明邓小平的一个精辟论断的正确性：“对一小撮不甘心中日友好的人，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不断加强友好、发展合作来回答他们。”可以说，惟其中日关系出现困难，才更需要发展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交流，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在对待中日关系的问题上，中国一直是人们学习的榜样。而日本历代政府中一直有少数人在刻意回避历史，不敢勇于承认错误。有的日本民众这样说：想请中国朋友们相信，对于这种情况，包括我在内的很多日本国民都是深感遗憾和羞愧的。一些别有企图的日本政治家想利用教科书来散布自己的主张，妄图美化战争和否认屠杀，对于这种反动的教科书，大多数日本国民都是不会接受的。”但愿我们中日的关系真的可以就这样的改善了．

中日关系关乎两国人民及子孙后代的根本利益，关乎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从历史经验、国际时局以至地缘政治的角度出发，特别是对致力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国而言，面对当前中日关系的困难局面，坚持我国几代领导人倡导的“中日友好”方针比过去更加具有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

我们再从日本方面考虑这个问题。

战后以来，日本基本上推行一条追随美国的外交路线。尽管自 60 年代末以来，日本就提出了自主外交的口号，但羽翼未丰的日本战略上依靠美国保护，仍不能不听令于美国。因此冷战时期日本要求“自主”只不过停留在口头上而已。如今冷战结束，日美共同的敌人已经消失，在这新旧格局转换、新旧世纪交替的新历史时期，日本认为必须重新确定日本在国际政治中的位置，加快实现政治大国的步伐。于是大国外交战略在日本统治阶级中逐步酝酿形成。日本要谋求政治大国地位，首先在外交上要摆脱对美的追随，增大自主性。

冷战后，日本外交政策的一个重大变化是将其重点移到亚洲。日本亚洲政策的基本考虑是：加大亚洲外交的力度，以亚洲为谋求政治大国的依托，极力谋求在亚太地区扮演民主发展和维护稳定的主角。即在经济上起火车头的作用，在西方和亚洲间起桥梁作用，在亚洲安全上起主要调节作用。但是，日本对亚洲的安全形势有四种担心。一是担心美国从亚洲收缩造成这一地区出现“真空”；二是担心中国强大后危及日本利益；三是担心朝鲜拥有核武器；四是担心俄罗斯“死灰复燃”。为此日本鼓励美国在东北亚保持驻军，与美、韩、中、俄协调，抑制朝鲜核开发，压制朝鲜按日本条件实现日朝关系正常化；依靠美国，借助中国，促俄归还北方领土；利用美国和东盟抑制中国。

我们具体看一下日本眼中的中国，中日关系在日本的大国外交中占举足轻重的地位，冷战结束后日本决策层将中日关系与日美关系视为同等重要。日本为实现大国外交战略，对华政策也进行了新调整。在这些调整中，我们可以看出，日本在谋求政治大国中既需要借助中国的力量和影响提高自己的地位，同时也极欲增大在双边关系中的发言权，显示日本的作用。日本对华政策的两面性更加鲜明。日本既希望中国政治稳定，同时又以民主化、人权等问题和美国站在一起对华进行干扰；日本一方面对华提供经济援助，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时又设置先决条件给予限制；一方面希望中国加入到国际社会中来，同时又加大对中国周边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