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朔散文模式化的审美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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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朔散文模式化的审美误区分析
内容摘要:杨朔以其独特的诗体散文享誉文坛,对20世纪60年代的散文写作影响极大,常被视作典范为许多人摹仿。可惜他千篇一律的创作风格,内容的单一,刻意的追求诗意,从不改变的结构,都使得其散文抒情“失真”,表现之美的片面令我们深思这种模式化创作的消极影响。研究杨朔散文的所得与所失,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大有裨益。
关键词:杨朔散文模式化审美误区借鉴意义
在当代文学史上,若谈及散文,我们就不得不提及一个人——杨朔。他的散文,以其严谨的结构、诗化的语言、明朗的格调而为人们所熟知,形成了所谓的“杨朔模式”。杨朔模式曾经是一种标志,一种典范,被众人竟相效仿,但是,近年来,随着个性意识的觉醒和审美心理的变化,杨朔的散文开始受到质疑和反思,人们逐步认识到这种模式化散文主旨单一、结构雷同、内容虚幻。
一、品味杨朔散文华美的外衣
杨朔的散文曾带给广大读者言之不尽的美,首先我们来品味一下那些美丽的地方。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杨朔以散文创作为主,作品主要收集在《亚洲日出》、《海市》、《东风第一枝》、《生命泉》这四个集子里。
由于频繁的在外工作和出国访问,杨朔利用许多不眠之夜和旅居国外的间歇,把自己在异乡的所见、所闻、所想作为创作源泉,写出一些脍炙人口的散文,比如:《金字塔夜月》、《印度情思》、《阿拉伯沙漠里的玫瑰》、《蚁山》等。他更多的作品取材于国内,在一片奇景、一幅花草的素描里再现当前的生活,展现祖国辛苦的过去和光辉的未来,从平凡的生活中和劳动者身上发掘诗意美,精心雕镂出社会主义建设者晶莹剔透的心灵。
《荔枝蜜》中杨朔借勤劳无私的小蜜蜂,对亿万工人、农民、战士、知识分子崇高礼赞。在《蓬莱仙境》里,他歌颂勤劳的家乡人民把“荒山秃岭的穷山沟,变成林木苍翠的花果山”,[1](P.155)歌颂在抗日战争中为保卫家乡而牺牲的任常
山等烈士。在《万丈高楼平地起》中赞美那位那个守卫海峡的战士,“即使在冲锋陷阵,斩将夺旗的当儿,又何尝不是建设?”[1](P.247)小战士以苦为乐,把守卫京都门户当作为“万丈高楼”打地基,显露出宽阔的襟怀。杨朔的这些作品反映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各条战线上的人民群众,怀着极高的热情坚韧不拔的工作在岗位上,霸权主义、反动势力、自然灾害造成的种种困难,更加促进了民众的团结,社会主义儿女昂首挺立,以大无畏的气概迎击逆流。作品没有正面描写轰轰烈烈的斗争史实,却以革命者的情怀揭示了中华民族的高贵品质,总以火一样的激情,诗一样的意境和语言,深刻细腻的展示着新中国的美,引导人们更加热爱美好的祖国、光辉的岁月和英雄的人民,激励人民为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而奋斗。这正是杨朔散文创作的主题,也是它能够征服人心和拥有巨大魅力的思想因素。
为了尽善尽美的表现这个主题,杨朔通过《〈东风第一枝〉小跋》提出了自己的散文观:“当诗一样写。”他还认为,“好的散文就是一首诗”,“在写散文时,常常在寻求诗歌的意境”,“动笔写时,我也不以为自己是写散文,就写的放肆笔墨,总是像写诗一样,要再三剪裁材料,安排布局,推敲字句,然后写成文章。”[2](P.38)杨朔的散文将诗意、形象、哲理三者熔于一炉,在现代散文百花争艳的园地里,他是独秀一枝的新葩。
诗的意境,即指诗的“意”与“境”的完美结合。境,即为风景、事物这样具体存在的东西,而意正是作者借以抒情、明理将这种具体存在的东西经过艺术加工,使之生动、形象、丰颖。简单的说,就是情与景、形与神、物与我的高度统一。
为了有意识的寻找诗的意境,营造出抒情诗一般优美的氛围,杨朔十分注重对散文“文眼”的设置。《雪浪花》里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幅复杂繁多、异彩纷呈的画面:现实与过去的场景,朗朗的话语与絮絮的交谈,人物个性化的语言及行动,客观的叙写和主观的感想,大海、礁石、浪花、晚霞、主人公红彤彤的脸……画面庞杂可其意境脉络清晰有致,这要归功于作者注意了“眼”的设置。这篇文章的“眼”即为结尾部分老泰山的一句话:“是叫浪花咬的。”这简短一句话即是对开篇写景描写的深刻含意的解说,又为结尾的点题埋下伏笔,也把老泰山高大结实、纯朴坚韧的形象淋漓的尽现。看似乱了的形被集中的神收拢起来,形散而神凝。《海市》中“我”与舵手交谈中的一句话里的一个“寻”字,将海市、海岛、仙境、人间、幻景、现实连接融汇在一起,使散文步入如梦如醉的诗乡。
情景交融是古典诗歌所追求的一种艺术境界,熟读古诗文的杨朔也苦心力求散文中情与景完美的交融。杨朔总喜欢把自己主观感情了无痕迹的藏汇于景物的
描写之中,景物会给读者一种鲜活的感觉,似乎在向倾向着缕缕情思。《海罗杉》中祥述在井岗山毛泽东故居后墙跟的两棵树,一棵海罗杉,一棵凿树,实际是以树写人,前者像海罗杉意志坚韧、充满生机,正是井冈山革命群众的化身;后者如凿树风烛残年仍不失铮铮傲骨,正是老一辈革命者的写照。两棵树饱经沧桑后蓦而新生,象征井冈山人民经过不屈不挠的斗争后重见天日的历史,表达了对革命者的敬仰之情。
杨朔还特别善于运用中国古代诗歌中“切类以指事”、“依微以拟议”[3](P.602)的比兴手法来创造散文的意境。他以诗人敏锐的感觉,精心体会出某些事物所包蕴的细微之义,凭借丰富的情感,对具体形象进行选择、集中、加工,围绕它们展开想象。于是,一篇鲜明的形象中浸含着内在神髓的散文就呈现在读者面前。茶花无处不在,茶花红艳欲滴,茶花经久不衰……《茶花赋》里通篇围绕着茶花的形象来写,其间还通过联想,从茶花写到育花人;驰骋想象,甚至把儿童、童子面茶花、祖国溶于一身,借茶花以喻祖国,有限的形象和无限的情思相辅相成,构成了散文诗《茶花赋》的幽深境界。
上面,谈及了杨朔散文在创造意境时的特色,他在散文中对结构布局和语言上的揣摩更费心思。
杨朔散文的结构既舒缓又集中。往往根据要表达的内容,选择一个适当的落笔点,既不开门见山,使人感到突兀;也不离题万里,造成下文的拖沓。然后,文章曲折回环,条条归辏,逐步显现主题。《野茫茫》中写作者游锡兰国家公园,先工于彩绘之笔让珍禽亮相,让异兽出没原始森林,起笔自然,似乎漫不经心,但从老向导身上的刀伤这一环节便使行文曲径通幽,间接的表现主旨,控斥殖民者的罪恶——为野兽划保护公园,禁止狩猎,讲人道,却对大于天的人命毫不在惜,一点儿不讲人道。
精巧的结构岂能缺少丰美的语言,杨朔散文的语言十分注意精练,喜欢把大量的口语语汇和书面语汇有机的统一在自己的作品之中。比如“脚步儿勤”,“乍起来”,“催生婆”,这些都是平易通俗而又充满生活气息的口语;而“漫天搅雪”,“水瘦山寒”,“花事”,“清亮”等都是精练生动的书面语汇。杨朔还善用比喻和叠词的修辞手法给散文增添几分韵味。比喻之奇巧新颖,恰好可状难写之物。“秋天的高空”(《雪浪花》)来比喻“老泰山”的神气,喻出了老泰山坦荡、爽朗、深沉的性格;“用手使刀子削苹果”(《永定河纪行》)比喻工人灵巧的使用推土机,喻出了工人胸中的自豪和欣喜。这些比喻的作用不在描形,而通过想象以传神,在似虚似实间引发读者想象、品位,语言既贴切又深远。“疏落落”,“飘飘洒洒”,“绿森森”,“翠盈盈”等大量的叠词在散文中的运用,使文章的语言具有轻灵舒缓的节奏,更具有一种内在的抒情气息。杨朔的故乡——山东蓬莱,其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