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铁路发展历程

甲午战前兴修的铁路洋务运动以学习和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为主要内容，但由于封建顽固势力的强大几乎每前进一步都要受到他们的攻讦与阻挠。

因而，中国的近代化历程在十分艰难崎岖的道路上蹒跚前进的。

铁路的兴建因为牵涉到风水地脉、坟墓田庐等一系列具体问题而尤为棘手，故李鸿章、刘铭传、丁日昌等洋务派人士虽于７０年代初即大声疾呼倡议修建铁路，却以障碍太大一直訢格难行。

为此，李鸿章一再请求掌握朝政的满族洋务派恭亲王奕訢给予支持，李“极陈铁路利益，请先试造清江至津（淮阴至天津），以便南北运输”［７］；旋又慷慨陈词说：“将来欲求富强，舍此莫办，倘海有铁舰，陆有铁道，国家之真实声威，始能树立，外人断不敢轻于动手，请主持大计”［８］。

从这番话中，可以看出李鸿章洋务思想的不断深化。

可是，修路与反修路的斗争还是很激烈的。

从１８８０年至１８８７年，洋务派与顽固派之间因为兴修铁路问题的发生了两次大争论。

第一次争论是由刘铭传于１８８０年奏请修建铁路而引起。

顽固派张家骧等人认为修路有弊无利，主张应“将刘铭传请开铁路一折，置之不议”。

李鸿章则全面分析了修路对国计民生所带来的通商、惠工、方便行旅等九大利益，批判了顽固派所持的种种缪论。

［９］他还致函奕訢说：中国地大物博，“而富强之势远不逮各国者，察其要领，固由兵船兵器讲求未精，亦由未能兴造铁路之故”。

［１０］由此可见，李鸿章把铁路未修视为中国落后的重要原因，其时代危机感已情见乎词，流露了十分迫切的焦灼心情。

不仅如此，他还从经济与军事之间的依存关系来论述修建铁路的必要性说：“夫中国有可富可强之资，若论切实办法，必筹造铁路而后能富能强，……建永远不拔之基”［１１］。

然而这次争论的结果，却以顽固派的胜利而告结束。

清廷发布上谕说：“叠据廷臣陈奏，佥以铁路断不宜开，不为无见。

刘铭传所奏，着无庸议”［１２］。

第二次争论是因李鸿章函请奕訢、奕譞二人主持修建铁路大计而引起。

从１８８３年起，至１８８７年止，前后历时五年，双方反复辩难，最后以清廷同意修建津沽铁路（天津至大沽口）而告结束。

从两次争论中，可以看出封建保守势力之强大，当时兴办新生事物是何等困难！然而在此期间，却先后发生了日本并吞琉球（１８７９年）、中法战争（１８８４年），以及由于日本亟谋侵略朝鲜而引发的“壬午兵变”（１８８２年７月）与“甲申政变”（１８８４年１２月）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从南海之滨到鸭绿江畔，干戈扰攘，警信频传。

清廷还因是否修路问题争论不休，筑室道谋，稽延岁月，的确是荒唐可笑。

甲午战前的中国铁路就是在上述情况下，以极其缓缓的步伐进行兴建的，其情况如下：（１）唐胥铁路：１８８１年通车，从唐山至胥各庄，主要是用于运输开平煤矿的煤炭。

这条铁路虽然只有短短的１８华里，却是中国人民在铁路史上开天辟地的创举。

当时李鸿章等人为了不使顽固派有任何攻击的借口，遂讳称铁路为“马路”，后来始重新正名。

（２）津沽铁路：１８８８年完工。

为了筹措资金，此路正式招商集股。

津沽铁路与芦台、闫庄相接，可以直达开平。

是年１０月通车时，李鸿章亲往查验，深为满意。

他说：“自天津至唐山，铁路一律平稳坚实。

桥梁、车站均属合法”。

［１３］（３）关东铁路：此路主要是为了巩固东北边防而建。

当时沙俄正在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直接威胁到东北的安全。

同时，日本也加速了在朝鲜的侵略活动。

风云日紧，羽檄频传。

清廷为了保卫“祖宗发祥之地”故决心修建关东铁路。

这条铁路分为关内与关外两段。

关内段从津沽铁路上的林西镇出发，展修至山海关［又称榆关］为止，１８９０年动工，１８９４年春通车，全长百余公里，是为津榆铁路。

关外段，拟从山海关至锦州，再经广宁、新民屯、沈阳以达吉林。

再由沈阳筑支线以至牛庄、营口。

１８９４年夏已修至中后所。

嗣因甲午战争爆发而被迫停工。

全长１９２公里。

（４）台湾铁路：台湾巡抚刘铭传是淮军名将，洋务运动的积极推行者，也是修建铁路的最早倡议人之一。

他是李鸿章的老部下，在修路问题上可以说是志同道合同气相求。

刘于１８９１年完成台湾铁路中的基隆至台北段，１８９３年向南展修至新竹，全长９０余公里，旋因经费支绌在而停工。

据上，从１８８１年至１８９４年的十三年间，共修建铁路３００多公里。

在那个风气未开时代，这短短的几条铁路尽管与中国的国土面积迥不相称，然而凡事创始艰难，李鸿章能够排除各种阻力，将千百年来陈陈相因的驿道驿马开始改为铁路火车，其筚路蓝缕之功还是值得肯定的。

此外，李鸿持还计划修建津镇［天津至镇江］。

沪宁等铁路，并主张以徐州为中心修建铁路和建设炼铁基地［１４］，甚至还曾考虑修建甘新铁路，他认为“非开铁路则新疆甘陇无输运之法，即无战守之方。

俄窥西陲，英未必不垂涎滇蜀，但自开铁矿与火轮车路，则万国缩伏，三年必皆踊跃，否则，日蹙之势也”［１5］。

虽然这些修路计划，均因格于形势一时未能实现，但中国铁路干线的最早蓝图实肇始于此时。

甲午战后兴修的铁路甲午战争虽然惨败，但在此次战争进行期间，铁路在军事上所起的作用。

已昭昭在人耳目。

史载当日军深入辽东境内之后，慈禧太后询问李鸿章道：修了“铁路［按：指关东铁路］，是否反而济敌？”李答曰：“铁路仅至山海关，敌未猝然登陆，于我有利”［１６］。

易言之，日军虽有海上运输，但缓不济急，而清军因有铁路运输朝发夕至，在后援方面要便捷得多。

正是由于这一情况，清廷中有不少人士认为中国铁路太少，是导致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之一。

如张之洞说：“使铁路早成，何至如此！”［１７］。

胡燏芬则说：“自经此次军事利钝之故”，修建铁路之必要，已属“昭然共见”［１８］。

这时封建顽固派在铁的事实、血的教训面前，再也提不出什么反对修路的理由了。

李鸿章因甲午之败，成为众矢之的，失权失势，名誉声望一落千丈，但他修建铁路之志并未少堕，就在１８９５年中日战争的烽烟甫靖之际，他即奏准修建津芦铁路，“自天津起，循运河西岸，迤逦而北，绕越南苑，以达芦沟桥，计２１６里”［１９］。

这条铁路修建速度之快超过了战前同样情况的任何线路。

在此时期，李鸿章兴修铁路的思想较前尤为迫切。

他认为“铁路一事，为中国绝大关系之所在”，“中国今欲整顿一切新政，惟铁路为第一枢纽”［２０］。

他于１８９６年访问欧美时，细心考察各国情况，“无事不惊创见，其尤在意中者，惟铁路之善法也”［２１］，他在英国公开宣称：自己回国后“必佐大皇帝［按：指清帝］于统辖之全地，用公平妥善之法筑路行驶火车，甚至极远极难之处，无不有四通八达之路，以运土产而便行人”［２２］。

由此可知，李鸿章对修建铁路的关心与决心。

当然，要修铁路必须解决经费问题，李鸿章访欧期间就向当时资本主义世界中最强大的英国提出增加关税的建议。

他说：“海关税则诚能增至值百抽十”即比现行的值百抽五的税率增加一倍，“于是就此巨金，以筑铁路，以造铁舰，以铸各种机器，而永不忘英国玉成之德”［２３］。

但是，中国增加关税势必影响英国及其他各国商业的利益，因而遭到英国的“峻拒”。

《泰晤士报》还发表评论说：“关税乃骊龙颔下珠”，英国方面不能让步，“固无怪中堂［按：指李鸿章］之愁锁双眉矣”［２４］。

李鸿间虽然未能达到目的，但其谋国之深衷则是不容否认的。

由于提高关税的道路行不通，只有筹借外债和征集商股之策了。

１８９５年，清政府在上海设立中国铁路总公司，以盛宣怀为督办铁路大臣，着手规划全国铁路建设事宜。

李鸿章虽未担任什么职务，但盛宣怀本是李一手培植起来的办理洋务的心腹要员，遇有重大问题辄向李函电请益，所以，甲午战后铁路的兴修，是在李鸿章密切关注下进行的。

甲午战后兴办的铁路，有津芦、芦汉、沪宁、汴洛（开封至洛阳）、粤汉等；而关外铁路于１８９７年至１８９９年间，先后修至新民屯、锦州、营口等地；沪杭、广九等路的借款草约也先后签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１９０３年开始兴建的京张铁路（北京至张家口），由胡燏芬、袁世凯任铁路大臣，负责全路工程设计的总工程师詹天佑则是洋务运动前期所培养的技术人才。

这条铁路的施工不仅克服了丛山峻岭之险，而且提前两年于１９０８年完工通车。

此外，帝国主义侵略者为了攘夺中国的路权，也竞相筑路。

如俄国修建中东铁路（１８９８年－１９０３年）、德国修建胶济铁路（１８９９年－１９０４年）、法国修建滇越铁路（１９０７年－１９２０年）、日本修建台湾铁路等等，外国侵略者的贪婪掠夺，也是促使清政府于甲午战后加速铁路建设的因素之一。

总之，自１８９５年之后，铁路成为清朝政府的一项“实政”加以推行。

“岁展月拓，分途进行”。

从１８８１年起，到１９０９年止，中国人建成的铁路据邮传部统计：“路之通车者逾万里”，其中绝大部分完工于甲午战后；而铁路收入达“二千万”。

其速度之快、里程之远均远远超过战前。

它不仅没有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而随之寿终正寝，相反却表现了相当顽强的生命力而继续向前发展。

注释［１］《太平天国》（丛刊）第二册，第５３２－５３３页。

［２］［４］［５］［１０］《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１７第５３页，卷２４第２６页，卷２４第２２页，卷３９第２０－２６。

［３］［７］［１５］《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１３第７－８页，卷１７第１３页、卷１２第２６页。

［６］［１３］《李文忠公全集·海军函稿》卷三第２３－２４页，第２８页［８］［１６］沈云龙主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续编第７０集：窦宗一著《李鸿章年［日］谱》第４９０８、５１１０页［９］［１９］《交通史·路政篇》第１册第２０－２１页，第７册第２章［１１］《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１２，第２－４页。

［１２］《大清德宗实录》卷１２６，第１３页。

［１４］［１６］《申报》，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１７］《张文襄公全集·奏稿》卷２４，第５－６页。

［１８］《光绪政要》卷２１，第１６－１７页。

［２０］［２１］［２２］［２３］［２４］《李鸿章历聘欧美记》第２２７、１６２、１１４、１７６、１６１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