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曹丕,曹植之最全比较

曹操《步出夏门行·观沧海》：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本诗最大的特点是：“雄”。重在言其雄宏博大、成就大业的帝王之志。具体而言，成就在以下四方面：

（情感）慷慨：缘事而发，直抒情怀；

（语言）古质：语若白话，质朴自然；

（境界）苍莽：虚实交融，深化意境；

（气韵）沉雄：明心见志，风骨遒劲。

以下具体就这四点作分析。

一、情感慷慨。曹操的诗歌语言多缘事而发，直抒情怀。

（一）缘事而发。

首先，作为士人，曹操写的这首诗的是具有时代共性的，当得起汉诗“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特点。本诗缘北征乌桓一事而发。曹操于建安十二年（207）夏五月从邺城（今河北临漳县）出兵，七月出卢龙（今河北卢龙县），九月大破乌桓塌顿于柳城（今辽宁省辽阳县十二台乡袁台子村），并从柳城回军，归途中经河北乐亭县的大碣石山所作，曹操征乌桓大胜，其内心受战争胜利所激荡，登山而作。故此诗为感战胜一事，缘登山而发。

其次，作为文人，曹操读了好多书，也是一个学无所遗、辞无所假的文人，因此，他对孔子以来“登高必赋”的君子之风（《韩诗外传》卷七：“孔子游于景山之上，子路、子贡、颜渊从。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赋，小子愿者何？）应是熟知的。这也是他登山而赋诗的一个原因。

再次，作为政治家，亲临昔日秦皇、汉武龙蟠之地，其内心一统天下之志，今人亦不难蠡测。从这个角度而言，其所感之乐，似不能仅仅局恨于征乌桓本身，而是由征乌桓大胜所引发的对未来统一天下的宏伟蓝图在其内心的渐次明朗使然。

（二）情感慷慨。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所指即此。

其一，这一时代的诗歌之所以慷慨，主要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汉末建

安之交的世情相关。士人面对生民涂炭的现状，难免生发出诸多感慨。如重生恶死的隐叹“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古诗十九首·生年不满百》）、生离死别的悲怆“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苏武《留别妻》）、人生苦短的哀叹“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曹植《赠白马王彪》）。

其二，也与汉代士人的心态相关，汉代的士人在骨子里是不会颓废的，即便在东汉末年，他们亦慷慨而不幽咽。汉代官学、私学的兴盛，造就了一批以天下为己任的有责任感与使命感的士人，他们在西汉的盛世表现为对理想的追求，在东汉的乱世表现为对国家的赈救。至建安时代，诗歌在内容上也具备了四种特质：政治理想的高扬、人生短暂的哀叹、强烈的个性表现、浓郁的悲剧意识，这都源自于这代人不服输，不怕难，有追求的心态上，他们外在表现是通脱不羁、感性张扬的，而内在思想却是深广醇厚、理性克制的。前者成就了他们诗歌的慷慨之气，后者成就了他们事业的丰功伟绩。李泽厚《美的历程》之《魏晋风度》对他们这一心态作了较好总结：“在表面看来似乎是如此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中，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李泽厚《美学三书》之《美的历程》，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82－83页。）

其三，从文学角度而言，与曹操诗歌的创作的出发点有关。曹操写诗是为了言志，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他用乐府旧题写时事，这在同时期诗人的作品中是少有的。既然诗歌要言志，而且所言为丈夫志，所以，曹操诗歌中就刻意于百姓涂炭状的描摹。这一时期王粲“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七哀诗》）、蔡琰“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悲愤诗》）”亦佳，然皆不如曹操之“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更有代表性。曹诗从大处着眼，善用铺夸，突出了强烈的悲慨之气。当然，曹操诗歌情感的慷慨是与他对世情的深刻认识不无关系的。无好问所谓“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所指，正是他深厚的志节在诗歌中以感叹方式的外现。曹操自己的诗歌中也不乏慷慨感叹者，如“慨当以慷，忧思难忘”（《短歌行》）、“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蒿里行》）、“悲彼东山诗，悠悠令我哀”（《苦寒行》）、“冉冉老将至，何时返故乡”（《却东西门行》）？

二、语言古质。

钟嵘《诗品》云：“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古即古朴；质即质直。

（一）语言有古风。曹操诗歌语言的古朴，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善用古语或俗语。如《短歌行》之“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诗经·郑风·子衿》）、“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诗经·小雅·鹿鸣》）皆直接移用《诗经》的句子，古谚中“越陌度阡，更为客主”亦为本诗所

用。

其二，语言朴素，不尚华美。沈德潜《古诗源》云：“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所谓“汉音”，是说曹操等人的文学作品，以通俗、质朴的语言，继承汉乐府现实主义精神，模写当时的社会动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并抒发渴望天下统一的理想和建功立业的雄心。“子桓”以下的“魏响”，鲁迅曾经指出:“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是向‘文以载道’说进攻的”(《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换句话说，此一阶段的文学，就内容而言，不再是政治功利的简单附庸和工具，它抒写个人的(作者的)情性，从建安文学初期的侧重现实生活的铺陈写实，转向个人内心世界的生动抒发。就形式而言，则是追求和探索文学反映现实的特殊形式。具体来说，就是文学语言从质朴走向华美;新的文学体裁，被广泛尝试和采用，以情动人的艺术方法被充分运用和发挥。

（二）质直。

曹操的诗歌语言不事含蓄安委婉，这与那一时代士人多通脱的个性相关。

其一，语言平实。

曹操的诗歌，既不用曲折的句式，也不用深奥的典故、奇异的字词。其诗歌承载了汉乐府诗现实主义传统，纯以气胜，多本色语。如《苦寒行》以“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言登太行山之艰，与口语无别，“艰哉”二字，何其本色！与文人语与迥异。类似语如《短歌行》之“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却东西门行》之“鸿雁出塞北，乃在无人乡”等等。

其二，语言率真，直截了当。

文如其人，曹操的性格通脱率真，诗歌语言亦直截了当。说自己不服老，想成就一番事业，则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他“性不信天命之事”（《让县自明本志令》），想延长寿考，则云“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步出夏门行》之“神龟虽寿”）。兴致所至，登高而赋，则云：“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步出夏门行》之“东临碣石”）。叹人生苦短，则云“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短歌行》）他有时甚至对社会抱以治化抱以美好天真的设想：“爵公伯子男，咸爱其民……恩泽广及草木昆虫”（《对酒》）。通脱的个性，通脱的诗语，是那一时代文人的共性，这种士人的性格与诗歌的语言风格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是别具一格的。

三、境界苍莽。

曹操的诗歌多建功立业之题材，是富于帝王气的。除本诗的境界之外，曹操的其他诗境界亦有类似特点。此处苍莽有两方面含义：

（一）海之苍莽，是眼前景，重在描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