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史学特点和趋势

传播紧紧联系在一起的。１９１卜１９２０年，李大钊在《新
青年》等刊物上发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马 克思的历史哲学》、《史观》、《研究历史的任务》、《物质变动 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 等文章，开始用唯物史观认识和分析中国历史，向封建主 义史学和当时颇有影响的历史进化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 战。这一切表明他在社会生活和科学研究的实践中，已彻 底摆脱了庸俗进化论的影响。 如果说李大钊的《史学思想史讲义》是我国最早用唯 物史观总结西方史学发展历程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专 著的话，那么，他在１９２４年５月出版的《史学要论》，则是 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专著。他强 调历史学应该重视理论的概括和总结。而不能永远停留在 史料的记述和整理上，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奠定 了坚实的理论方法论基础。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风云变幻的中国大革命时代 的产物，它自诞生之日起，就同中国革命实践保持着密切 的联系。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自觉 地回答当时中国社会发展中提出的一系列尖锐的问题，如
２０年代末、３０年代初形成了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史料 学派”，该学派在理论上主张“史学本是史料学”，并贯穿于 史学研究实践中。傅斯年认为，中国的历史研究，“如不问 西洋人的研究学问法，仍然是一无是处”ｏ。１９２０－－１９２６ 年，他先后就读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研读心理学 和哲学。在德国，深受兰克学派的影响。１９２８年中央研究 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时，傅斯年任所长。他在《历史语 言研究所工作的旨趣》中提出了以下著名的命题：“历史学 不是著史”，“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 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他的这个 主张，同兰克所标榜的“历史学家只追求事实真相”的“纯 客观主义”同出一辙。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国史坛出现了以西方“文化形 态史观”为理论基础的“战国策派”，主要代表人物有陈铨、 何永估、林同济、雷海宗等。他们因在昆明创办《战国策》 杂志，后又在重庆《大公报》创办《战国副刊》，并在这些报 刊上论述自己的历史学理论而得名。文化形态史观的创 始人是德国学者斯宾格勒，他在《西方的没落》中系统地阐 释了文化形态史观。英国学者汤因比继承并发展了斯宾 格勒的理论，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文化形态史观。林同济 在《形态历史观》一文中指出，“大凡欧美三四十年来社会 科学方法论的发展略加留意之人，恐怕都晓得他们各科门 的权威学者正在如何不谋而合地朝着我所指出的方向迈 进。其中尤堪参照的，我认为是所谓‘历史形态学’者”ｏ。 １９４６年，林同济、雷海宗合著的《文化形态史观》出版，集中 反映了战国策派的史学理论和思想。 ２０世纪上半期，除了上述论及的“新史学”、“疑古派 或古史辨派”、“史料学派”、“战国策派”外，还有一些学者 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中，提出了有较广泛影响或较大反响的 理论与方法。 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提出“二重证据法”。所谓“二 重证据法”，就是将地上、地下的文献资料相结合，尽可能 地运用更多更新的资料相互印证，去进行历史研究，以求 更符合历史的真实。陈寅恪曾概括指出王国维的史学方 法是２０世纪初中西史学交融的产物。 陈寅恪是在２０世纪初新史学的影响下，开始其史学 生涯的。在治学方法上，深受王国维的影响，并以其为楷 模。他提出“诗史互证，以诗证史”的史学方法，主张扩大 历史认识的视野，将其放在广泛的历史背景中去分析。他 还主张历史研究应有一定的时代的特点，顺应历史的潮 ２０世纪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开始传入中国。“五四” 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成为２０世纪中国史坛最 重要的内容之一，它的出现，是和１９１７年俄国十月革命 后，唯物史观及以它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广泛 此新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时代学术之潮流”。 陈垣的史学方法被后人公认为是“竭泽而渔”的方法， 他的研究领域在宗教史、元史、中西交通史等方面，而为了 在这些领域求真求实，他在目录学、年代学、校勘学、史源 学、史讳学以及在文献学和辑佚、编纂等方面进行了大量 艰苦的开创性和奠基性的工作，表现出他严谨的治学精 神。陈垣针对当时国际汉学中心不在国内，而是在外国的 现实，表示一定要将汉学中心夺回中国。陈垣虽致力于古 史研究，但他始终强调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提倡有意义 之史学”，抗日战争期间，他完成的研究成果表现出强烈的 爱国主义精神。
２０世纪中国史学：特点和趋势
于
（中国社会科学院
沛
北京１０００３６）பைடு நூலகம்
内容提要
２０世纪历史剧变，对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之表现出明显的特点：中国史学的
发展是和中国社会的发展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史学理论研究是中国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２０世纪中国史 学的主要成就，首先是理论上的成就。这些特点也是中国史学的优点，规定了新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趋势。 今日的中国正处在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之中，历史研究不仅面临着尖锐的挑战，而且也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中国封建社会处在崩溃的前 夜。中国封建主义史学，同样孕育着一场革命性的变革。 无论是社会的巨变，还是史学的变革，在本质上都反映了 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都是时代的呼唤。１８４０年鸦片 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１８９５年中日甲午 战争，以及２０世纪初八国联军的入侵，帝国主义列强加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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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中国史学：特点和趋势 是关系到中国的命运和前途的重要现实问题。继李大钊 之后，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堪称中国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秀代表。他们不仅是学识渊博、才华 出众的历史学家，而且是真诚的爱国者，是自觉投入争取 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坚强战士。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马克思主义史学日益产生重大的影响。在学习唯物史观， 批判和清除资产阶级的史学理论及封建主义传统史学消 极影响的同时，广大史学工作者对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些 重大理论问题开展了热烈的争鸣和讨论。在２０世纪５０ 年代和６０年代初，中国史坛出现了繁荣景象，人们至今记 忆犹新。历史学家们就中国古代史分期（即中国奴隶制与 封建制分期）、中国封建土地制度、中国古代农民战争、汉 民族形成、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以及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 性、关于中国古代民族关系、亚细亚生产方式、阶级观点与 历史主义、历史人物的评价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热 烈的讨论。但在一段时期内受“左倾”思想的影响，简单 化、概念化、教条主义盛行，使中国史学发展出现了曲折， 而在“文革”１０年动乱中，则受到严重的摧残。“文革”结束 后，历史科学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学者们打破了“左倾”思 潮影响下盛行的种种精神枷锁，拨乱反正，对中外史学理 论的关注，对某些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和争鸣，成为“文 革”后中国史学复兴的重要标志之一。 中国学者明确提出借助西方史学的先进思想改造中国旧 史学的问题。北京大学教授朱希祖明确指出：“我国现在 的史学界实在是陈腐极了，没有一种破坏，断不能建 设”ｏ。“建设中国新史学”成为一个令人鼓舞的口号。 在“破坏”中国旧史学、“建设”新史学的过程中，以鲁 滨逊为代表的美国“新史学派”理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何炳松在北京大学讲授“西方史学原理”时，即以鲁滨逊的 《新史学》为课本。美国新史学派的主要代表作在当时几 乎全部译成中文出版。除《新史学》（１９２４年）之外，还有约 翰生的《历史教学法》（１９２６年）、绍特威尔的《西洋史学史》 （１９２９年）、桑戴克的《世界文化史》（１９３０年）、班兹的《史学 史》（１９３０年）、《西洋史进化概论》（１９３２年）、《新史学与社 会科学》（１９３３年）等。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出版的《历史问题译丛》、《史学译 丛》，以发表苏联史学家的史学论著为主，其中不少是关于 民族问题、封建社会与奴隶社会问题，以及批判欧美资产 阶级史学思想的文章。《历史研究》先后编辑出版了《苏联 关于封建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讨论》（三联书店１９５６年）、 《苏联关于游牧民族宗法封建关系问题的讨论》（科学出版 社１９５７年）、《封建社会发展阶段问题译文集》（科学出版 社１９５９年）、《俄国农民战争译文集》（科学出版社１９６０年） 等文集。此外，还有《封建社会历史译文集》（尚钺编，三联 书店１９５５年）、《苏联史学家在罗马第十届国际史学家代 表大会报告集》（三联书店１９５７年）等。 ５０年代初到６０年代初，介绍和学习苏联史学理论和 外国史学思想传入中国，并在许多方面产生不同程度 的影响，这是２０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中不应忽视的重要内 容之一。 ２０世纪初，进化论和进化历史观猛烈地冲击着中国 封建史学的基础。严复的《群学肄言》、《天演进化论》系统 阐释了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论原理，大力宣扬赫胥黎的“物 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则。此后，不少欧美和日本学者的 社会进化论著作，陆续译成中文出版，社会历史进化理论 向“天不变，道亦不变”等封建传统思想，以及中国封建史 学的复古观及“一治一乱”的循环史观提出了强有力的挑 战。 “五四”运动之后，大批在欧美和日本读书的留学生陆 续回国，一些人先后将日本史学家坪井九马三、九米邦武、 浮田和民，英国史学家巴克尔，美国史学家鲁滨逊、班兹、 塞格利曼，法国史学家朗哥诺瓦、瑟诺博习等人的代表作 译成中文出版。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中期到３０年代中期，不少
遇。
关键词社会发展史学发展挑战机遇
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中，２０世纪具有极其伟大的 意义，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爆发，结束了中国两千余年封建君 主专制统治；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 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１９７８年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改革开放，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 流。就整个世界的范围来看，在２０世纪也发生了空前的 历史剧变。俄国十月革命、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二战后雅 尔塔体系的建立和瓦解；８０年代中期，全球化作为一种趋 势和过程，正在向我们走来。所有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 对２０世纪中国史学的进程、特点和趋势产生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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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五四”时期，疑古史学思潮的出现和疑古史学的兴 起，是中国古典学术“疑古惑经”传统继承和发扬的产物。 １９２３年５月，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中提 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他的观点在中国史学界引起 广泛的反响，并以其为中心形成了中国史学的疑古派或古 史辨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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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海２０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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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它对中国历史学家和 广大史学工作者自觉地掌握和运用唯物史观研究或学习 中外历史，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毋庸讳言，在学习苏联 史学积极合理的内容的过程中，苏联史学理论中对马克思 主义的曲解，以及运用唯物史观所存在的教条主义僵化模 式和不良倾向，也不可避免地对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消极 的影响。现在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当时介绍苏联史学时， 只介绍其中一方面的观点，而不是全面地介绍论战双方全 部的观点，或者将另一方的观点作为批判的对象，从政治 上全盘否定。这种介绍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加之自５０年 代中期起，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革命出现了主要表现为 “左倾”的失误和曲折，则更使那些负面的影响长期不能得 到克服。 “文革”结束后，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 期，在改革开放的广阔背景下，形形色色的外国史学思潮 介绍到中国来，中国史学也走出国门，彻底结束了“左倾”
瓜分中国，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实际危险。内 忧外患进一步促进了近代中华民族的觉醒，“救亡图存”、 “求强求富”，彻底改变中国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成为当 时先进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追求。然而，封建主义的思想和 文化已无法解决中国社会发展提出的这个尖锐的问题。 为了实现“救亡图存”这个历史性的任务，一些先进的知识 分子，开始向西方寻求救国的真理。２０世纪初，进化论和 进化历史观猛烈地冲击着中国封建史学的基础。２０世纪 初，梁启超举起“史界革命”的大旗，中国新史学的出现，是 这一时期以进化史观为核心的史学发展的直接成果。正 是进化论、进化史观的广泛传播，才为２０世纪初中国新史 学的问世开辟了现实道路。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古典文化的优秀传统得到发
积极参加上世纪３嗍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关于中国
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问题和中国农村性质的论战，这些 论战涉及到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社会 阶段和所谓“商业资本主义社会”或“前资本主义社会”和 “专制主义社会”等问题。这不仅是重大的理论问题，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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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他说：“一时代之学术，皆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