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林武德：剪刀加浆糊(宋迪译)

剪刀加浆糊

[英]柯林武德/著

浙江大学历史系宋迪/译、导读

【导读】柯林武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是英国著名哲学家，在史学理论领域造诣极深。本文选自其代表作《历史的观念》（扬·冯·德·杜森编，何兆武、张文杰、陈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读者也可以参考该译本）。《剪刀加浆糊》一文中，柯林武德首先指出了影响史学研究极深的“剪刀加浆糊”式历史学，认为这样的历史学不是真正的历史学，从而也使得人们有理由认为历史学非科学。史学界曾掀起了两场运动：其一是“批判性的历史学”的出现，但是它并没有跳出“剪刀加浆糊”的范式；其二是“考古学运动”，它对传统历史学研究有巨大冲击。

历史学是科学吗？史学理论是什么？历史到底是什么？我们能了解真实的历史吗？阅读这篇文章，你可能会对这篇文章有新的体会。

有一种历史学，它完全基于那些“权威的证据”。我已经说过了，这根本不是历史学，可是现在我们暂时还没有为它命名。它的研究方法，首先是决定自己需要知道什么，然后去搜寻有关的“说法”，不论口述还是书写的：来自事件当事人以及目击者的陈述，或者从当事人以及目击者那里听说该事件的人的陈述；为别人提供消息的人，以及这些消息的接受者；等等。找到与他目的相符的证据后，历史学家摘录、整合它们，在适当的时候也会翻译、改写成他们所希望的那样，成为他“自己的历史”。一般来讲，若有多种陈述可供选择，而且一段材料提供了另一段材料所没有的信息，历史学家会将它们整合起来。有时，又会出现两段材料相互冲突的情况，这时，除非能够找到一种调和它们的方法，历史学家必须舍弃其一。要是他有足够的“职业道德”，便会对相互冲突的材料谁更接近事实进行考量。还有些时候，有一则材料，或者全部材料，会传达出令历史学家无法相信的信息，这些信息在历史学家的时空限制（时代的限制和领域的限制）之下，会显得与迷信和偏见一样，在启蒙之光的笼罩之下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就被舍弃了。

我将这种摘录和整合各种“权威的证据”的历史称为“剪刀加浆糊”的历史学。一定要

重申，这根本就不是历史学，因为它并不满足成为一门科学的条件，但是很久以来这又是唯一的一种历史，而且至今还有许多人依然阅读这样的历史，还有许多人依然用这样的方式进行写作。因此，他们中的一些人（其中一部分人即使看到了我这些话，依然会阅读那种历史）会不耐烦地说：“凭什么你说这些东西不是历史学，但是它本身就是历史啊学；剪刀加浆糊，就在表现历史；这就是为什么历史学并非科学。即使职业历史学家们将他们的工作‘魔法化’，历史也只是一些人人皆知的事实。”为此，我要说一些这种“剪刀加浆糊”历史的变化。

“剪刀加浆糊”是希腊—罗马时代后期以及中世纪所知的唯一一种史学研究方法。它曾以最简单的形式存在着。一位历史学家搜集证据（口述的或书面的），判断其可信度，然后将它们整合起来出版：他做的工作就只是文字上的处理——他的文字表现出的是结合性的、一致的、有说服力的叙述——有时还是“修辞”，如果我可以用这个词表述这一事实：大多数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历史学家旨在论证一个命题，而这一命题往往是哲学、政治学、神学上的。

直到17世纪，随着自然科学在后中世纪时代的变革趋于完成，历史学家们认为他们也该打扫一下自己的屋子了。关于史学方法的两场新运动开始了。一种运动是对权威的系统性检验，以确定其相对可靠性，人们为这种检验方式提供了一些原则。另一种运动是通过利用非文字资源来开拓历史学的根基，例如那些收藏家所喜爱的钱币、铭刻等古董，而这些东西在以前丝毫无法引起历史学家的兴趣。

第一种运动并没有从“剪刀加浆糊”式历史学的局限种解脱出来，但永久地改变了它的特性。一旦人们理解到特定的作者给出的特定话语，必须在通过对作者可信度的检验以及对该话语的系统检验之后，才能被认为是历史事实。“权威”一次从史学方法的词典中消失了，仅仅作为一个古词残留着；因为这些给出表述人们不再被看作“权威般”的真理所有者，而是被看成一名自愿把自己放在证人席上受盘诘的普通人。那些至今为止被称为“权威”的文件现在需要一个新的地位，大概可以被称为“源资料”（source），这一词汇仅表示这是一种表述，并非涉及对其价值的判断。这就是去进行审判（sub judice），而法官正是历史学家。

这就在17世纪被创造出来，并在19世纪时被高呼为历史学意识觉醒的“批判性的历史学”（critical history/ historical criticism）。我们需要知道两件事：其一，这种“批判性的历史学”依旧是“剪刀加浆糊”的模式；其二，在原则上，这与之前单纯的“剪刀加浆糊”模式区别还是很大的。

（1）“批判性的历史学”所给出的解答是针对从事“剪刀加浆糊”历史研究者的问题的，而这些问题他人毫无兴趣。这一问题预设了在特定的材料中，我们找到了与主题相关的表述。

问题是：我们是否要将这一表述融入我们的叙述中呢？“批判性的历史学”对于这一问题的倾向于这样解答：肯定或者否定。肯定的话，这些表述将被添加到剪切板里；否定的话，这些表述将被扔进垃圾桶里。

（2）但是许多19世纪甚至18世纪的历史学家，意识到这样的二元推论是谬误的。这时已经被广泛认可的是：如果一则表述因为某种原因不能被认为是真实的而加以接受，也不能被认为是完全无用的。也许，它正是当时那个时代条件下产物，由于你不了解那个时代的风俗习惯，你就很有可能不理解这些表述的内涵。

第一个看到这一点的是生活在18世纪初的维科（Vico）。事实上，在“批判性的历史学”之乡的德国，18世纪末19世纪初，维科的作品也没有得到应有的热捧；不过，他并不是完全的不知名；事实上，许多著名的德国学者，例如伍尔夫（F. A. Wolf）就曾借用了维科的一些观点。现在，任何一个读过维科的人，或者哪怕只是转手了解其观点的人，都一定知道：重要的不是材料中表述的正确与否，而是它背后想表达的意思。在我们问其中意思的时候，我们就已经逐渐离开了“剪刀加浆糊”笼罩下的世界，转而接近一种历史学，这种历史不是靠转述所谓最佳来源的证词的，而是靠你自己的结论所书写的。

今天史学方法研究者对于“批判性的历史学”的兴趣，仅仅是因为它是作为“剪刀加浆糊”历史研究解体前的最后一抹夕阳。我不想尝试去举出一些历史学家，或者一些历史作品，作为其最后痕迹消失的代表。但是，我必须指出的是，那些历史学家（如果有的话），若还在完全依靠这种方式进行史学创作，便至少落后了一个世纪。

上面，第一种运动对17世纪历史学研究带来的新变化我已经说的够多了。现在，我要来说另外一种运动，那便是“考古学运动”（archaeological movement）。这场运动对“剪刀加浆糊”的原则是颠覆性的，并且只有当这些原则奄奄一息的时候才可能出现。为了知道那些断言是不可能一致可信的，而仅仅应当被看作是宣传而非真实的表述，我们不需要对硬币和铭文有太深邃的见解。不过，这也给了它们自己一种独特的历史价值，即宣传自身也是一种历史。

如果还有读者仍然认为今天所奉行的历史学是“剪刀加浆糊”，而且也愿意为证明自己的观点费一点点工夫的话，就请读一下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为止的希腊史。（我提到的这个，是对读者本人有很大好处的，因为希罗多德（Herodotus）和修昔底德（Thucydides）就或多或少地保有一些“权威”的思想）而且，把格罗特（Grote）的解读与《剑桥古代史》（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相比较。请你标出书中每一处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原文中能找到的句子；在这一过程中，你能清楚的了解到过去几百年间史学方法的巨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