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诗歌的比较

中西方诗歌的比较

诗歌被誉为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和最高体现，同时诗歌也是时代、历史文化沉淀的结果。中西方诗歌迥然不同，分别体现了中西方的文化、艺术、美学、文论的综合成就。对中西诗歌进行比较既是文化交流的客观必要，也是研究和发展我国诗歌的主观要求。

中国的诗歌历来受到世界的关注，精炼的语言、优美的意境是其标志特征，西方的诗歌同样的耀眼夺目，我们可以从数量浩大的诗作中发现许多不朽的传世之作。中西的诗歌虽然有各自不同的文化底蕴，但我们从中还是可以寻找到彼此的影子。中国的诗歌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西方的诗歌或多或少都受到中国诗歌的影响。中外、古今之间虽自成体系，但依然存在着一定的关联，并非完全隔绝。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个相同的地方.

相同点一：中国古典诗词用词凝练，意境含蓄，诗画合一，形象生动的特点在交流中融入了英美现代诗人的诗歌创作中，我们先来比较下面的两首诗：

饮酒

（晋）陶渊明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茵纳斯弗利岛

（爱尔兰）威廉·巴勒斯·叶芝

我就要动身去了，去茵纳斯弗利岛；

搭起一个小屋子，筑起泥巴房；

支起几行云豆架，一排蜂蜜巢，

独个儿住着，荫阴下听蜂群歌唱。

我就会得到安宁，它徐徐下降，

从朝雾落到蟋蟀歌唱的地方；

午夜是一片闪亮，正午是一片紫光，

傍晚到处飞舞着红雀的翅膀。

我就要动身去了，因为我听到，

那水声日日夜夜轻拍着湖滨；

不管我站在车行道或灰暗的人行道，

都在心灵深处听见这声音。①

从上面的两首诗我们可以看出，两者的意境和用词是非常相似的，“结庐”与“造屋”如出一辙，“采菊”与“种豆、养蜂”异曲同工，“山气”与后一首的中间四句的意境完全可以互相补充。两位诗人所要表达的意思都是要离开这个充满痛苦的红尘世界，去过世外桃源般的生活，表现了宁静致远的思想和远离尘嚣的真意。从写作手法上看，两者都用了近乎白描的艺术手法，没有加入主观色彩，客观真实地描写景物，直白地道出胸臆。体现出的是一种飘逸，洒脱的意境。这样的例子在中西方十个人中屡见不鲜。

相同点二：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中国古典诗词最大的特点是含蓄，生动凝练。气氛只用寥寥数字便可烘托，意境只需片言只语就可表达。英美现代诗歌的创作显现出含蓄、凝重、集中、富有感情的特点跟他们的诗歌理论受中国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甚至一些表达方式也基本相同。埃兹拉·庞德的名震西方诗坛的两句短诗《在地铁车站》含蓄、凝练，令人回味无穷：这些面庞在人群中涌现

湿漉漉的黑树干上花朵瓣瓣

这与中国古典的“人面桃花相映红” 、“杨柳青丝” 、“梨花带雨”的意境是大致相同的，反映出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果。

而作为时代、历史文化沉淀的结果，诗歌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呈现不同的特点。中西方诗歌的不同，分别体现了中西方的文化、艺术、美学、文论的综合成就。总的来说，中西方诗歌的差异表现在发展传统，表现形式，语法运用以及语言风格这四个方面。现在分别就每个方面进行概述。

不同点一：中西方古典诗歌发展的传统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以抒情短诗开头，形成了强大的抒情诗体系，而西方则以史诗为首建成了强大的叙事诗系统。具体的来说，中国古典诗歌的抒情传统，是从从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开始，经过《楚辞》、《离骚》、汉魏乐府、唐诗、宋词直到元曲都具有强烈的抒情色彩。西方的叙事诗传统要从古希腊的《荷马史诗》说起，再经古罗马的《埃涅阿斯纪》到中世纪的四大史诗和但丁的《神曲》，17世纪弥尔顿的《失乐园》，18世纪拜伦的《唐璜》，歌德的《浮士德》，雪莱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等均是规模宏大的叙事诗。但中西方的叙事诗与抒情诗传统只是相对而言，中国存在诸如《孔雀东南飞》《木兰诗》这样的叙事佳作，西方同样有像雪莱《西风颂》这样代代称颂的名篇。

之所以会有发展传统的不同，还要归结于中西方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中国总体来说体现的是一种静的文明，以安息为本。中国在古代本质上是以农业为根本的大国，农业社会的根深蒂固以及地理环境的相对隔绝让中华民族在安贫乐道中追求宁静和谐，向往和平。中国以农民为主题的汉族“重实际而黜玄想”，重视的是现世生活而不爱做抽象理性的思考，从而抑制了其好奇心，想象力与创造精神的发展，不利于诗人把富有传奇性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加以想象与再创造，从而形成有神话色彩的史诗作品。与之完全不同的是，西方社会体现的是一种动的文明，是以战争为本。古希腊的海上冒险经历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这也为叙史诗的最早出现奠定了基石，西方商业化的社会特征促成了西方人以自我为中心，追求个人主义，崇尚个人奋斗与享乐，敢于冒险与战斗的精神。民族间的不断征战，社会的不断变更以及民族迁徙催生出中世纪一大批的英雄史诗。

不同点二：表现形式上的不同体现在中国诗歌尚写意，语序灵活，词语组合多变，西方诗歌则重视句子成分之间的关系，在表达上相对来说比较严谨，但不如汉语灵活。同时，中国诗歌听觉与视觉长度一致，诗型整齐，对偶普遍而且严整；西方诗歌相反，诗行长短错落不一。少对偶而且往往不严整。这种差异归根结底与汉语与印欧语的使用原则有密切联系。汉语是一种意合语言，主要讲究语义上的搭配是否合乎义理，很少受语言的形态成份的约束。同时汉字是表意文学，象形文字，使汉字本身就独具形象感，对于强调意象的诗歌创作，汉字独其优势。印欧语是表音文字，没有这种长处。

不同点三：语法运用上，中国诗歌语言中的词汇不依靠任何词形变化，仅凭其所处的位置与前后联系，便可易换各种词性，从而使一个词增加数倍表现力，同时也产生一种模糊含混的表现效果。西方的诗歌难有这种效果。另外，汉语诗歌经常省略人称及主语，由此造成一种客观的非个人的抒情效果，使个人体验上升为普遍的或象征的意蕴，从而使读者也能置身其中，产生更大范围的共鸣。而在西方诗歌中，由于人称必不可少，无法产生这种效果。如王维《鹿柴》中的“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声”，由于省略了人称，造成一种“人的动作与大自然完全融合”的效果。若加上人称，效果大不一样。

不同点四：二者在语言风格上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的诗歌具有委婉，含蓄，淡远，空灵的风格，常喜欢写意的刻画某种情景，并由此景烘托某种情感；西方的诗歌则体现出热情奔放，激烈狂野的风格，总是竭尽渲染夸张之能事。二者在这一点上的不同于爱情诗歌中最为明显，例如李商隐的《无题》和彭斯的《红红的玫瑰》。这两首诗同样是表现爱的执着，彭斯的诗热情奔放，直接表达要受到“四海枯竭”“岩石烧裂”“生命不绝”。而李商隐却非常含蓄，以“春蚕”和“蜡炬”的意象来表达。这种语言风格上的差异源于中西方的审美标准的差异以及人们习惯表达的方式不同。

通过中西诗歌的比较，我们不可能得出谁好谁不好的结论，每个民族、每个地域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