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廉洁文化

廉政是古今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任何一个国家政权，无论制度规定得如何完美，必须要有一批廉洁奉公的行政人员去贯彻执行，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否则就是一纸空文。

中国历史悠久，中国古代的政治理论，关于廉政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有许多光辉的思想。

一

中国古代廉政的基本思想是主张节俭，反对奢侈浪费。孔子说：“礼，与其奢也，宁俭。”“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就是说：礼仪，与其铺张浪费，宁可朴素节约。奢侈浪费就显得骄傲，节俭就显得简陋寒伧，与其骄傲，宁可寒伧。

春秋时鲁庄公要雕饰他父亲桓公宗庙上的椽子，大夫御孙就公开谏阻说：“臣闻之，俭，德之共也；奢，恶之大也。”节俭是人们道德中的共同特点，奢侈则是罪恶中最大的一项。为什么？宋代的司马光说：“俭则寡欲”，“侈则多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故曰：俭，德之共也。”“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故曰：奢，恶之大也。”这里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节俭的诸多好处和奢侈的种种坏处。要求人们不要有过多的不正当的物质追求。节俭的作用就在于能够限制这种不正当的追求。

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古代生产力低下，人们终年劳苦，才足以糊口，只有節俭的生活，才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和简单的社会再生产，官俸较薄。若不节俭，奢侈浪费，薪俸不够花，自然就会想得到一些分外之财，贪污受贿。

历史实践证明，即使一个社会财富比较丰富，也经不起奢侈浪费的损耗。“山林不能给野火，江海不能灌漏卮。”山上的林木再多，也不能让野火去烧，江海的水再多，也不能灌注漏水的容器。所以，中国古代一些贤明的君主，像汉文帝、隋文帝、唐太宗等，都把崇尚节俭作为一种国策。汉文帝身穿粗厚的“皂绨”，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成为古今美谈。

我国历史上汉唐盛世的出现，就是由于在开国之初实行了节俭政策，使人民休养生息，发展了生产，社会积累了财富，国力得以伸张，对世界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提倡节俭，反对奢侈浪费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传统美德。中华民族就是依靠这种美德，勤劳勇敢，战胜了各种困难而长久屹立于世界之林的。

二

强调官员自身的道德修养与表率作用。中国古代政治理论特别强调官员的表率作用，认为表率作用是一道无声的命令，“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要先治己而后才能治人，自己率先廉洁自律，才能要求别人奉公守法。所谓“大臣法，小臣廉”。大官僚是制定政策和法律的，小臣是直接管理老百姓的，大臣守法，小臣就不敢贪污了。所以它对大官僚的要求比小官吏更严。

中国号称礼仪之邦，特别重视社会的道德教育，在诸项道德观念中，中国古代把礼义廉耻作为人们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先秦的政治家管仲认为礼义廉耻是维持国家政权的四种纲领，称作“四维”，他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在四维中尤以廉耻最为重要。廉，就是俭约、不苟取，不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耻，就是羞耻之心，做了坏事要知道羞耻。一个人如果知道廉耻，就不会接受不义之财、做损人利己坏事。

廉耻在中国的传统道德中被认为是做人的立足点，对于做官的人来说就更为重要。清初的顾炎武在《廉耻》一文中说廉耻是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出于无耻也，故士夫之无耻，是谓国耻。”人们不廉洁，见财起意，就是由于不知耻。士大夫即国家的官僚阶层，若不知耻，那就是整个国家的耻辱。知耻是廉洁的道德保证。

中国古代的政治理论对官员廉洁的要求，不完全是以犯法与不犯法为准则，而是提高到以道德规范为准则。官吏是管理老百姓的，一切言行都应该作为全社会的楷模，官员要廉洁，是官员做人的基本要求。“士大夫若爱一文，不值一文。”“从来有名士，不用无名钱。”不义之财，即使一文也不能取。一个见财就心起邪念的人，根本就不能做官。

古代儒家思想强调慎独。慎独，是人修身的起点，要求一个人在独处时也要谨慎不苟，恪守道德的准则，不要以为别人不知道，就可以为所欲为。要做到“暮夜不欺”的程度。东汉时东莱太守杨震，为人清简，赴任时道经昌邑（今山东省昌邑县），过去他提拔的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县令，前去谒见。“至夜，怀十金

以遗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神知、你知、子知，何谓无知？密愧而出。”这就是要求官吏在可取与不可取之间，要以道德为准绳而坚决不取，其精神境界是高于法律的。

只有官员本身廉洁，才能坚决执行法律，公正不阿。“非廉无以行法，非法无以佐廉。”道德与法律的作用是相辅相成的，并不是用强调道德来排斥法律。因为道德可使人防患于未然，是积极的，法律刑罚乃是诛恶于已然之后，是被动消极的。若只重视法律而轻视道德，那么很多人就会千方百计钻法律的空子，打擦边球，亦非治本之策。

三

官吏要廉洁，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防闲子弟”，严禁子弟与下属交通。有些官员的贪污受贿是由下属或外人通过亲属请托而造成的。所以官员自己生活节俭，也要使自己的家属节俭。宋代的张养浩说：“居官所以不能清白者，率由家人喜奢好侈使然也。”

其次就是不能用至亲，所谓“莫用三爷”。“三爷”指妻兄弟（舅爷），女婿（姑爷），儿子（少爷）。当官决不能任用这三种人。因为这三种人与上官的特殊关系，事情不到特别严重的程度，上官是无法知道的，等上官知道时已经不堪收拾了。“事非十分败坏而不入于耳，迨入于耳，已难措手，以法则伤恩，以恩则坏法。”“治婿则碍女，治舅则碍妻。隐忍黜逐，已累不可言。”依法处理舅爷吧，有老婆阻碍，处理女婿吧，有女儿的阻碍，对于自己的亲生儿子（少爷），就更难下手了。所以，任用至亲，必然导致巴结俸迎，欺上瞒下，贿赂公行，甚至最后身败名裂，为官者应该杜绝产生这种不良的后果。

所以，明清时代就制定了严格的回避制度，地方官不能在本省任职，亲属不能在自己辖下任职，就是为了避免人情网，营私舞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