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品中正制与门阀士族

九品中正制与门阀士族

魏晋之际，品第偏重门第已成事实。《晋书·郑袤传子默附传》曰：“初，（晋武）帝以贵公子当品，乡里莫敢与为辈，求之州内，于是十二郡中正佥共举默。”晋以后批评选举专重家世之弊者不断。如《晋书·段灼传》：“今台阁选举，徒塞耳目，九品论人，唯问中正。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二者苟然，则筚门蓬户之后，安得有不陆沉者哉。”又赵翼《廿二史札记》：“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选举之弊，至此而极。”

高门士族子弟往往弱冠便由吏部直接从家里铨选入仕，而不必经过察举。在此之前，均凭借门第而得中正高品。如傅畅，“年未弱冠，甚有重名，以选入侍讲东宫”。谢琰，“弱冠以贞干称，美风姿，……拜著作郎”。王洽，“（王）导诸子中最知名，与荀羡俱有美称。弱冠，历散骑、中书郎”。

可考的西晋入仕的192人中，直接入仕者占56人，到东晋则更有发展，入仕的209人中直接入仕者占118人。从此则材料可看出门阀士族控制仕途发展之一斑。这些直接入仕者当然都是高门士族的子弟。吏部铨选只是高门士族直接入仕之一种方式，更具前程者是公府（含位从公）辟召。如庾亮，“年十六，东海王越辟为掾，不就。……元帝为镇东时，闻其名，辟西曹掾”。王戎“袭父爵，辟相国掾”。殷浩，“弱冠有美名，三府辟，皆不就，征西将军辟为掾”，等等。这种情况是因八王之乱时，皇权摇摇欲坠，参战诸王都督各自为政，自辟佐吏之风盛行。这些高门士族子弟甚至多有选择的自由，可谓“民主”矣。

而州辟佐吏和举秀才则主要是中级士族与吴蜀士族的主要仕途。他们便是地位稍次的所谓地方“名族”、“乡豪”的子弟。而郡辟佐吏和察孝廉这个在东汉和魏初颇受重视的入仕道路却降为低级士族与寒庶人士的仕途了。这种变化充分表明了九品中正制此时已变为高门大族的工具，只重门第而轻德才。当然这种变化是随着门阀士族势力的发展而变化的。

事实上，门阀制度的确立，已使九品中正制成为一个政治上的装饰品。中正品第唯以血统为准，门第高即获高品，此时只须分别士庶高下便已足矣，中正品第只不过是例行公事。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公门有公，卿门有卿”者也。（《晋书·刘毅传》、《晋书·王沉传》）

我们纵观东汉、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选举制度的变化，其中显然是贯串着皇权由盛而衰再盛的发展趋势，而世家大族势力则相反，其趋势是在东汉末世家大族衰落，同时新出门户开始兴盛，魏晋成为士族，到东晋时成为门阀士族而达顶峰，南朝也转衰而至隋唐。而选举制度也由东汉的重乡里评议、重孝廉才德到魏晋重家世门第、轻孝廉才德，而隋唐则又重才德──科举制。中间有曹氏政权初期短暂的抑门第之举。

在自然经济条件下，望族在地方上形成相对独立的势力是难免的。中国古代一直是宗族制的社会。东汉乃为世家大族，魏晋为（门阀）士族。魏晋士族从一个个宗族来说，唯少数出于东汉世家大族，多数是魏和西晋的新出门户。汉末魏初所抑的即是渐趋没落的世家大族，他们兴朋党和清议浮华之风，为曹氏政权所不容。而新出门户却依靠政权先夺取地方选举中的品第人物之权，又逐步将之收归中央。他们靠的便是九品中正制。结果，东汉时的世家大族进一步没落了，而新出门户的势力却飞速发展，重新成为统一中央政权的威胁。到东晋，终于出现了皇权的式微，而皇权政治的变态——门阀政治也就兴盛起来。这种现象是封建社会的一个早期形态，特征是地方割据。不过在中国，这个形态存在的时间却太短，它很快就成熟，两宋即向封建社会的晚期形态过渡。这也是日本有些学者将之与欧洲中世时代相比拟的原因。

可以说，由于文化上的原因，即儒家道德观念的影响——尽管在这一时期玄学兴盛——在中国，豪门大族十分重视威望，家学世代相袭，在地方上注重破私财，赈恤贫民，调解民间纠纷，领导农业生产，协助其它宗族与乡党得以独立生存。这种情况与欧洲的封建庄园里庄园主与农奴的情形颇不相同。在那里，族与族之间是离心的。而在中国，即使在动乱年月，宗族之间，各地望族之间都有一种文化上的联系，总是有一些强宗想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政权。当中央政权稳固，所有宗族都支持它，当其式微则力图扶助，当其瓦解，则竞相角逐，其目的也仍

是建立一个中央政权。正因为这种文化上的联系，即同为封建社会之早期形态，中国与欧洲却有如此之区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