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电影《活着》与小说《活着》
电影活着与小说的区别
电影《活着》与小说《活着》内容上的区别：1.背景。
余华写的是一个发生在从民国一直到文革的论证绝望的不存在的故事，而张艺谋所演绎出来的却是一个发生在从民国一直到文革的关于绝望的故事。
2.道具符号。
张艺谋在影片中最主要的道具符号不是张艺谋反复让观众欣赏的皮影，而是一个普通的木箱——用来放置皮影的木箱。
这个容易被观众忽视的道具符号指代家庭概念的含蓄用意，直到影片的结尾才引起观众的重视。
3.电影对小说历史寓意的视觉化改造。
小说《活着》从细微之处讲述生活中的事件及给予这个家庭如何的影响，影片在拟写的叙述之中展开喻意的层面呈现历史言说的真相。
影片中明确的人物特征、事件、视觉图像，成为中国现象，或中国情况的象征、寓言，具有普遍意义。
4.结构上的不同。
小说有一个双重叙事结构，叙事者是在听一个老人的回忆，这个结构也加强了“省事”的意味。
而在张的电影当中，这个双重叙事结构被取消。
不好评判那种更加高明，因为影片对于故事的沉痛从容的叙述，本身也可以起到这个作用。
5.人物命运不同。
小小的有庆死于1958年，在家珍深深的自责和春生的愧疚中，观众不自觉地将眼光投向了那个时代，投向了巨大的历史的反讽式的叙述中，没有人会不感觉到辛酸，这些善良又懦弱轻信的人们在时代中的痛苦。
有庆死掉了，他没有睡过一次好觉，他是那么机灵和可爱。
沉默的凤霞死于1967年，死于难产，也死于时代。
死于一家被护士学校的红卫兵小将夺权的医院。
她是幸福的，又是不幸的，她应该和二喜有平凡朴实却幸福的家的。
为了她的顺利生产，万二喜从牛棚里提出来了一个已经三天没有吃饭的“反动学术权威”王斌教授，这之后有了许多的如果，如果福贵没有给王教授买那么多馒头，王教授就不会撑着，如果家珍没有主张给撑着的王教授喝开水，王教授就可以救下来凤霞，如果福贵可以留意一下王教授……如果……还有无数个如果，可是凤霞终于死了，死于产后大出血。
当红卫兵小将（她们还只是孩子）惊慌失措地寻找“反动学术权威”时，观众欣慰地看到了人性的火花。
小说《活着》与电影《活着》的差异浅析
小说《活着》与电影《活着》的差异浅析细读余华的小说《活着》，细品张艺谋的电影《活着》，我们不难发现二者之间的些许差异，这种差异是余华和张艺谋两个不同领域的大家的身份决定的，也是小说文本和电影文本的性质与要求所决定的。
作为读者，都能感受到小说中充满着悲凉、苦闷、阴郁的色彩，而作为观众，则能感受到这种悲重色调被导演有意识地淡化了，相反有一种淡淡温情的亮色在影片中出现。
这种改变主要是通过以下几方面来完成的：（一）叙事角度的不同余华的《活着》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叙事。
作品开始写“我”以一个民歌收集者的身份在充斥着阳光和知了的村舍田间游荡。
余华用一种轻盈、恣肆的语调描述“我”在乡间的所见所闻，充溢着快乐、美好与原生的活力。
然后“我”发现了福贵——小说的主人公，也是另一个叙述者。
于是福贵取代“我”走入读者的视线，作品的叙事者就在“我”与福贵之间灵活转换。
当然，更多的时候，少不更事的“我”只是一个忠实的倾听者，倾听福贵无比坎坷的一生。
在老人漫长而宁静的回述中，我们不仅体悟了福贵丧亲失子的剧痛，更看到福贵由一个嗜赌成性、毫不体恤父母妻儿的纨绔子弟如何在死亡与苦难的威压下，苏醒出人性中善良与慈爱的光辉，磨砺成柔韧与博大的襟怀。
他像一株挺立于深秋旷野中的老树，花叶尽凋，伤痕累累，却依然精神矍铄，空明澄净。
亲人离去的痛苦被最大限度地克制，代之以平和与宽容的回望。
而“我”在老人叙述间隙中的恰当插入，形成一种奇妙的“间离”效果，使读者超脱于福贵的悲情往事，达到对生命存在的哲学沉思。
在双重的叙事过程中，福贵穿越死亡与苦难后的坚韧与通达、智慧与诙谐拥有了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作品因此升华为一个关于生命存在的寓言故事。
而张艺谋的《活着》则从第三人称的角度来展示福贵一家的悲欢离合，将福贵及其家人的苦难悲欢细致入微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追求原生态的生活真实，凸显的是底层民众生存的艰辛和伤痛，是荒谬现实对无辜生命的摧损，影片因此具有强烈的真实性、可观性与感染力。
小说《活着》与电影《活着》的差异浅析
小说《活着》与电影《活着》的差异浅析细读余华的小说《活着》，细品张艺谋的电影《活着》，我们不难发现二者之间的些许差异，这种差异是余华和张艺谋两个不同领域的大家的身份决定的，也是小说文本和电影文本的性质与要求所决定的。
作为读者，都能感受到小说中充满着悲凉、苦闷、阴郁的色彩，而作为观众，则能感受到这种悲重色调被导演有意识地淡化了，相反有一种淡淡温情的亮色在影片中出现。
这种改变主要是通过以下几方面来完成的：（一）叙事角度的不同余华的《活着》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叙事。
作品开始写“我”以一个民歌收集者的身份在充斥着阳光和知了的村舍田间游荡。
余华用一种轻盈、恣肆的语调描述“我”在乡间的所见所闻，充溢着快乐、美好与原生的活力。
然后“我”发现了福贵——小说的主人公，也是另一个叙述者。
于是福贵取代“我”走入读者的视线，作品的叙事者就在“我”与福贵之间灵活转换。
当然，更多的时候，少不更事的“我”只是一个忠实的倾听者，倾听福贵无比坎坷的一生。
在老人漫长而宁静的回述中，我们不仅体悟了福贵丧亲失子的剧痛，更看到福贵由一个嗜赌成性、毫不体恤父母妻儿的纨绔子弟如何在死亡与苦难的威压下，苏醒出人性中善良与慈爱的光辉，磨砺成柔韧与博大的襟怀。
他像一株挺立于深秋旷野中的老树，花叶尽凋，伤痕累累，却依然精神矍铄，空明澄净。
亲人离去的痛苦被最大限度地克制，代之以平和与宽容的回望。
而“我”在老人叙述间隙中的恰当插入，形成一种奇妙的“间离”效果，使读者超脱于福贵的悲情往事，达到对生命存在的哲学沉思。
在双重的叙事过程中，福贵穿越死亡与苦难后的坚韧与通达、智慧与诙谐拥有了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作品因此升华为一个关于生命存在的寓言故事。
而张艺谋的《活着》则从第三人称的角度来展示福贵一家的悲欢离合，将福贵及其家人的苦难悲欢细致入微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追求原生态的生活真实，凸显的是底层民众生存的艰辛和伤痛，是荒谬现实对无辜生命的摧损，影片因此具有强烈的真实性、可观性与感染力。
小说《活着》与电影《活着》之比较
小说《活着》与电影《活着》之比较内容摘要：余华的《活着》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活着”本身的故事，主人公福贵在极端的不幸之下仍然保持着的乐观的生活态度给人带来久久的震撼，并且长时间地郁结在胸中。
而张艺谋的《活着》讲述了特殊年代下人们的普遍生活状态，意在引发人们对怎样活着，怎样活得更好这一命题的思考，相比之下更加贴近生活，贴近大众。
然而无论是余华还是张艺谋的《活着》，都促使受众思考自己应该以何种方式存世。
关键词：余华张艺谋《活着》一.小说《活着》小说《活着》名为“活着”，但却给读者讲了一个充斥死亡的故事。
整部作品从福贵的爹经受不住徐家在自己手里败落变得一无所有的打击而气死开始，就一直充满腥风血雨。
作者用紧凑的笔法为我们接二连三地铺开了10个人物的死亡：福贵的娘、老全、龙二、有庆、春生、凤霞、家珍、二喜以及最后的苦根。
作者用夸张的手法将人生之大不幸集中到一个人身上，十分极端地为我们作了一个归谬，即福贵这个经历过家破人亡、枪林弹雨、人性缺失等种种可怖的时代和命运的人依然还能“自鸣得意”地讲述自己的故事，那我们呢？所以活着“讲述了人如何去承受巨大的苦难”、“讲述了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
这种将问题推向极端化的思维方式以及近乎绝情的叙述方式毫无疑问让人感到震撼，因为那是生命的震颤。
但是与此同时也更加引起人们的反思：人的一生，从传统的逻辑上讲就是一条直线，那么每一分每一秒都是这条直线上的点，它们是平等的，没有差别的，生和死同人生当中的任一时刻一样，我们都只经历一次。
这个道理所有人都明白，但是我们仍然更加在意生和死这两个点，那是因为我们人为赋予了生和死特殊的含意，使得这两个点别具一格，所以自然而然生和死在人们心中就被放大了。
生是喜悦的，因为它代表着新生命的降临，代表着新一代的希望；而死是丑陋的，因为我们惧怕它，因为它离我们太过遥远以至于我们对其一无所知。
然而作者却在作品中借福贵之口对生与死进行了解构：福贵说，“我的一双儿女都是死在生孩子上的，有庆死是别人生孩子，凤霞死在自己生孩子。
小说《活着》与电影《活着》之比较
小说《活着》与电影《活着》之比较摘要：小说《活着》和电影《活着》都是比较成功的艺术创作。
电影是在小说的基础上改编创造而成的。
其主题都揭示了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和人对世界的乐观态度。
然而两者又存在明显的不同，本文将从叙事手法、人物命运、作品内容三个方面来简要分析两者的差异。
关键词:活着；小说；电影；比较正文《活着》是作家余华的一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电影《活着》是对小说《活着》的二次创作，并且是成功的艺术创作。
两者之间的差异使两种艺术既相互交融又各具特色，推动着小说和电影不断进步推陈出新。
一．叙事手法的差异（一）小说《活着》采用第三者聆听的叙事方式，讲述出故事。
小说开头介绍了作者去乡间收集民间歌谣，遇到了一名叫福贵的老人。
老人在地里脊背扶犁赶着牛耕田，并吆喝着旧日的歌谣。
老人粗哑的嗓音和自鸣得意的样子引起了作者的好奇，于是作者向前与老人交谈。
在交谈中作者聆听了老人的苦难经历。
小说《活着》就是以这样的叙事方式来进行创作的。
（二）电影《活着》剔除主观人称叙事的方式，直接描写福贵一家。
电影《活着》采用一种直观的具体的描述方式。
开头剔除主观人称叙事的方式，直接描写了主人公福贵与龙二在赌厅彻夜赌博的情景，把福贵这个败家子的形象直接呈现在观众面前，使他嗜赌如命，赌博成狂的形象表现的更加形象。
电影删减了不必要的繁琐过程，比小说更简洁，更直观，更生动。
二、人物命运的差异小说中的人物是用文字刻画的，需要读者阅读想象，而电影则是直接呈现在观众面前。
以福贵的老丈人为例，在小说开头福贵的滥赌成性最终把家财败尽，他的老丈人怕他的女儿家珍受苦，于是把他的媳妇接回了家，并扬言要把家珍再嫁一户好人家，可是在电影中福贵的老丈人根本没有出现，是家珍忍受不了丈夫的屡劝不改的赌博行为，自己带着孩子回到了娘家。
电影中只是在家珍回到婆家时简单地的提了几嘴，说是与她爹吵翻了，带回的钱不多。
电影对小说人物命运的删减创造，不但使电影在制作上省去了繁琐的工作流程，而且使内容更简洁。
电影活着与小说的区别
电影《活着》与小说《活着》内容上的区别：1.背景。
余华写的是一个发生在从民国一直到文革的论证绝望的不存在的故事，而张艺谋所演绎出来的却是一个发生在从民国一直到文革的关于绝望的故事。
2.道具符号。
张艺谋在影片中最主要的道具符号不是张艺谋反复让观众欣赏的皮影，而是一个普通的木箱——用来放置皮影的木箱。
这个容易被观众忽视的道具符号指代家庭概念的含蓄用意，直到影片的结尾才引起观众的重视。
3.电影对小说历史寓意的视觉化改造。
小说《活着》从细微之处讲述生活中的事件及给予这个家庭如何的影响，影片在拟写的叙述之中展开喻意的层面呈现历史言说的真相。
影片中明确的人物特征、事件、视觉图像，成为中国现象，或中国情况的象征、寓言，具有普遍意义。
4.结构上的不同。
小说有一个双重叙事结构，叙事者是在听一个老人的回忆，这个结构也加强了“省事”的意味。
而在张的电影当中，这个双重叙事结构被取消。
不好评判那种更加高明，因为影片对于故事的沉痛从容的叙述，本身也可以起到这个作用。
5.人物命运不同。
小小的有庆死于1958 年，在家珍深深的自责和春生的愧疚中，观众不自觉地将眼光投向了那个时代，投向了巨大的历史的反讽式的叙述中，没有人会不感觉到辛酸，这些善良又懦弱轻信的人们在时代中的痛苦。
有庆死掉了，他没有睡过一次好觉，他是那么机灵和可爱。
沉默的凤霞死于 1967 年，死于难产，也死于时代。
死于一家被护士学校的红卫兵小将夺权的医院。
她是幸福的，又是不幸的，她应该和二喜有平凡朴实却幸福的家的。
为了她的顺利生产，万二喜从牛棚里提出来了一个已经三天没有吃饭的“反动学术权威”王斌教授，这之后有了许多的如果，如果福贵没有给王教授买那么多馒头，王教授就不会撑着，如果家珍没有主张给撑着的王教授喝开水，王教授就可以救下来凤霞，如果福贵可以留意一下王教授⋯⋯如果⋯⋯ 还有无数个如果，可是凤霞终于死了，死于产后大出血。
当红卫兵小将（她们还只是孩子）惊慌失措地寻找“反动学术权威”时，观众欣慰地看到了人性的火花。
论《活着》的小说与电影异同
； ｚ －
论《 活着 》的小说与电影异 同
梁言 （ 陕西 理 工学院 文学 院 陕西 ・ 中 ７ ３０ ） 汉 ２ ００
摘 要 ：从 余华 的 小说 《 活着 》到 张艺 谋执 导并 改编 的 电影 《 活着》 ，都 吸 引 了众 多读者 和 观众 的关注 。 由于小说 和 电影不 同的艺
现 获得 了某 种 纯粹 和 透 彻 。福 贵 的一 生 时
、
叙述视角的变化
１背景 的变化 ．
小 说 《 着 中 ，福 贵 ～ 家 是 生 活在 活
作 为小 说的 《 活着》 ，讲述 的是 “ ” 我
到农 村 收 集 民歌 ，遇 到福 贵 老 人 ，然 后 又 时 刻 刻都 潜 伏 着死 亡 降 临 的 危机 ，而 支 撑 南 方 的 农村 ，一生 贫 困。而 电影 活 着 》 以第 一 人 称 的方 式 让 福贵 老 人 自述 一 生 的 福 贵 在绝 望 中活 下 去 的 ，不是 信 仰 、信 念 福 贵 的生 活 背 景变 成 了 北 方的 小城 镇 ，以
活 着》 前言 中所 说 的 ：“ 位真 正 的作 家 直 接表 现 ，而 是 通过 夜 色 中远 远 奔 来 的～ 一 地 向镜 头跑 来 。这 种 “ 山雨 欲 来风 满 楼
演 艺界 初世 锋 芒 并逐 渐 发 展 到星 光 四 射 的 永远 只为 内心写作 ，只有 内心 才会真 实地 告 群 学 生 ，簇拥 着 死 去 的有 庆 的 担架 ，默默 张 艺谋 如 今也 依 然风 头 不减 ，揽 国 内国外 诉他 ．他 的 自私、他 的高 尚是 多么 突出。” 大 小 奖 于一 身。这 两 个 重 量级 的人 物 因一 而张 艺谋追 求的是一种 生活真 实 ，所 以他 尽 的场 景 更撼 动 着观 众 的心 弦 。可 见 ，与 余 部 活 着》 产 生 了交 集 。 不管 是 小 说版 还 可 能地把 《 活着 还原 于 日常生活 ，把影片 华的 零度 写作 不 同 ．导 演 的主 观情 思 融 进
《活着》的困境——小说与电影的探寻
《活着》的困境——小说与电影的探寻《活着》的困境——小说与电影的探寻《活着》是中国作家余华创作的一部著名小说，于1993年出版。
该小说以一个农民的一生为主线，通过描写主人公福贵经历的家庭悲剧、社会变革和人性困境，反映了中国近代历史背景下普通人物的生存状态。
2000年，该小说被导演陈凯歌搬上电影荧幕，成为一部引人深思的经典电影。
本文将在探讨小说与电影的异同点的基础上，深入剖析《活着》呈现的困境。
一、小说与电影的异同小说《活着》以人物思想、情感的描写为主，通过文字的力量表达人物的内心世界与命运的无奈。
以福贵的视角，读者得以深入感受到主人公的苦楚与悲哀。
而电影将福贵的一生用图像的形式展现，更多地通过动态画面和音频来呈现故事情节，加强了观众与故事的亲情感受。
电影《活着》在剧情上对原著做了一些改编，如增加了福贵和英二的亲情对话，丰富了角色人物的性格和情感。
同时，电影在表现细节方面进行了语言减少，更注重画面的视觉冲击力。
例如，片中用红砖压胸、脸上刺字等形象生动地表达了主人公内心的苦涩和无奈。
二、《活着》的困境《活着》似乎讲述着一个普通农民的命运，但却蕴含了丰富的哲理和对生命的思考。
小说和电影都突出了主人公福贵与时代的关系以及对家庭、社会困境的承受与应对。
首先，福贵作为个体与时代的关系是《活着》展示的一个重要问题。
小说中，福贵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的大时代变革，包括解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
福贵经历了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化，丧失了家庭成员，失去了土地和财产，随着时代的发展，他的境遇也不断发生变化。
而电影在表现上更注重外部因素对福贵命运的影响，如政策的变动、生产劳动等。
可见，福贵的命运几乎完全受制于时代的变迁和家庭的关系，他几乎没有主动改变自身命运的能力。
其次，福贵与家庭的关系也是《活着》所关注的一个重要主题。
小说和电影都通过家庭悲剧的揭示，展现了福贵在家庭困境中的挣扎与痛苦。
从与妻子小云的感情生活、儿子英二病重而脱离家庭的离去，到女儿的嫁妆被带走等等，福贵和他的家庭一直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抉择和挑战。
《活着》_小说与电影叙事艺术之比较
《活着》_小说与电影叙事艺术之比较《活着》：小说与电影叙事艺术之比较《活着》是中国作家余华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一部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文学作品。
与小说相较而言，由张艺谋执导的同名电影在观影体验和叙事方式上有着不同的特点。
本文将对《活着》小说和电影在叙事艺术上进行比较，探讨它们各自的优劣与魅力。
首先，小说《活着》以文字为媒介，具有较大的叙事自由度。
小说通过丰富的语言描写，展示了主人公福贵的生活经历和内心活动。
小说中有大量的细节描写和心理独白，能够更加深入地刻画人物形象，使读者更好地了解福贵的内心世界和情感变化。
例如，在小说中，余华通过不断描述福贵的家庭成员和与他们之间的关系，让读者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他的家庭悲剧和命运的无常。
然而，电影《活着》则将叙事方式转化为影像语言，通过画面、音乐和演员的表演等元素来传达情感和信息。
相较于小说，电影更加注重视觉和声音的刺激，通过具体的图像来让观众更直观地感受故事的情节和人物的命运。
电影可以运用各种影像特效和摄影技巧，将主人公的命运与历史背景相结合，增强了叙事的冲击力。
比如，电影中通过景深、特写镜头和剪辑手法等技巧，让观众更加真实地感受到主人公经历的苦难，增强了情感的共鸣力。
从叙事结构上来看，小说《活着》采用了线性的叙事方式，按照时间的顺序展开故事，从福贵的少年时代一直到晚年，生动地呈现了他的一生。
小说将主人公的一生串联起来，更加完整地展示了他的成长和生活的起伏。
而电影《活着》则在叙事结构上做了些创新，采用了回忆和闪回的手法，使故事更加曲折有趣。
电影中交错的时间线索使观众能够通过主人公的回忆来了解福贵过去的经历，而不仅仅局限于眼前的故事发展。
此外，小说和电影还在人物刻画和情感描写上有着不同的表现方式。
小说《活着》通过福贵的第一人称叙述，向读者展示了他的思想和感受，使读者更能够与主人公产生共鸣。
小说中福贵经历的苦难和思想的转变更为深入地展现出来，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而电影《活着》则通过演员的表演将人物的情感表达出来，观众能够通过演员的表情、动作和声线来感受到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变化。
《活着》：小说与电影叙事艺术之比较的开题报告
《活着》：小说与电影叙事艺术之比较的开题报告1. 研究背景《活着》是余华所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在文坛和影坛都享有很高的声誉。
小说讲述了一位富家子弟的一生经历，包含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如文化大革命、大跃进等。
电影版则是由张艺谋导演，黄晓明、巩俐等人主演。
因此，比较小说和电影的叙事艺术对于理解不同艺术形式的特点，以及对故事的表达的方式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2. 研究目的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比较小说和电影《活着》的叙事艺术表现，包括故事结构、人物形象的塑造、语言表述、镜头语言等方面，旨在探究两种不同的叙事方式，发现其共性和差异性，为深入理解小说和电影艺术的表现手法提供参考。
3. 研究内容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比较小说和电影《活着》的叙事艺术表现：（1）故事结构。
小说和电影的故事结构有何不同之处？是否都采取了线性结构进行叙述？（2）人物形象的塑造。
小说和电影都是通过对人物性格、行为和语言等方面的描写来展示人物形象的。
在脱离文本的情况下，电影如何通过演员的表演来呈现角色内心世界和个性特征？（3）语言表述。
小说和电影语言表述有哪些共性和差异性？电影通过音效、场景、视觉符号等手法表达情感，小说则主要通过语言文字来塑造人物和情节。
（4）镜头语言。
电影中的镜头语言是影片最显著的艺术性质之一，这些画面与音效，电影的总体表现极大地影响了观众的心理感受。
那么，电影版《活着》中的镜头语言有哪些特点？与小说中的文字叙事有何异同？4. 研究方法本文将采用文本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进行研究。
通过对小说和电影的文本和画面进行仔细分析和比较，探究两种不同叙事方式之间的异同。
具体来说，本文将首先介绍小说与电影的背景和主要情节，并对故事结构、人物形象、语言表述和镜头语言进行分析和比较。
本文还将采用实例分析的方法，选取一些典型的场景或对话，比较两种叙事形式的表现手法。
最后将总结出两种不同形式的叙事表现方式的共性和差异性。
5. 研究意义通过比较小说和电影两种不同叙事形式的艺术表现方式，可以深入理解两种艺术形式的特点和表达方式。
中国当代文学《活着电影和小说比较》
《中国当代文学》论文——关于《活着》电影与小说的对比《活着》两个不同版本的作品都带给我了震撼、触动思考，就我的分析来看，余华的小说原著与张艺谋改编的电影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叙述和表达的不同。
余华在小说中这样写道：“这位老人后来和我一起坐在了那棵茂盛的树下，在那个充满阳光的下午，他向我讲述了自己。
”而在电影中，故事由富贵视角的开始：开场就是他在赌场看着皮影赌钱。
余华的叙述角度是客观的，而电影的叙述角度是由主观引入；小说中作者在叙述与老人的回忆同时进行，是以双重层次的叙述展开，而电影是以主角来铺展情节，历史阶段与个人经历共时进行。
另外，小说避免了第一人称可能带来的主观因素，不带修饰和评价，只有老富贵偶有的感慨，平和却不失内力，慢慢地揭开痛苦撕开伤口，镇定而节制。
电影主观的叙述拉近了观众的距离，直观地将苦难接连地速抛于眼前，让观者承受不及，带来极大的震撼。
二、展现形式、风格的不同。
就小说和电影本身来讲，他们所展现的形式，一个是文学，一个是音像。
文学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比较高层次的，作品需被人品读过后主旨要义还要经过人们的想象重现，思考总结及提炼后被感知。
而影视作品相对大众化，感染力在短时间内很强，将小说中抽象的东西具体化，通俗易懂。
文字是最具灵性、感情的东西。
它不仅是一张嘴，把你想说的都说出来，更是一架机器，可以和你的心自由沟通的机器。
通过文字，我可以感受到平淡无奇中的精彩无限，波澜不惊中的激情暗涌。
电影只能给我们直观的感受~而书则可以无限遐想的空间。
小说属于文学形式，档次较高，而电影这是社会普遍的接受形式，比小说更加大众化；小说中的思想和主题是需要读者消化思考的，但电影直接将这些化为感知传达给观众，这是直观而强烈的快感。
《活着》小说以文字描写、展示语言、情节，刻画人物性格，用双重叙事的手段给人以“距离感”，自始至终的平静、少有起伏的情绪以及节奏平稳地叙述，让这种极简的表达方式不仅还原了个人命运、家庭命运的真切与曲折，还让故事在读者的想象中重现，给予它发挥的空间。
电影《活着》与小说《活着》的对比
只要活着就好——电影《活着》和小说《活着》的比较这是，活着本身的警醒；这是，死亡边缘的警醒——题记以笑的方式哭，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余华【开篇】如果生活选择欺骗你，过往的一切也只随浮云飘散，那么你hi选择随风而逝吗？如果活着仅仅是为了等待死亡的一刻，眼前的一切始终是摇曳不定，那么，你以何种方式承受死亡的重量，亦或许，你无法知道答案，生与死这两个字自己也无法释怀，但背景下的中国，却是以既残忍而又赤裸裸的方式向你袒露生与死的定义，而现如今逃离当时背景下的中国，残留在我们记忆中似乎只有对生的渴望，对死的惧怕，我想，这是一个生长在温室中的人是无法体会的刻骨铭心。
一个普通中国家庭对于生存的艰难挣扎，讲述了中国社会变迁的种种利弊；接二连三的死亡，已经成为小说的主线，死亡的背后，延伸的是对旧中国的社会的控诉。
【改编】在中国的大陆，这曾经是一部禁片，在国外，这是一部获奖无数的影片。
曾获法国戛纳第47届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最佳男主角奖（葛优）、人道精神奖全美国影评人协会奖最佳外语片，洛杉矶影评人协会奖最佳外语片美国电影“金球奖”最佳外语片提名英国全国“奥斯卡奖”最佳外语片奖。
这或许就是一个背景下的成果的展现。
葛优、巩俐这两大牌明星的加入，让张艺谋执片导演的《活着》曾风靡一时，且不论及其中的影像技巧，曾做为过一部禁片，可想而知这在中国的影响有多大。
【出入】作为一种文本形式，小说《活着》其所渗透出来的对社会的影响，是同属时代的的小说作品是无可比拟，不是因为她有着多么艳丽的辞藻，也不是因为她行文结构的独特，当让，小说《活着》的叙述结构无非就是简单的回忆体的形式，这仅仅只是一种正常的文体表达方式。
小说体的《活着》更多是是其中所蕴藏着对生命的渴求和对活着的坚韧，且不论及她本身的文本意义，留给我们的是对其更深层次的震撼。
且看现如今的翻拍电影版的《活着》。
无可否认，他也是时代的产物。
或许电影的《活着》让你能明显感受到小说和电影的差距感，电影情节似乎缺少了小说中的强烈的现实感，贴近当时的政治生活是电影拍摄的出发点。
《活着》从小说到电影的对比性解读
《活着》从小说到电影的对比性解读小说与电影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从电影产生开始就一直存在着电影对文学作品的改编，尤其是对文学名著的改编。
本文以余华的小说《活着》和张艺谋的电影《活着》为研究对象，从空间背景结构、人物塑造及命运角度进行对比解读，并挖掘存在差异的原因，认识到小说和电影是两种既相互交融又各具特质的艺术形式。
一、《活着》小说与电影细致对比性解读(一)空间背景结构小说《活着》主人公福贵生活在南方的一个农村，是一个地道的农民，生存的依靠就是土地，整个小说中“土地”这个空间对象就变得相当重要，通过“土地”把农民的生存状态和农民对土地的细腻感情表达地非常完美。
电影《活着》福贵则是生活在北方的一个城镇，变成了一个以表演皮影戏为生的普通市民。
皮影戏比土地更有形式感，除了有光有色有运动，皮影戏还要人开口唱，这就使得电影的听觉语言也就丰富起来了，但是却没有了“土地”的伟大与细腻。
(二)人物塑造及命运小说中的人物以及命运都是用文字表达的，要读者自己去阅读想象，而电影中人物是演员用表演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电影和小说中大部分人物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走向死亡。
这里就以这两个点为切口来分析。
以福贵爹为例，小说与电影中福贵他爹都是在福贵输尽家产之后气死的，但是两者的处理不同：小说中他爹先是病了，等到让福贵还了债，龙二要了房子，他爹再向村里的粪缸走去时，“已经不是走在自己的地产上了”，这才从粪缸上摔下来死了。
而电影中则直接让他在还完龙二的债后，试图去打福贵，一口气没有上来，直接气死了!所以电影中省掉了由鸡到牛的对话，电影的这种处理使冲突更加的剧烈，情节更加的简洁，但是的省略使得作品的意义大打折扣。
二、《活着》小说与电影存在异同的原因(一)电影和小说不同的生产与接受小说是作家一个人的创作，受读者接受等外在客观影响小。
但是电影不一样，电影首先是一个集体创作的活动，面对小说《活着》这个文本的时候，先是经过编剧的改写，其次在拍摄电影过程中还会有导演和演员自己的理解，这样这一改编过程就至少经过了编剧一导演一演员的三层理解，很自然对原著就会有所创造和改动，家珍这个人物形象就是通过巩俐将她表演的更加个性化的；其次是观众的接受，一部电影是否成功评价标准很多时候就是：票房和奖项，这两者其实就是一种观众接受的量化表现，小说中是每个人物的死去尤其是凤霞、苦根的死亡都太具偶然性，给人一种不可信的感觉，所以在电影中就将人物死去与历史背景结合起来，小说中几乎所有的人都死了，死亡的气息太浓，电影中则留下了家珍、二喜、馒头与福贵团圆结局，这样更符合人在现实生活中正向思维和心理，也更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习惯。
小说《活着》与电影《活着》艺术表现之比较
小说《活着》与电影《活着》艺术表现之比较小说《活着》与电影《活着》艺术表现之比较《活着》是作家余华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一部备受好评的小说。
不久后，这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活着》并由导演张艺谋执导，成为中国电影的经典之作。
小说与电影在艺术表现上都具有独特之处，本文将对两者进行比较。
首先，小说《活着》以文字为媒介，运用丰富的语言表达，展现了生活的真实与残酷。
小说中通过详细的描写和人物的内心独白，使读者能够深入了解每个角色的情感和思想。
同时，小说中穿插了许多对社会现实和历史背景的思考，呈现了对人性的思考与探索。
通过余华独特的叙述风格和富有诗意的描写手法，小说打动了成千上万的读者，让人们从中感受到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与此相比，电影《活着》通过画面、音乐、声音等多种元素来传达故事的情感和主题。
电影中，导演张艺谋运用了大量的镜头语言，将小说中的情节生动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影片的画面美学和表演技巧巧妙地展示了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并通过音乐的运用来增强观众的情感共鸣。
电影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被精心策划和呈现，给观众带来了震撼的视觉和听觉体验。
其次，虽然小说和电影都以同样的故事为基础，但它们对于细节的刻画却有所不同。
小说《活着》通过文字的力量，深入细致地描述了主人公福贵的遭遇和人生的起伏变化。
小说以福贵的视角为中心，通过福贵在困境中的坚强和生活的磨难，将读者带入到一个个真实而沉重的场景中。
而电影《活着》则通过影像语言，更加简洁明了地展现了故事的发展。
电影中，导演通过各种视觉元素的运用，让观众一目了然地感受到主人公的命运的起伏，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最后，小说与电影对于主题的关注点也有所不同。
小说《活着》更多地关注人性的探索和对社会现实的反思。
小说通过福贵的经历，深刻揭示了社会动荡和家庭荣辱的细微变化对个人命运的影响，呈现了残酷的人生现实和人性的复杂性。
电影《活着》则更加关注生命的意义和个人情感的表达。
电影中，导演把重点放在了亲情、爱情和友情的展现上，通过画面和音乐的配合，将观众带入到一个温暖而感人的故事中。
211214879_从文字走向影像——浅析小说《活着》的电影改编
089［摘 要］ 《活着》是作家余华的代表作之一，讲述了徐福贵所经历的人生变化及他的家庭不断经受着的苦难，到最后他的亲人都离他而去，只剩下年老的他和一头牛相依为命。
优秀的文学作品总会受到人们的青睐，1994年，小说《活着》被张艺谋导演改编成电影《活着》。
电影的改编是对小说内容的精炼与浓缩。
从不同的角度浅析小说《活着》的电影改编：第一部分从叙述角色的转换这一角度分析；第二部分从故事情节安排的变化这一角度分析；第三部分从意象这一角度分析，主要以“皮影”这一意象为例。
从经典的文字描述到精彩的影像演绎，不同的《活着》版本让人们领会“活着”真正的意义。
［关 键 词］ 《活着》；小说；电影；改编从文字走向影像——浅析小说《活着》的电影改编李梦楠一、引言人们常说：小人物，大社会。
长久以来，个人的生命历程往往是所经历的时代的反映，普通人的一生往往就是他所处时代的缩影。
余华的《活着》正是通过徐福贵这一人物的命运及家庭变化展开论述的，而张艺谋导演改编的电影《活着》更是对徐福贵这一人物进行了细致的刻画。
从文字走向影像，无论《活着》如何改编，作者和导演都在讲述人如何承受生命中的苦难，讲述人是为了活着本身活着。
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浅析小说《活着》的电影改编，让读者能够从不同的角度领悟活着的真正意义。
二、叙述角色的转换（一）小说中的叙述视角在小说《活着》中，作者余华运用了两个叙述者，这两个叙述者分别是“我”和福贵。
小说中的“我”是一个去乡间收集民间歌谣的人，在收集民间歌谣的途中遇到了一位老人福贵，并听他讲述了自己一生的经历，“我”是扮演对福贵一生经历的重述者。
这里的“我”并不是作者本身，而是作为一个叙述者陈述别人的故事，作为小说故事中的旁观者，“我”与故事中的主要事件有一定的差距，但是这种差距反而让“我”对故事情节的叙述更加客观。
“我”虽然是小说中的第一人称，但这个“我”同所讲述的故事情节几乎不发生任何关系，仅仅是个旁观者而已，这样的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更加接近。
《活着》原著与电影改编
当谈原著与改编电影的比较时，通常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二者的差别.（活着的改编淡化了小说的悲剧性）一．背景结构不同小说《活着》主人公福贵生活在南方的一个农村,是一个地道的农民，生存的依靠就是土地通过“土地”把农民的生存状态和农民对土地的细腻感情表达地非常完美。
背景放在农村这个贫穷落后的边远地区,仿佛这样更能衬托出小说中人物的悲惨。
电影《活着》福贵则是生活在北方的一个城镇，变成了一个以表演皮影戏为生的普通市民。
使得皮影戏成为贯穿始终的线索：（开始皮影是福贵的玩物——输光家产之后操起了皮影这一行当——被拉壮丁时，靠表演皮影戏使他远离战争的最前线—-靠着这箱皮影，福贵换回了一张全家人的“护身符”一解放军开的参加过革命的证明。
——皮影最终也没能保住，在文革破四旧中被付之一炬了。
——影片结尾，尘封的皮影箱被拿来装外孙馒头的小鸡，福贵一家人生活的希望再次被点燃。
）二、叙述方式不同小说是由“我"一一个民歌采集者的所见所闻展开故事情节的、小说采用了循环叙事的方式。
小说以“我"在夏日的阳光下听福贵老人讲述他的人生之旅起笔，归于黄昏时老人的故事终结。
而福贵老人的故事本身是也一个完整的回环。
这种循环的叙事方式,把整部小说串连了起来,同时在故事里面又有故事的循环，层层循环，增强了文学的艺术欣赏性。
(小说中，作者采用“无我的叙述方式”。
从“我”到富贵（小说开头，由“我”引出主人公富贵)，又从富贵到“我”(结束全篇之目的），富贵异常平静地将自己悲惨的一生娓娓道来(从容地，很自然地述说）;作者刻意排除主体对苦难人生作明确的价值评判和情感渗透，好像站在“非人间的立场",客观冷静地叙述人间的苦难。
小说中压抑灰色的笔触，使人几乎屏住呼吸视听。
）(另一种表达）电影删去了“我"这条线索，采用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展示人物命运,使观众只能看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进入身临其境的逼真状态。
而在张艺谋的电影里被改成仅仅从第三者的角度观看福贵的故事,看这一家人的悲欢离合.这样的直奔主题的安排让人觉得突兀，没有了艺术的欣赏性.删的目的是为了突出主题，使主要线索更加明晰。
《活着》：小说与电影叙事艺术之比较
《活着》：小说与电影叙事艺术之比较《活着》是中国作家余华创作的一部小说，该小说所描绘的我国近现代历史，以及一个平凡人在逆境中的生存与奋斗，引起了宽广读者的共鸣与沉思。
后来，该小说被导演张艺谋搬上了大银幕，成为了一部备受瞩目标电影作品。
本文将从叙事结构、角色塑造、视觉呈现等方面对小说与电影进行比较，以探究两种艺术形式的差异和互补。
叙事结构是小说与电影表达故事的基础。
在小说中，余华通过一种线性的时间结构来叙述王二生命的不同阶段，与主线融合得较为自然。
小说以王二家的世代相传的家庭琐事开篇，随后通过描写其父亲、他自己的冒险经历，到最后面对家族式微、生活艰辛的现实。
整个叙事过程中，时间跨度较大，呈现出扑朔迷离的生活状态，既有痛苦，也有喜悦，使读者更为全面地了解主人公的命运。
而电影版《活着》则运用了双线剧情，通过交叉的时间序列，机灵地呈现了主人公王二的故事。
双线剧情的使用，使故事更抓紧凑，悬念更加突出，在有限的时间内，让观众深度地感受到主人公的遭遇与变化。
角色塑造是叙事艺术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小说中，余华通过对王二面临的逆境和所经历的磨难进行深度而细腻的描写，呈现了一个坚韧、乐观、不轻言放弃的平凡人。
王二的坚持与努力，让人们对生活有了新的沉思。
同时，小说还通过其他一些人物形象的塑造，如妻子王凤英，呈现了一个传统女性在逆境中留下坚毅印记的形象。
电影版则通过演员舒淇的出演，为王凤英这一形象赐予了更加鲜亮的个性。
舒淇通过精准的表演，将王凤英的苦恼、忍耐和决心呈现得更加生动真实。
两种形式的刻画方法各具特色，小说突出了对王二的全景式描写，电影则以舒淇的形象，单方面突出了王凤英的抗争和坚持。
视觉呈现是电影独有的特点，可以直观地影响观众的感受和情绪。
电影《活着》通过画面的美学构建，将王二家的生活环境、农村变迁的历史背景以及人物的心里世界，呈现得分外感人和震撼。
尤其是电影中表达农村生活艰辛的场景，通过真实的视觉呈现，让观众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农夫的辛苦和生活的无奈。
《活着》小说与电影的异同大家谈
《活着》小说与电影的异同大家谈从余华的小说《活着》到张艺谋执导并改编的电影《活着》，都吸引了众多读者和观众的关注。
由于小说和电影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法以及两位艺术家不同的艺术追求，使得《活着》拥有了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进而产生差异性，同时也存在共同性。
不管是小说版还是电影版的《活着》，作家和导演都在讲述人如何承受生命中的苦难，讲述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
正如余华所说:“就是这篇《活着》，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乐观的态度。
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
”(《活着•前言》)从内容上来讲，小说以“我”为叙述者，在东游西逛中遇到了老人富贵，听他回忆了苦难而平淡的一生。
电影则以正叙的手法展现了富贵从4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前后的生活经历。
我现在从叙述视角的转变、作品色调的变化、题旨风格的演变来对比分析《活着》的小说和电影，就二者的相同和不同之处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略解，并从整体角度上总结了它们各自的特色。
一、叙述视角的变化作为小说的《活着》，讲述的是“我”到农村收集民歌，遇到福贵老人，然后又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让福贵老人自述一生的经历。
这时，虽然“我”也存在于作品中，但是对于福贵的人生，“我”只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小说中也没有作者的主观情感，作者采取的是“对故事中的人物和事件的无动于衷或不动感情的态度”同时也是福楼拜所谓的“冷漠性”。
而小说改编成电影后，很显然导演张艺谋把“我”这个主体去掉了，直接把福贵推到银幕之前，用全知叙述的方式让观众从第三者的角度来看福贵一家的命运。
影片中也融入了导演自身强烈的感情色彩，通过黑白的色调、静态音的处理、悲凉的民族音乐来对于生离死别的场面渲染，显然让观众留下了不少眼泪。
这种变化同时显示出了余华和张艺谋的不同艺术追求，从小说中可以看出余华追求的是一种内心真实，这就是作家在《活着》前言中所说的:“一位真正的作家永远只为内心写作，只有内心才会真实地告诉他，他的自私、他的高尚是多么突出。
简析小说《活着》的电影改编（推荐5篇）
简析小说《活着》的电影改编（推荐5篇）第一篇：简析小说《活着》的电影改编简析小说《活着》的电影改编摘要：同样是关于死亡和活着的主题，电影改编和小说作为两种不同的话语结构各有其独特之处，改编在叙事结构和具体操作方式上都不同于小说。
张艺谋对《活着》的改编是比较成功的，他在基本保留了原著的主旨的同时，也以电影的展现方式赋予了《活着》更多层的意蕴，虽然在表现深层次的东西上没有达到文本的效果，但也可称为成功的改编。
关键词：《活着》改编对比《活着》是余华写的一部关于死亡的小说，余华的作品往往充盈着阴郁的气氛，暴力和死亡在他的作品中占有很大的分量。
《活着》虽然也是在写死亡，但是字里行间却透露着含而不露的温情和幽默。
电影《活着》是张艺谋根据该小说改编而成，在主题的选择上变动不大，都是通过主人公福贵经历的半生浮沉表现人对生存的坚持。
电影与小说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话语结构，虽然它们在终极目的上是一样的，但是在具体的操作方法和叙事节奏上有很大的差别。
小说通过文本与读者交流，旨在关注实物背后的，深层次的东西；而电影就要丰富些，通过光影声色与观众直接接触。
电影《活着》是张艺谋早期的作品，虽然后来因某些原因被禁播，但作为一个电影艺术作品还是受到很多的肯定和褒奖。
作为小说的《活着》和作为电影的《活着》，孰好孰坏，我们是无从定论的，因为我们至今还不能为这两种不同的话语找到一个课供衡量比较的标准。
在这里我们可以简要分析一下电影改编的得失之处，既是改编难免在某些方面与原著进行对比。
首先，从故事的讲述方式来看。
原著中的讲述方式明显是经过精心安排的：“我”作为一个民间歌谣的采集者在乡间遇到“名叫福贵的老人”，通过交谈我听到这样一个故事。
故事的主题是通过福贵的自述来讲的，表现福贵对生活和命运的理解和近乎达观的超脱，故事在第一人称“我”的主观性表达下显得更加的感人和充满温情。
小说以福贵一生为主线讲述了他从父母、妻子、儿女齐全的地主家少爷到身边的亲人一个个的死去，临老与一头老牛相依为命的凄凉悲苦而又充满温情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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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有感
余华的《活着》讲述的是中国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一个地主家庭发生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对叫福贵和家珍的夫妻。
讲述的是纨绔子弟福贵由开始的吃喝玩乐，嗜赌如命，从解放前的富家子弟变成一穷二白的穷人，与在其妻子在困苦中争取生存的空间，经历解放后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革一家人的经历。
这部电影中有很多的细节和剧情让我感悟颇多。
首先在影片的开头在那男主人公福贵尚未出场以皮影戏就作为开场白先
期出现赌场的背景中，为人生如同一场皮影戏埋下了伏笔。
皮影戏和福贵在影幕上反复交相出现，我个人觉得这绝不是为了热闹和玩民俗的把戏，而是张艺谋准确无误地在向观众强调福贵就像那受人控制的皮偶一样，对自己的命运无可奈何。
影片前在福贵在输尽家产，为了生活，抛妻弃子，远离家乡，成了巡回皮影戏团的班主时，富贵的一生注定了身不由己，是命运的玩偶。
还有就是影片最令我感动的是福贵的妻子家珍对福贵的真诚的生死与共的爱情，在福贵家庭没落时，不离不弃，同呼吸共患难，以及对老人和孩子真诚的爱，有福同享，有难同担，这看似伟大的爱情其实同我们的父辈所经历过的和所拥有的爱情没有区别。
还有就是当上区长的春生倒车撞倒了墙，压死了她儿子有庆时，她曾对春生冷言冷语，怒目以待，“死活不让他进门”。
但当春生被判为走资派，妻子自杀，旁人疏远并划清界线被弄进牛棚，他不想活下去的时候，她说他还差徐家一条命，劝他不要自寻短见，好好活着。
人物的性格特征在影片中显然易见。
其实影片中还有很多的镜头都很让人感动。
我觉得文字影像化真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这部电影与原著有不少的出入，一方面，小说有一个双重的叙事结构，
叙事者是在听一个老人的回忆，这个结构加强了“省视”的意味，既是一个老人对自己一生的回顾，也是一个年青人，一个知识分子对历史的重述与反省。
在《电影》中，这种双重叙事结构被取消了，变成了传统的全知全能的叙事方式，来讲述福贵的一生。
但这种叙事方式，倒不见就不如小说。
虽然对历史的反省，没有通过结构来加以强调，但是影片对于故事的沉痛从容的叙述，本身能够起到这个作用。
另一方面电影实际上有一部分与小说不符，就是电影中有庆是被春生撞死的，而小说是有庆学校的校长，也就是春生的女人生小孩难产，需要输血，有庆的血型对，于是被抽成了人干死的。
还有就是在小说中凤霞走后三个月家珍也走了。
馒头四岁那年二喜死了，是在工地干搬运的时候被两个水泥板子压死的。
馒头在后面也死了，最后只剩下了福贵一个人和一头牛，来继续一个“活着”走向生命的尽头，我们可以预知他的最后命运；。
在电影中，只拍到女儿的死，接下来就是一个添加上去的结尾，就是影片《活着》。
电影洗掉了余华的血腥，电影保留了四个人，或许这也是张艺谋所要表达的一种希望，避免了看到最后一丝希望后的又一次绝望。
相较于小说，我比较喜欢电影因为余华小说写的太过血腥已无所谓绝望和希望，富贵对死或者活着已经是毫无知觉，就像是注射了麻药的病人一样对疼痛毫无知觉，让人感觉社会很残忍，生活很残忍，作者很残忍，感觉没有一丁点的晴天，诚然电影中的福贵少了小说中坚韧多了一份苟且，但我们知道了什么是珍贵，深深为影片中的福贵感到欣慰。
吕霞 A8 11101089。